浅析“管仲之器小哉”之“器”的含义佚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1年第3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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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3期 ID: 148204

[ 佚名文选 ] 　　

浅析“管仲之器小哉”之“器”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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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管仲之器小哉”之“器”的含义

◇ 佚名

　　摘要：对于《论语·八佾》篇“管仲之器小哉”一句中“器”字的解释历来看法不同，影响最大的两种说法分别是魏代何晏所言的“言其器量小也”和宋代朱熹的“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本文结合“器”字在古代文献中所具有的几种含义，通过《论语》当中孔子对于“器”的相关论述以及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试说明在这两种说法中朱熹的注解应该更加贴近孔子的原意。
　　关键词：《论语》管仲器君子孔子
　　
　　“管仲之器小哉”是《论语·八佾》之中孔子评论管仲的一句话，这句话中的“器小”是何含义，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以下两种说法：一是三国时何晏在其《论语注疏》中提出的“器小”为“言其器量小也”[1](P42)，另一种是宋代朱熹在《论语集注》当中所言的“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2](P27)。后来的学者在解释这句话时，多择何注或朱注其一。如康有为《论语注》采用朱熹说，言“孔子辩之器小，言其不知圣贤之道，天人之理，正身修德，以致王道”[3]；钱穆的《论语新解》择何晏说，言“器，言器量，或言气度”[4]；再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采用何晏说，言“器小”为器量很窄[5](P31)；李零则取朱熹的说法，认为“器小”应解释为不成大器之意。[6](P99)本文结合“器”字在古代文献中意义的变化，通过《论语》当中孔子对于“器”的相关论述以及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在前人各家说法的基础上加以对比甄别，以尝试对“管仲之器小哉”中“器”的含义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器”字含义
　　
　　从早期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器”字常用的解释有以下几种。
　　“器”字在古代汉语中本意是指器皿。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言器为“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用皿来直接解释器。同样，《说文解字》中对“皿”字的解释则为：“饭食之用器也。”“器”字和“皿”字为一种互释的关系。可见，“器”字在当时最基本的含义便是器皿之意，这一点在我国古代最早的辞书《尔雅》当中也可见端倪。《尔雅·释器第六》中，共列举包含礼乐、渔猎、衣饰、车辆、饮食、金银玉器等生活、行为各方面用具132种。[7]郝懿行《尔雅义疏》中释题说：“器者，《说文》云：皿也。械字解云：一曰器之总名，一曰有盛为械，无盛为器。案：器械通名耳。《少仪》云：不度民械，不瞥重器。郑注：民械，民家之器用，是器械古通名。今但以兵仗为械矣。此篇所释皆正名辨物，依类象形。至于豆篷旎虚礼乐之事而略载于篇者，以皆器皿之属也。若乃衣服饮食非可以器言而杂见兹篇者，以本器用之原也。”[8]由此可见，虽然古今所言之“器”包含的范围有所差别，但在“器”字本意原指器皿这一方面则是一致的。
　　除了这种基本含义，在古代文献当中提到“器”，还有一种用法是将之与“道”、“君子”相联系，借用比喻的修辞方式将其含义虚化。在《周易·系辞》、《道德经》等经典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论述。
　　《周易·系辞上》有言：“乾坤其易之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9](P344)这句话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以算作对“道”与“器”之间关系的最早论述。单就字面含义来讲，这句话可以翻译为：“六十四卦是有形的东西，其中蕴含着无形的易，这就像有形的器蕴含着无形的道一样；道之所以无形是因为道是形而上的，器之所以有形是因为器是形而下的。”[10]但细究起来，学界对何谓“形而上者”、何谓“形而下者”说法并不一致。如唐人孔颖达言“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谓之器也。”[9](P344)认为有形与无形是区分“器”与“道”的标准，形由道立，器由形成。宋朱熹则言：“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个形迹。有道须有器，有器须有道，物必有则……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见，而其理难知。”[11]言“器”和“道”犹如形迹和道理，二者对立统一，有形的器中蕴含无形的道，“器”可见，蕴藏了“道”，但“道”难知，不可见。尽管说法上有所差别，但我们可以看出，在《周易·系辞上》中“器”字的含义由单纯的“器皿”扩大到了有形体、形迹的物体，是“有形物体”之类的总名。
