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凝视”（gaze）是一种特殊的观看方式。它蕴含种族和性别意识，携带权力及欲望编码，因而具有政治色彩。在某种意义上，“凝视”是社会群体形成和分裂的内在驱动力。本文试图用“凝视”的政治来解读奎尔的重生，说明其出走和重生是在“凝视”机制驱使下的必然。在“凝视”的政治下，奎尔的重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效性。
　　关键词：“凝视” 弱势群体 权力 《船讯》 重生
　　
　　《船讯》（The Shipping News）是美国当代作家安妮·普鲁（Annie Proulx）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故事讲述了一个失意的中年男人经历一系列变故之后，终于在加拿大纽芬兰找到人生的定位，实现了自我价值。《船讯》自1993年出版以来，陆续斩获了美国最重要的两项文学大奖（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国际大奖（如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因而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普鲁是位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家，注重反映社会现实，故而其作品往往能够引人深思。以下将从“凝视”的政治这一角度来解读主人公奎尔的重生。
　　
　　一、出走
　　
　　《船讯》的故事情节围绕主人公奎尔展开。他出生于一个移民家庭，父亲在二十岁左右时随家人一起从加拿大纽芬兰移民到美国纽约州。奎尔在莫金伯格（纽约的一个附属城镇）长大，主要工作是在当地一家三流报社做记者。在他三十六岁那年，父母癌症晚期双双自尽，妻子与人私奔遇车祸身亡，他自己则频繁遭报社解雇，生活无以为继。于是他带上一双年幼的女儿，与姑妈一同前往加拿大纽芬兰开始新生活。奎尔何以沦落至如此窘境是值得思考的。其原因与“凝视”（gaze）机制的运作密不可分。“凝视”是一种特殊的观看方式。它蕴含种族和性别意识，携带权力及欲望编码，因而具有政治色彩。人们在相互“凝视”间交流信息和情感，寻找价值感和归属感。综合萨特[1]和齐美尔[2]的观点，“凝视”是社会群体形成和分裂的内在驱动力。
　　在美国有“白人垃圾”（white trash）这一说法，指的是那些无用的、贫穷的白人。[3]而奎尔正符合这一形象，可以说他受到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是被“标签化”（stigmatization）的结果。奎尔去报社面试，主编仅凭第一印象就把最无足轻重的工作给了他，甚至没和他进行任何语言交流。当衰颓的经济吞噬这家三流报社时，处于报社利益链最末端的奎尔又成为第一个殉葬品。奎尔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中途辍学没有像样的学历，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的形象，包括外貌和言谈举止。奎尔长相丑陋，还有一个畸形的下巴。边沁（Bentham）的“全景敞式”（panopticon）监狱模型有个重要的前提，即囚禁者必须具有一定的视觉感知能力（visual perception）。[4]简言之，如果奎尔对周围审视的目光无意识，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然而，他的习惯性动作——飞快地捂住自己突出的下巴——已足够说明，他不仅感受到压力还因此生出羞耻感。美国社会虽然提倡多元化，却一贯存在歧视弱势群体的现象。一个畸形的下巴就成就了“全景敞式化凝视”的效果，与其说奎尔太敏感，不如说这个社会太冷漠。外貌丑陋已是天生的劣势，而奎尔的温和竟也被视为“失败者”的特质。本该给予奎尔温暖和关怀的父亲，却是第一个看他不顺眼的人。父亲自移民至美国后，为生存努力打拼，终成为一家连锁超市的产品经理。小说中有如下描述：“父亲羡慕生意场上的那份神秘——人们用左胳膊挡着签署文件，在不透光的玻璃后面开会，提着带锁的公文包。”[5](P3)这里涉及“凝视”机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可见性”（visibility）与“不可见性”（invisibility）。根据福柯[6]的“凝视”理论，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旧政治体制下，权力通过“可见性”来运作，如对犯人的公开行刑。而今，权力高度匿名化和集体化，只有权力中心的人或团体才有“看”的权利。以上对父亲的描述至少透露出两个信息：其一，父亲崇拜和渴望权力；其二，父亲始终是权力中心以外的人。奎尔的犹豫和畏缩正是父亲错误的教育方式产生的恶果。父亲对奎尔的态度，归根结底还是与整个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崇尚权力，提倡竞争）有密切关联。
