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陈白露这个在《日出》剧中并非处于戏剧冲突中心的贯穿式人物，笔者根据戏剧情境论的观点，选取《日出》剧中与她直接或间接相关联的人物情境，分析导致她人生悲剧的主要根源。
　　关键词：《日出》 陈白露 戏剧情境论 人物情境 贯穿式人物 悲剧根源
　　
　　曹禺先生在《＜日出＞跋》中这样写道：“在《日出》里每个角色都应占有相等的轻重，合起来他们造成印象的一致。”他“想用片段的方法写出《日出》，用多少人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1]（P390），他认为“《日出》里没有绝对的主要动作，也没有绝对的主要人物”[1]（P392）。
　　因此，《日出》中有一个人物，她不是各种矛盾的焦点，也不是冲突的幕后导演，但是，缺了她，《日出》“零碎”的“片段”无法联接，其他人物也无法登场，她就是十里洋场赫赫有名的交际花——陈白露。对于这样一个出现在“没有绝对”“主要动作”的剧作中的“贯串人物”[2]（P212），人们一般不用传统的戏剧冲突论来分析，但可以用戏剧“情境论”的理论，透过情境片段清楚地聚焦起陈白露的人生轨迹。
　　戏剧“情境”一般包括三个要素：人物生存与活动的具体环境、对人物发生影响的事件以及一定的人物关系。[2]（P109）“情境论”认为，戏剧的对象是“人的内心与行动的交合，情境则是两者交合的契机”[2]（P106）。人格进入特定的情境，凝结成具体的动机，导致行动，从而完成自我表现，“情境乃是人格的规定形式和实现形式”[2]（P124）。因此，“情境论”主张情境才是戏剧的本质，是戏剧的完整的结构形式，是戏剧中人的内在生命运动的规定形式和实现形式。
　　“情境”三要素的核心是人物。从《日出》所构成的人物情境看，剧作家赋予陈白露交际花身份，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1）串联起一个个令人“惊异”的“横断面”，给群像登场提供了有效的活动空间；（2）架构起影响陈白露命运的主要事件：爱情挫折、方达生求婚、小东西失踪和潘月亭破产；（3）编织起三组与陈白露相关联的主要人物关系网：直接相关者——方达生、潘月亭及诗人，间接相关者——小东西、翠喜、李石清和黄省三，幕后掌控者——金八。
　　剧作家通过这三组人物关系网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件，多侧面、“零碎”地展现了陈白露的性格及遭遇。从塑造人物的作用看，这些群像既有交代陈白露遭遇经历的叙述式人物，也有烘托人物性格命运的映衬式人物，还有推动情节发展的情节性人物。
　　
　　一、“竹均情结”的唤醒者——方达生
　　
　　××大旅馆，现代、华丽而又杂乱、荒唐、阴暗的休息室，相继出现了许多怪异的人物。而“书呆子”、“乡下人”方达生的到来，揭开了陈白露神秘的面纱。
　　方达生始终未明白，出生书香门第、受过文明教育的陈白露，为什么混迹于十里洋场。而他的出现却给陈白露的生活增添了欣喜，唤醒了陈白露的“竹均情结”。
　　陈白露情不自禁地和方达生一起欣赏霜花的情境，表现出的“娇痴可喜”与戏开场“倦怠”、“漠然”的表情相对比，使陈白露判若两人；她回味自己芳名时显出的“甜”和“苦”，传递出她对童贞的留恋以及回忆自己经历的痛楚，分明是陈白露从“竹均时代”走向“白露时代”的心路见证，也暗示出她对目前“漂泊人”生涯的“厌恶”。
　　对于方达生的不理解，陈白露大胆陈词：“我没有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这是她面对达生时，良心和尊严的告白，是受过“五四”思潮影响的女性自我个性的宣言，表露出白露式的自尊、独立与开放。然而，陈白露为了眼前的享乐，又无奈地认为“我是一辈子卖给这个地方的”。她拒绝了方达生的求婚，并撕毁了车票，显得很自主；但是她又希望他留下，消除她内心的寂寥。陈白露依然是一个自负却又依附于有钱阶层的风尘女子。虽然她凭着女校高材生的才华和结交明星、慈善委员的经历，一个人闯出了这番天地，但终究未能摆脱中国封建女性所固有的狭隘的依附性。
　　从情境构成来看，方达生的到来唤起了陈白露的“竹均情结”，为陈白露偶遇并救助小东西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依据。而之前，孤傲、自负的陈白露一直未理睬潘月亭，“让他等了一夜”。是小东西的突然出现，使陈白露顿生主动讨好潘月亭以救助小东西的念头，从而表现出她前所未有的良知、母性和抗争，丰富和完美了人物的个性。
　　戏剧人物在特定的情境中诠释着各自的本性，这些本性又在不同的情境中发展，推动人物命运的转换。方达生的出场，唤醒了陈白露以往的“竹均情结”，揭示了陈白露同情小东西、拯救小东西的情感动机；同时也在人物内心形成了新的冲突：道德纯净的“竹均”与放荡堕落的“白露”之间的激战——最终陈白露以心中永远的情人（诗人）的眼光，发现自己真的已经“堕落到没有法子挽救的地步”而彻底崩溃。