　　相比于《周易·系辞》，老子《道德经》中“器”的用法则更为抽象。《道德经》第四十一章有言：“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12](P113)历来对于“大器晚成”一句的争论大多集中于“晚”字是否“免”、“曼”或者“无”所误之上；对于“大器”，后世则多认为是比喻大才。汉河上公的《老子道德经章句》对此句解释为：“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琏，不可卒成也”[13]，对后代影响甚远。如魏王弼注曰：“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别，故必晚成也”[12](P113)，宋代范应元注曰：“器之大者，真积力久，故晚而成。”[14]“器”字在这里所具有的含义，更加接近一种人所能够达到、具有的境界或成就。这一点可以在《道德经》第六十七章中找到相关论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12](P170)在这句话中，“成器长”和“勇”、“广”作为一个层面上的词语使用；“勇”是人所具备的一种美德；“广”是人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或道德境界；以此推之，“成器长”就应是人所能够具有或者达到的一种状态。王弼注曰：“唯后外其身，为物所归，然后乃能立成器为天下利，为物之长也。”[12](P170)言人立而成器从而为天下利，明白地指出这里的“器”是人能够达到的境界。因此可以看到，在《道德经》的时代，“器”字已经有了比喻人经过努力所能获取或达到的才能、道德境界、人生状态的这种含义了。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器”与“量”成为一个复合词，以器皿的容量来比喻人的胸襟气度呢？据考证，“器量”一词最早在文献中出现是在《周礼·天官·酒正》篇中：“唯齐酒不贰，皆有器量”。但此处的“器量”指的是器皿的容量，并不是指人的气度胸襟。非常明确以才识、度量解释的“器量”一词，今天较早地可见于东汉末年蔡邕的《郭有道碑文》：“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其后唐、宋诸代，皆有这一含义出现。如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中的“宪宗朝，则有杜邠公之器量，郑少保之清俭……亦各行其志也”，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沿袭》中的“孟东野‘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吴处厚以渠器量褊窄言乃尔”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器”字与“量”字成为复合词，比喻人胸襟气度这一用法很可能是在东汉末年才衍变出来的。
　　据此可以看出，如果从“器”字在古代文献中的意义方面来说，“器”字用来比喻人的才华、境界、道德状态这一用法出现在和《论语》时代较为接近的《道德经》中，而用作复合词、以器皿容量比喻人胸襟气度的“器量”则应晚于《论语》的成书年代。如此，则何晏对“管仲之器小哉”的“言其器量小也”这一解释未免有以今词解古人之说的嫌疑。那么，如果从《论语》原文来看，哪一种解释相对而言更加准确呢？
　　
　　二、孔子《论语》中的“器”
　　
　　在《论语》当中，“器”字共出现六次。除了“管仲之器小哉”之外，分别为：《为政》篇中的“君子不器”，《公冶长》篇中的“女，器也”、“何器也”，《子路》篇中的“及其使人也，器也”和《卫灵公》篇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其中，“君子不器”之“器”取“器”字本义器皿的比喻义，译为“像器皿一样有固定的用途”；“女，器也”和“何器也”的“器”字取本义器皿；“及其使人也，器也”的“器”同样取比喻义为随其器才而使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意为工具。在此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以上几处所涉及到的“器”字，并没有出现与“量”相联系的复合词用法；而朱熹采用“器”比喻义的用法却是可以找到相似例子的。但是在这里究竟哪个含义更加合理并不能仅以此而下定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论语》中的“器”是怎样一个概念。
　　子曰：“君子不器”，这句话中涉及到了两个概念，即何谓“君子”和何谓“器”。
　　“君子”这个词，在古代文献中一般是指“有德且有位”者，即血统、身份高贵且道德修养高尚的人。及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缺乏道德修养和君子风度，达不到孔子认为的“君子”的标准。因此《论语》中出现的“君子”一词被孔子赋予了新的含义，指代那些有高尚的道德，却不一定有显赫身份者。[6](P52)何晏《论语集解》注曰：“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1](P19)朱熹《论语集注》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2](P14)二者大意相同，都言君子不能像器皿一样只有固定的用途，即不能专于一技。但实际上孔子所言的“器”，似乎并不仅仅是指专于一技这么简单。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孔子在《公冶长》之中对他两名弟子子贱和子贡的评价来窥其一二。
