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老舍的《猫城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部风格独特的小说。《猫城记》虽然是老舍一次富有创造性的写作，但是，结合这部小说创作的特殊时代环境和老舍的特定心理处境来看，小说在急于表达内心情感的主观态度下，现实批判性太多地遮蔽了艺术性。在悲观心态的影响下，老舍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了艺术迷失和文化迷失。
　　关键词：《猫城记》 老舍 迷失 悲观 东方主义
　　
　　综观老舍一生的创作，《猫城记》称得上是另类之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如此一部充满想象力，颇有科幻风格的寓言体小说堪称一篇奇文。笔者认为《猫城记》这部小说虽然在文学形式和思想批判方面都有许多创新之处，但是这样的成就无法遮盖其艺术创作上的失败。结合上个世纪30年代初老舍所处的创作环境以及他刚回国时的复杂情绪来看，这样的背景使他创作《猫城记》时处于非常矛盾的状态。在悲观心态的影响下，老舍在文本和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混乱和迷失。本文通过对《猫城记》的艺术迷失和作者的文化迷失两个方面进行解读，来探求老舍自我迷失背后的焦灼和寻找。
　　
　　一、悲观心态中的艺术迷失
　　
　　（一）文本叙述中的悲观
　　《猫城记》虽用独特的寓言体写成，但由于其现实的目的指向性，整部作品始终弥漫着沉重的悲伤气息。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人，讲述了“我”从地球到火星探险最后在猫国的经历。“我”到达猫国时，猫国正处于落寞的垂死边缘，“我”这个外来者，亲眼见证了具有两万年文明史的国家的最终灭亡。“灰色”是猫国最直观也是最本质的颜色：灰色的国、灰色的城、灰色的人。小说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展示了猫国的腐朽面貌，呈现了猫国亡国灭种之前的黑暗景观。
　　老舍以其绝望之极的心情让这样一个两万年的文明古国消失，没有给猫国和猫人留下任何希望，不仅要猫国灭亡，而且还让猫人绝种。在此之前，老舍的总体创作风格一直是幽默诙谐的，他在英国创作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都表明了他是有意使自己的小说透露出一种宽容的，为使作品的灵气不至于被严肃的批判束缚得窒息。写《猫城记》时，因为他的心态发生了转化，作者却称他要“故意的禁止幽默”，悲观成了他创作的基本心理状态。《猫城记》所呈现出的悲观心态与当时老舍的处境有密切关系，从猫城的很多现状中，我们都能看到当时中国的影子，显然，作者在小说中借猫国来隐喻中国。老舍在五年的留英生活中，亲眼目睹了西方强国的兴盛和发达，加深了他对中国和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差距的认识，在这样的对比中产生了深深的民族忧虑感。1930年，老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到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任职，但是，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国家的落后和凋敝使老舍感到无限失望。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怀的老舍，深深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于是他愤而创作了《猫城记》。
　　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老舍的幽默在当时的中国显然不合时宜。老舍作为一个国家至上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也难以让自己笑起来，他不得不调转宽容和善的脸来正视这个古老又沉重的国家，正因为如此，“老舍的幽默，终于因无法承受（化解）他对社会、对文化、对人生的重重悲观而反为悲观所化解”[1]。
　　（二）艺术上的创作迷失
　　小说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艺术，人物的语言、行动、心理活动对于小说艺术上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人物是小说的灵魂。《猫城记》虽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批判，但老舍在悲观的心态下进行创作，内心的焦虑与失望很容易促使他急于表达自己的愤慨情感，而忽略小说艺术上的基本要求。作者的主观叙述不由自主地介入小说的叙述中，打破了文本的完整性，造成人物塑造的不成功。
　　作品中对“我”的塑造就是不成功的。开始“我”是以旁观者冷静而又异样的眼光来观察猫国的，对猫国的情感态度也较为冷淡；之后的“我”，已不是以旁观者的理性态度来看待猫国，而是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感情投入到猫人身上。明知这个国家要灭亡却还在竭力挽救，在种种期望归于失望之后，“我”在猫人自甘堕落的打击下失去了最后的信心。作者通过塑造一个“我”来主导小说的绝对叙述权，自己的主观情绪过多地介入到人物性格的展示和发展中。小说在人物对话时，总是要插入一段“我”的主观判断和分析，给出一个明确又绝对的结果，使读者希望通过人物对话来了解猫人性格的努力被迫打断和中止。“我”的话语强势造成猫人的话语弱势，这样的写作方法虽能反映作者强烈的爱憎情感，但是使猫人的性格发展始终处于不自然的被动状态，猫人在作者的控制下丧失了独立性。小说中除了“我”之外，其他三个主要人物大蝎、小蝎和大鹰的人物形象都没有得到拓展和延伸，人物扁平而没有立体感。
　　所以说，《猫城记》在艺术上是不成熟的，作家主观因素的太多介入使小说的思想性大于艺术性，这也是小说的缺憾。《猫城记》是老舍文学创作中思想批判最用力的一部作品。作者从一开始创作便试图放弃以前探索的幽默诙谐风格，转向“严肃”，但显然，这种严肃的讽刺并不是老舍所擅长的。老舍心中郁积已久的对国家的失望的悲观情感在《猫城记》中得到了一个总的爆发，而作品也在悲观中失去了应有的艺术性。