　　与奎尔一样属于弱势群体的还有他的妻子佩特，朋友帕特里奇夫妇以及姑妈阿格尼丝。佩特是个放荡的女人，没有正当的职业，整夜流连酒吧与陌生男人厮混。没有知识也没有人脉，像佩特这样的女人要想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几乎不可能。于是她把自己变成取悦男性的景观，以此获得生存的资本。佩特是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凝视”的牺牲品，她的堕落更多是由这个社会造成的。“凝视”中不仅有性别意识，还蕴涵着种族意识。奎尔的好友帕特里奇颇具才能却只能在一家三流报社做编辑，主要还是因为他的非裔身份。报社的同事私下里称呼他为“混蛋黑鬼”，充分说明种族歧视的存在。帕特里奇的妻子梅尔卡利亚也是非裔，在“男性凝视”和“种族凝视”的双重压力下，生存状况更加艰难。加利福尼亚州枪击事件频发，夫妇俩的生命随时可能受到威胁。奎尔的姑妈是个坚强且能干的女性，拥有自己的游艇装潢事业。她曾有一个同性爱人，后不幸死于癌症。面对“男性凝视”和“恐同凝视”，姑妈选择隐藏自己的女性和女同身份。她在给装潢店起名时隐去了自己的名字，在给宠物狗起名时也只用了她爱人的姓氏。佩特死亡后，奎尔和姑妈出走，帕特里奇夫妇犹如置身灵薄狱，安妮·普鲁对人物做如此安排实在耐人寻味。这或许暗示着生活在美国的弱势群体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时候，唯有出走才可能争取到一点生存的空间。
　　
　　二、重生
　　
　　奎尔到纽芬兰后不仅成功生存下来，还发生了近似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一切与纽芬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密不可分。纽芬兰位于北美洲的东海岸，历史上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它于1949年加入加拿大联邦，成为其最年轻的一个省份。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纽芬兰是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捕鱼是当地的传统产业，家家户户都以此为生。目前，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才陆续催生出一批新的产业，报社就是其中之一。记者在当地可谓一项体面的职业，因为收入相对稳定，而且工作环境比较舒适。奎尔一到纽芬兰就能得到《拉呱鸟》报社的工作有很多原因。其一，当地的青壮年大多选择去经济更发达的地方谋求发展，剩下的居民以老幼妇孺居多。加之当地人还是更青睐与渔业相关的工作，所以岗位竞争并不激烈。而且，当地人口流动性大，报社经常遇到人手短缺的情况。奎尔到达的时候，报社正好有一个空缺。其二，《拉呱鸟》报社规模很小，加上奎尔总共只有五个成员。而且报纸的质量不高，对成员并不挑剔。奎尔有报社工作的经历，而且还有纽芬兰血统，自然享有很大优势。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报社一方面对他的错误容忍度高，另一方面给予他自由的发展空间。奎尔事业的转折点是因为一艘希特勒游船的出现。他采访完船主夫妇后颇有感受，一篇精彩的特写一蹴而就。老板杰克非但没有责怪他的擅作主张，反而为他开辟了“船讯”的专栏，奎尔因此奠定了在报社的地位。在特德辞职之后，他又水到渠成地成为了报社的主编。稳定的工作是奎尔在纽芬兰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而且事业上的成功使他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有了很大改观。此外，奎尔在纽芬兰更容易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纽芬兰民风质朴，并不以貌取人。奎尔生性善良且温和，与当地人相处融洽。他与当地一名女子重新组建家庭，自此在纽芬兰扎下了根。