　　从人物内心冲突来看，剧作家以“白露”在“日出”前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预示着“时日皆丧，予及汝皆亡”的鬼魅世界的结束，也昭示了交际花“白露人格”的彻底失败。
　　
　　二、内心世界的隐喻者——翠喜
　　
　　随着小福子的命运的展开，剧本展现了“宝和下处”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虽然，翠喜与陈白露终未谋面，但是基于曹禺先生“每个角色都应占有相等的轻重，合起来他们造成印象的一致”的创作理念，“她体现了‘人类渣滓’的另一种状态、另一种阶段”[3]。这里的“另一种”，岂不是暗示陈白露也应属于“人类渣滓”的一种？
　　一个是上流社会赫赫有名的交际花，周旋在有钱有名誉的银行家、实业家、小官员的身边，坐着汽车，喝着洋酒，住着高级旅馆；另一个是“为人欺凌蹂躏到几乎完全麻木的”老妓女，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类的渣滓”。两者虽然处境大相径庭，但内心却有几分相似。
　　陈白露凭着自己的牺牲，理直气壮地过着被人追捧的生活，但是在李石清眼里，她是“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她从开始就在等待着“幸运来扣她的门”。华美而喧嚣的生活掩盖不住她灵魂的空虚，在她逢场作戏、强颜欢笑的深处是自嘲、倦怠、厌恶、自负和孤寂的悲泣。
　　生活在另一个“破敝”世界里的翠喜，为了生计，人老珠黄仍要涂脂抹粉，“一分钱买一分货”，“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1]（P393）她卖笑的内心是惨淡、无助、失望、怨愤的：“人是贱骨头，什么苦都怕挨，到老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么。”此时“求生不得，求死不得”[1]（P393）的翠喜，当初也许会有小翠寻死的念头，但现在为了年幼的儿子，她必须忍受非人的境遇。相比白露，翠喜为了母子深情，更难摆脱现世的苦难。身为母亲、妻子、儿媳的翠喜，为了两个瞎眼的儿子以及因自己而染上脏病瘸了的丈夫和瘫痪的婆婆，“必须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挨下去”[1]（P393），她已丧失了做人的知觉，完全成为“没有一丝血色的动物”。
　　两个女人尽管不相识，但她们对待小孩子的态度，竟会不谋而合。陈白露放下自尊讨好潘月亭，固执地要从金八手中夺下小东西，“第一次做这么一件痛快事”——实现她生命的抗争。“宝和下处”的翠喜，在黑三挥舞的鞭子下，竭力袒护小翠，以自己的经历开导小翠，给这个生活在地狱中的无依无靠的孩子以人间最后的温暖，显示了一个妓女“金子似的心”[1]（P393）。
　　她俩命运遭际相似，终因身份性格不同，结局也不同。尽管陈白露生活得比翠喜舒适，但当潘月亭因公债破产自身难保拂袖而去时，陈白露如同“宝和下处”的小翠失去了父亲般无依无靠。往日如影相随的张乔治飞走了，不愿借钱帮她摆脱满桌乱帐条。她生命的账单随着利益的掠夺，眼看着可能由一个流氓转手给另一个更大的流氓。这就是贪图享乐的交际花的命运。这种身不由己的事情，对于翠喜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但对于自傲的陈白露却是致命的。但若陈白露接受了自己被转卖的事实，今天的翠喜也许就是明天的白露吧！但白露不是翠喜，她不能忍受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蹂躏，她以自己的方式逃避矛盾。她的死，可能如小东西一般是无声的抗争，但在生命的进程中却是永远的失败。此时交际花的外衣即将失去，一个本性“喜欢太阳”、“喜欢春天”、“喜欢年轻”的女子，却被寄生的享乐夺去了灵魂。
　　
　　三、社会力量的比照者——潘月亭、李石清、黄省三
　　
　　剧中同样遭受失败的，还有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透过这组竭尽所能而未能摆脱“被吃”命运的男性群像，剧作家再现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现实，也有力地揭示了陈白露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
　　像潘月亭这样办学校、盖济贫院、开工厂，地产、公债、股票样样精通，圆滑、精明、善于投机，有社会地位、有人脉关系的老家伙，都难逃金八的围歼，更不要说李石清、黄省三这些“小虾米”了。
　　用李太太劝李石清的话讲，“这不是我们玩的地方”，但李石清以“他的狡黠和逢迎的本领”，从大丰银行小职员升为潘月亭的秘书，又以不体面的手段要挟潘月亭往上爬，终于做了襄理。他为了一家老小，忍气吞声受尽屈辱，但又以同样的凶狠阴险手段欺压像黄省三这样比他还穷弱的职员。他从黄省三和自己的命运中看懂了：出身贫贱，再老实工作也只会穷死，不如“破釜沉舟跟他们拼，还许有翻身的那一天”。最后，潘月亭因公债被金八耍弄，他觉得终于报复了潘月亭，但命运又跟他开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更可悲的玩笑，儿子小五因无钱治病而亡。