　　
　　二、东方主义中的文化迷失
　　
　　（一）东方主义下的悲观
　　所谓的“东方主义”，是西方站在其立场上对东方的认识和理解。“东方主义不是源自东方经验的产物。它是一种现在的西方思想的虚构，是对东方的夸张。”[2]萨义德认为，“东方”这一概念对于“西方”而言，只是一种想象存在，最终东方变成西方的对立物：“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3]
　　1924年，老舍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执教，他在写作《猫城记》时刚从英国回来。在英国的五年时光中，老舍深深感受到了西方国家在“东方主义”认识下，对东方国家的歧视。中国人更是被英国人描述成丑陋的对象，这样的描述是西方对话语权绝对控制之后对中国人的定性，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心理歧视。福柯认为话语不仅是抽象的符号，更是一种武器，谁掌握了话语，谁便拥有了给事物定性的能力，从而形成一种霸权。“语言演变为话语霸权，成为无处不在的‘无物之阵’，居高临下地扭曲着中国人的形象，老舍对此焦虑万分”[4]，他在《二马》中，就强烈批判了西方强势的“东方主义”话语对弱小民族的歪曲理解。老舍虽然看到了西方文明的病灶，但经过长时间的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对比，他又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发达和自己国家的落后，因此产生了民族悲观的情绪。1930年刚回国的老舍，对国情还不是很了解，当看到满目疮痍的中国后，以前一直在悉心维护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浑然倒塌。在这样的心态下写就一篇批判国民性的作品，便自然会以“先进”的西方作参照，站在西方的高度上来批判老中国，最后不自觉地掉入东方主义的怪圈以致陷入极度的悲观中。老舍在《猫城记》中，以西方眼光来观察中国的现实，虽然小说用汉语书写，但其话语的指向和评判的标准却是西方的，这样，老舍就被西方的“东方主义”裹挟了，迷失了自我。
　　（二）文化中的自我迷失
　　处于悲观状态的老舍，对国民的认识，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他又不自觉地曲解了中国的现状。小说里借外国人之口来贬低猫国存在意义的言论，正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主义”表述，违背了客观的现实，以“国格”作为一个国家的评价标准，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老舍因为远离中国长达五年之久，对国内新生力量的发展和变化还不了解，因而没有看到弱小民族自身潜在的改变和积极的自我证明。在“东方主义”的悲观心态中，他表现出来的“无根”状态是很明显的，对于眼前的现实，小说中的描述透露出了老舍的迷茫，表现出他陷入了文化上“根”的迷失。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应对生活其中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5]后来老舍对国家和民族重新认识之后，这种悲观的心态开始慢慢消解，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根”。《猫城记》之后，老舍把文学的世界建立在他从小到大生长的老北平上，以寄托自己的人文关怀和思想。在其后的济南岁月中他创作了《断魂枪》、《月牙儿》、《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等作品，塑造了北平的艺人、妓女、车夫、巡警等社会底层人物，获得了艺术上和思想上的巨大成功。
　　这些作品没有了《猫城记》中深广忧愤的国民性批判，而是努力从底层群众身上挖掘其内在优点，通过控诉黑暗社会对美好人性的扼杀和扭曲，表达自己对弱势群体的人性关怀。老舍在文化上极度茫然和彷徨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而且合乎现实与理性地将自己的写作扎根在民族的土地上，在温情的关怀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自觉，摆脱了前期对国家的悲观和对自我的迷失。最终“用自己的创作解构了自己意识的外来话语霸权，也解构了中国人意识中的乌托邦，从而逐渐走上了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寻求民族文化身份的道路”[6]。
　　《猫城记》是老舍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心态中完成的，这样风格诡谲的作品在其后的创作中再也没有出现，而现代文学史中也很少有如此奇特的作品，所以《猫城记》就成为老舍独有的标记。虽然《猫城记》在文学艺术上还有一些瑕疵，但老舍那种充满激情和批判力的思想，使这部作品具有了独特的魅力价值；虽然写《猫城记》时老舍在文化自觉上还处于迷失状态，但正是这样边缘的“迷失”，使这部作品从全新的角度对国民性进行了一次别样的认识，这也是《猫城记》值得肯定和需要重新认识的地方。
　　
　　注释：
　　[1]孙洁：《世纪彷徨：老舍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2][英]齐亚乌丁·萨达尔著，马雪峰，苏敏译：《东方主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3][美]爱华德·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9页。
　　[4]张全之：《火与歌——中国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5]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6]梅启波：《老舍欧洲乌托邦的幻灭与中国文化身份的追求——从<猫城记>到<断魂枪>》，晋阳学刊，2008年，第6期，第104页。
　　
　　（杨占富 重庆 西南大学文学院 400715）

• 杨占富： 文化悲观中的自我迷失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