　　《公冶长》5.3：“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斯焉取斯？’”[5](P41)
　　 5.4：“子贡问曰：‘赐也如何？’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5](P42)
　　孔子认为这两位弟子当中，子贱是君子，子贡是器。子贱名为宓不齐，字子贱，少于孔子四十九岁。对于孔子的这位学生典籍中并没有过多的记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关他的事迹只有孔子赞他“君子哉若人”的评价以及其为单父宰之事，说其有才智且谦虚恭谨。《孔子家语》记载他“不齐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15]，称他有识人之贤，并能够针对自己的情况去请教学习。西汉刘向的《说苑》说他理单父时认为“任力者劳，任人者逸”，从而“弹琴，身不下堂，单父理”，是一位“任人者”[16]。从这些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到子贱是一位知人善任、谦虚自抑且好学之人。孔子谓其为君子，恐怕与他这种品质不无关系。因为若论功绩事迹，子贱在孔子弟子中似乎算不得非常突出：古人对孔门弟子有所谓的“四科十哲”之说，《论语·先进》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5](P109)十哲之中并无子贱，而子贡却作为言语科的代表人物被提了出来，足以说明在才学成就方面，子贱是没有办法与子贡相比的。
　　子贡名为端沐赐，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作为孔门言语科的代表人物，子贡长于言语，善于外交。在田常欲伐鲁之时，子贡经孔子许可出使，凭借巧言善辩与高超的外交手腕周旋于各国之间，将鲁国的滔天祸事消弭：“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17](P2201)，这样的功绩无疑说明了子贡的言语和外交才能之高。同时，子贡非常有商业才华，为仲尼弟子中最为富庶者，甚至被司马迁载入《史记·货殖列传》：“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乎？”[17](P3258)子贡所到之处，国君与他行宾主之礼而非君臣之礼，并使孔子之名扬于天下，孔门弟子中能达到如此成就者，几乎可以说是唯此一人而已。且子贡极为尊师重情，《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18]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17](P1945)可是这样一位多才重情的弟子，在孔子的评价中却只是“器”，比不上被称为“君子”的子贱。据此我们不难推测，子贡之所以为“器”而非君子，恐怕是在道德方面比不上子贱，未能达到孔子的要求。
　　事实上子贡在德行方面也确实有令孔子不满的地方。《史记·孔子世家》中载孔子被困于陈蔡之时有这样一段记载：“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至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17](P1931)子贡认为孔子应该降身以容于世，这种言论与孔子的道德理想显然是不相合的，故孔子直言斥其“志不远矣”。在子贡说自己“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5](P45)时，孔子直言说“非尔所及也”。可以看出，子贡在孔子心中之所以只能算重要之器而非君子，与其高才却德行不足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孔子所言的“器”，应该是指那些只专注于技能，不修道德，以至于有器之用却未有道之明者。道德不足，则无论其才能多么突出，都只能是“器”而不是君子。[19]而这一评价，与《论语》当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相合的。
　　
　　三、《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
　　
　　《论语》当中涉及到对管仲的评价共有四处，分别是《八佾》篇的3.22，和《宪问》篇的14.9、14.16、14.17，其中《八佾》篇体现出孔子对管仲的非议，《宪问》篇三处则体现出对其的褒扬。原文如下：
　　3.22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5](P31)
　　14.9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
　　问子西。曰：“彼哉！彼哉。”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5](P145)
　　14.16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5](P149)
　　14.17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5](P149)