　　潘月亭也罢，李石清也好，算来算去，难逃金八的罗网。所以，当白露目睹李石清只顾与潘月亭争斗而不顾妻儿最后痛失爱子，一扫过去扭捏作态而为儿子也为自己嚎啕痛哭时，陈白露不禁质问潘月亭：“你们这是为什么？”
　　仅凭“三没有”的生存原则，陈白露在凶险虚伪、私欲膨胀、没有公理、没有公平的鬼魅世界是难以生存的。她何尝不知这一切都掌控在金八的手里？当她得知方达生寻找小东西未果，在回答方达生“为什么你们允许金八这么一个禽兽活着”的问题时，就已清楚“不是我们允许不允许金八活着的问题，而是金八允许我们活着不允许我们活着的问题”。她不愿王福升把欠账的账单给潘月亭，她不愿依附于金八这样的黑暗势力，但又摆脱不了交际花的寄生生活；虽然内心向往光明，但又走不出黑暗，并且和李石清、王福升一样瞧不起太阳下打夯的穷人。因此，在这样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世界，依附于有钱阶层而又人性未泯的陈白露，面对浮华的桎梏即将被摧毁的时刻，自然痛苦不堪而难以自拔。如果白露还活着，那也“多半要遭翠喜一样的命运”[1]（P393），最后还是要被更大的鬼魅吞噬。
　　
　　四、悲剧命运的间接作俑者——诗人
　　
　　陈白露的人生悲剧，固然有她个性及社会的因素，但是，从她与诗人的关系中，不难看出，诗人对她的影响也很大。曹禺先生用虚笔勾勒了“诗人”——竹均的情人形象。在剧中他是逐日者之一，是他开启了竹均的爱情之河，又将她抛入深渊，只顾自己挣脱家庭桎梏，追风逐日去了。
　　随着情境的展现，陈白露用一次次否定，表达她内心的矛盾和情感经历的痛楚；用一次次拒绝，告白她心有所属。
　　当方达生重见陈白露时，开导她“这两年的生活已经叫你死了一半”，“你难道不知道金钱一迷心，人生最宝贵的爱情，就会像鸟儿似地从窗户飞了么？”陈白露（略带辛酸地）说：“爱情？什么是爱情？你是个小孩子！我不跟你谈了。”她认为自己的经历，是“书呆子”的方达生所不能理解的。
　　当顾八奶奶向陈白露炫耀她与胡四的爱情，认为文明婚姻对自己不利时，陈白露（叹气）道，“结婚不结婚都没有什么意思”，“好好地把一个情人逼成自己的丈夫，总觉得怪可惜似的”。顾八奶奶的“金钱爱情”符合她富孀的现实地位，而陈白露此时却是浪漫多于物质，她视爱情为婚姻的最高境界，但却未能实现。
　　当张乔治与已有三个孩子的太太离婚后跑来，以他的地位、资产、收入和学识向陈白露表白时，陈白露喊来了方达生，以“我要吸一点新鲜空气，这屋子忽然酸得厉害”为由，打发了张乔治，显出陈白露对张乔治这类“名利爱情”的否定。但是，之前她又拒绝了方达生的“纯真爱情”，很大方地问他“你有多少钱？”“我要人养活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陈白露的物质观，恰符合她交际花的身份。
　　当方达生听从陈白露的安排留下，对她有了进一步了解后，他看懂陈白露骄傲、倔强、快乐的外表下，掩藏着痛苦、恐慌、犹疑和不满，他真诚地希望带她离开，为她寻找真正的快乐。陈白露终于打开心扉，述说她爱情婚姻的变故。陈白露的追忆热烈而又苦楚，使方达生明白了陈白露依然爱着诗人，同时也解开了陈白露视小东西为女儿之谜。
　　随着情境的展开，陈白露的爱情经历得以再现，爱情趋向也逐渐清晰。是诗人使她体会爱情的甜蜜与痛楚，是诗人在她心灵深处埋下“太阳情结”，最后，还是诗人的“太阳情结”让她觉悟到自己的堕落。陈白露对诗人的忠贞，犹如飞蛾扑火，浪漫的情感与现实的享乐纠结于心，令她迷惘。
　　白露在日出前死去，这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时日皆丧，予及汝皆亡”时代的共性。曹禺先生“渴望”的“一线阳光”，在《日出》中“多半不及见了”，但他还“愿望”“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1]（P384）综观全剧，陈白露曾多次吟诵太阳诗句，“太阳”情境既是人物内心情感的折射，也是剧作家理想的隐喻，“贯串人物”陈白露的人生如同她的名字，迷离而短暂。
　　
　　注释：
　　[1]曹禺：《<日出>跋》，《雷雨 日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2]谭霈生：《戏剧本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景虹梅：《<日出>中的“层叠映照法”》，名作欣赏（上旬刊），2009年，第11期，第61-63页。
　　
　　（陆晓蕾 无锡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卫生分院 214028）

• 陆晓蕾： 一个贯穿式人物的命运悲剧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