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霸蛮”精神是湘楚文化的一大特征，“霸蛮”可以视为一种文化人格或者人格文化，它兼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因子。《屈原列传》中楚怀王的冲动、蛮干、专制是消极的，但在屈原明道、守道、殉道的人生历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霸蛮”人格的积极因子，其积极用世、敢于担当、严持操守、坚韧不拔、以身相许、至死不渝的伟大人格，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成为救国图存、造福民众的民族脊梁。
　　关键词：《屈原列传》 屈原 霸蛮人格 殉道精神
　　
　　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楚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和“深固难徙”的爱国情结[1]，以及老子、屈原、宋玉、贾谊等一大批名人的浪漫情怀和光辉思想，形成了内蕴丰厚的湘楚文化。
　　《屈原列传》中最能体现湘楚文化特色的是“霸蛮”精神。“霸蛮”在湘楚一带有着广泛的文化基础，方言词“霸蛮”在湘方言区使用频率相当高[2]，人们常说：“潇湘地，湖南人，霸蛮茶”，易中天教授曾撰文《“霸蛮”与“灵泛”》，说明“霸蛮”精神已经成为湘楚一带的一种文化人格或者人格文化。
　　“霸蛮”在湘方言的口语中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坚决，执拗；二是指勉强。[3]从词典的解释不难看出其有着消极的因子，也有着积极的因子，对“霸蛮”精神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肯定。
　　“霸蛮”精神中包含冲动、蛮干、专制等因素，这些都是有着消极影响的。《屈原列传》中楚怀王的种种行径无不验证了这一点。他一听到上官大夫的谗言，就“怒而疏屈平”，这是自以为是、偏听偏信。被张仪所骗后，“大兴师伐秦”，“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这是头脑发热、专制蛮干。“愿得张仪而甘心焉”“走赵”“竟死于秦而归葬”，这是不知权衡、不会取舍，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楚国“日以削，为秦所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笔者以为，《屈原列传》中最能体现“霸蛮”精神的人物当属屈原，其积极影响也是深远的。在屈原由“任”而“疏”，由“黜”而“放流”，最终“自沉”的坎坷人生中，我们看到屈原始终坚守的就是一份知识分子的道义，而在屈原明道、守道、殉道的艰难人生历程中，支撑着他的就是这种“霸蛮”精神。
　　
　　一、明道——积极用世、敢于担当
　　
　　“霸蛮”人格的一个文化特质就是积极用世、敢于担当。屈原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天空中站成一座丰碑，首先就是他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治国谋世的担当精神。屈原凭着“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才干，赢得了楚王的信任，担当起富强国家、幸福人民的重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在外交方针上，屈原主张联齐与强秦对抗；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施使国家富强的“美政”。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发生空前变革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屈原显示了作为公众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目光、改革的胆识，他“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他指出“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之惮殃兮，恐夏舆之败绩”（《离骚》）。正是在这一形势下，“怀王使屈平造为宪令”以挽颓势，以期实现从割据状态到国家统一的过渡，屈原趁势提出了自己的“美政”理想，高唱“来吾导夫先路！”为之奔走呼号。屈原的“美政”虽然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但这正体现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体现了公众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改革精神，公众知识分子所必需的入世和担当精神。试想，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种大情怀、大志向、大道义，没有这样一种担当精神，又怎能成为民众的希望、社会的脊梁？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确实有这么一批和屈原一样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们秉持儒家的入世精神，上下求索，鞠躬尽瘁。他们有一颗清醒的头脑，“众人皆醉我独醒”。他们有国家至上的情怀，在国运维艰之时，希望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他们往往是孤独的先知者、先行者、改革者。他们才干卓著，和屈原一样“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他们往往也和屈原一样，不懂得妥协和等待，不懂得妥协和时机对于改革的重要性，最终导致改革的夭折。晁错如此，刘禹锡如此，王安石亦是如此。
　　特别是有清以来，湖南更是出现了各个领域中的社会精英，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员只知道汲汲于保命、保官。他们居安思危，进言献策，维新、改良、武昌起义、北伐战争……都活跃着湘楚人士的身影。1918年杨昌济在论《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时曾说：“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4]
　　