　　《宪问》篇中，孔子给管仲的才能与功绩以极高的评价，说他能够在齐桓公夺了伯氏封地封给他之后，使伯氏“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具有很强的治人能力。在子路、子贡先后对管仲事公子纠与齐桓公相争，之后不能为公子纠而死，反而给齐桓公为相这种行为提出质疑时，孔子高度赞扬了管仲的功绩，言其使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不以兵车”，让百姓至今受到其功绩泽被，得以不被蛮夷所统治；并认为这种功绩已经可以算是管仲的仁德。在《论语》当中，能够得到孔子“仁”评价者极少，管仲凭借其才使齐桓公施以德政，惠及百姓，在结果上达到了“仁”的效果，这无疑是极高的评价。然而管仲虽然有其功绩，却仅仅是因其才能所致，非出自其仁爱之心而故意为之，故仍被孔子言为“器小”。从这一点可见，“管仲之器小哉”之“器”并不是仅仅指才能而言，而是包括了道德仁爱。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对“管仲之器小哉”的两种注释当中，何晏的“言其器量小也”是从管仲的性情、胸襟方面而言；朱熹的“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则是从道德方面而言。《八佾》篇中“管仲之器小哉”句之后，有人问孔子管仲是否俭而知礼。孔子认为，管仲不俭，不知礼。在此如若从何晏注，将“管仲之器小哉”译为管仲的器量很小的话，前后文的逻辑关系显然是有问题的：后文中只说了管仲在道德方面存在的两种问题，对于其性情、胸襟的缺点并无涉及，这就造成了孔子的评价与后文中的解释不相关。而若采用朱熹之注，以“器”字的比喻义将此句解释为“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这句话便较为合理了。上文已经指出，孔子所言的“器”应是指那些只专注于技能，不能修道德，以至于有器之用却未有道之明者。“管仲之器小哉”恰恰是说明管仲虽然有着极高的才能功绩，但在道德上却有极大欠缺。孔子有言，“不知礼，无以立”，“俭”和“知礼”都是人生中的美德，“知礼”尤甚。管仲虽才华过人，功绩斐然，然而道德上却有如此大的欠缺，孔子言其“器小”也不足为怪。朱熹评价管仲和子产的“管仲之德，不胜其才。子产之才，不胜其德。然于圣人之学，则概乎其未有闻也”[2](P141)应与此句中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大致相合。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器”字在其它古代文献中的含义、《论语》中“器”字的含义还是从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来说，朱熹的“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说都比何晏的“言其器量小也”更加合理。因此，笔者认为对“管仲之器小哉”中的“器”字的解释，采用朱熹的说法更加符合《论语》原意：它所表达的是孔子对于当时的名人虽功耀千古，却终究在道德上有所欠缺，不能达到孔子理想中贤臣标准的慨叹。
　　
　　注释：
　　[1][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宋]朱熹：《论语集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版。
　　[3][清]康有为：《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4]钱穆：《论语新解》，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72页。
　　[5]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6]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陈焕良，曹艳芝：《<尔雅·释器>义类分析》，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57-63页。
　　[8][清]郝懿行：《尔雅义疏》，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版，第152页。
　　[9][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史宁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评析》，古代文明，2010年，第3期，第37-41页。
　　[11][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6页。
　　[12][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13]王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5页。
　　[14][宋]范应元注：《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页。
　　[15][魏]王肃注：《孔子家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16]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8页。
　　[17][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18]《说文》：“赣，赐也”，贡，本义作“献功”，亦通“赣”，赐予之意。《尔雅·释诂上》：“赉、贡、锡、畀、予、贶，赐也”。故子赣即子贡。
　　[19]赵昀晖：《从“君子不器”看孔子所论“仁”与“礼”的关系》，学术探索，2010年，第3期，第115-118页。
　　
　　（张宁北京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1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