　　然而，小说中的纽芬兰并不是乌托邦的所在。严苛的自然环境对人的生存本身就是一种考验，何况纽芬兰还受到联邦政府的管制，暴露在权力的“凝视”之下。纽芬兰自加入加拿大联邦后就丧失了渔业自主权。联邦政府一方面限制当地渔民捕鱼，另一方面采用大型渔船拖网式捕捞，严重破环了海洋生态平衡。杰克在与奎尔谈到渔业问题时说：“我们没有决定权，只能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得遵守那些根本不了解这个地方的混蛋们制定的规章。”[7](P315)另外，联邦政府在纽芬兰海域大肆开展石油开采和加工作业，石油泄漏事件时有发生。奎尔对海洋环境充满担忧，专门写了一篇关于石油泄漏的报道。他自小生长在美国，深知工业化会对自然环境和人造成怎样的影响。所以当他的好朋友丹尼斯夫妇因生活所迫考虑移居美国时，奎尔希望他们不要去，他知道即使他们再回来脾性也会完全改变。小说接近末尾时，丹尼斯接到的木匠活越来越少，难以维持生计；杰克因海里鱼量剧减转而捕龙虾，却意外跌入海中；《拉呱鸟》报纸的发行量骤然下降，报社成员减至四人。普鲁的安排依旧耐人寻味：杰克溺水后被救，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丹尼斯继承了父亲的龙虾执照，得以捕龙虾贴补家用；奎尔在报社的工作暂时还算稳定。可见，普鲁还是给在纽芬兰生活的人留下了一线生机，尽管笼罩头顶的阴云始终不曾散去。奎尔在纽芬兰这个小环境中摆脱了弱势的身份，但从大环境来看，包括他在内的纽芬兰人依旧是弱势群体，不得不受制于外界权力的“凝视”。
　　
　　三、结语
　　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三个问题：首先，美国的弱势群体生活窘迫；其次，弱势群体应该去更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最后，可惜的是世上无乐土。奎尔在美国无法正常生活下去不是他的问题，在纽芬兰的华丽转身也不代表他有实力。只不过美国的环境限制了他的正常发展，而纽芬兰给了他二次成长的机遇。政治性的“凝视”逼迫奎尔离开美国，留在它暂且鞭之不及的纽芬兰。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纽芬兰的社会性质也在悄然变化中，“凝视”的政治正逐渐渗透进来。迟早，在纽芬兰这个小环境中，人们也难逃其控制。
　　奎尔在纽芬兰获得了重生，但并非像童话故事那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悲剧的是，弱势群体即使退到边缘地区，生存始终得不到保障。《船讯》寄托了安妮·普鲁对大工业化背景下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担忧。小说看似欢乐的结尾最具蒙蔽性，这种欢乐实则是建立在假定痛苦缺失的基础上。如普鲁所说，大多数人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虽不至于是悲惨的，但也不全是快乐的。人的一生短暂又多磨难，奎尔能在纽芬兰了此一生或许就是种幸福了。
　　
　　注释：
　　[1]Sartre， J. Paul，Translated by Hazel E. Barnes：《Being and Nothingness》，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66.
　　[2]Simmel， Georg：《Sociology of the senses： Visual interaction》，in Robert E.Park and E. Burgess (Eds.)：《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1.
　　[3]Bouson， J. Brooks：《“You nothing but trash”： White trash shame in Dorothy Allison’s Bastard Out of Carolin》，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2001，P101，P23.
　　[4]Crossley， Nick：《The politics of the gaze： Between Foucault and Merleau-Ponty》，Human Studies，1993，P399-419.
　　[5][7]安妮·普鲁著，马爱农译：《船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版。
　　[6]Foucault， Michel：《Discipline and Punish》，Middlesex：Peregrine，1979.
　　
　　（陈岑 浙江省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

• 陈岑： 从“凝视”的政治看《船讯》中奎尔的重生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