　　二、守道——严持操守、坚韧不拔
　　
　　“霸蛮”的另一个文化特质就是严持操守、坚韧不拔。这在屈原身上有着更加鲜明的体现。
　　其一，表现为对“美政”理想的执着追求。与之同列的上官大夫“争宠而心害其能”，在楚王面前挑拨离间，致使“王怒而疏屈平。”此后，屈原遭受一连串打击，直至流放。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在《离骚》中更有大量的诗句可以佐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与儒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一脉相承。这种“霸蛮”精神为湘楚之人所尊崇光大，演绎了不少传奇佳话：曾国藩一介儒生，从来没有打过仗，却领兵出征，屡败屡战，硬是打出个无湘不成军来；左宗棠抬着棺材进新疆，不向沙俄让寸土；就是王船山居瑶洞四十余年，写成等身著作，没有“霸蛮”精神恐怕也不行。[5]“霸蛮”精神千余年来绵延不绝，到近现代以与中国救亡图存的时势相融激荡，更是大放异彩。
　　其二，表现为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自律。这在他和渔父的对话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举世皆浊我独清”，“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从上可以看出，屈原的清高思想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崇高的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对荣华富贵的蔑视；对世俗观念的鄙弃。他不随波逐流，不与世俯仰，不向一切黑暗、邪恶、污浊势力低头和妥协，在遭受排挤，身罹迫害的境遇中，仍“怀瑾握瑜”，一心求美，一心向善，严持操守。屈原的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代的知识分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等都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们中一批人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正是有着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存在，才推动着社会和历史的进步，彰显着知识和理性的价值、良知和人格的尊严。
　　
　　三、殉道——以身相许、至死不渝
　　
　　“霸蛮”文化特质的原始层，就是它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就是撞破南墙不回头，表现在屈原身上就是他的以死明志。这正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理想的执着与殉道精神。
　　正是由于屈原“美政”的进步性，以上官大夫靳尚、子兰、郑袖为首的旧势力才竭力地在楚王面前诬陷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他“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始终不改心志，最终“怀石自沉汨罗以死”。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要求屈原，批评屈原，说他是泣妇之道，愚忠至死。古代知识分子要想成就自己的理想，实现为国效力的抱负，只能寄希望于明君的赏识，股肱之臣的倚重，屈原的忠君和爱国是统一的。“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正是他的一种强烈的爱国之情的集中体现。而当他的理想不能实现时，以死明志，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体现的正是知识分子为其钟爱的事业而献身的精神。
　　屈原“宁赴清流”的殉道精神影响了一代代湘楚志士，到了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往往成为他们对生命归宿的文化解读和悲壮追求。谭嗣同、秋瑾、陈天华等等，均是如此。“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不愿潜逃国外苟且偷生，毅然表示要以自己的鲜血铺平变法之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种“为变法而流血”的大无畏精神正是屈子人格的传承。1905年12月《马关条约》签定时，陈天华在东京投海身亡。1921年屈原的忌日，易白沙带着对军阀统治的愤恨在航海途中跳海自溺……[6]这种赴死方式，和屈原的“霸蛮”人格一脉相承。
　　赴清流自杀自当不足为训，但其爱国思想和殉道精神则值得我们敬仰！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儒道互补的文化背景中，多数人学会了俯仰得体，出入自如的时候，殉道精神尤显可贵。以自己的肉体作为改革事业的祭品，去警醒、激励后辈勇往直前地开拓未来，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公众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正是有了这种殉道精神，才有了科学的发展，民主的进步，文明的跃进。
　　荣格先生说，“文化最终的沉淀是人格”。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人格逐步被世俗人格取代的转型社会，希望我们在端午的时候还会记起屈原的“霸蛮”人格，想起他的“殉道”精神，给我们这个社会增加一些高贵的因素。
　　
　　注释：
　　[1]潘啸龙：《屈原与楚文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陈满华：《安仁方言》，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3]鲍厚星：《长沙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5]陈代湘等：《胆识+霸蛮=湖南人——解读湖南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湘文化论集》，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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