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试图从迟子建创作《白雪乌鸦》的“著史”冲动出发，通过对作品中人物群像的分析，来深层解析作品的主旨即展现灾难中的人性温情。
　　关键词：《白雪乌鸦》 历史 人物群像 人性温情
　　
　　迟子建是一位来自东北黑土地的特立独行者，她创作20余年而不归属于任何流派和文学群体，既不“先锋”也不“寻根”，却以独具一格的精神追求和艺术思想独步中国当代文坛。作家苏童曾这样评价迟子建：“她在创造中以一种超常的执着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一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因而显得强大，直到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1]近期她的新作《白雪乌鸦》讲述的是发生在一百年前在东北大地上关于鼠疫的故事。作者用其沉静而饱满的叙述，带我们走进了那座灾难笼罩下的城市。
　　
　　一、用文字来复原一段历史
　　
　　小说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这句话表明小说家多不钟情于正史，他们放眼和落笔的是寻常巷陌的百姓生活。但也许因为这个渊源，中国多数现当代作家仍然持有“著史”的冲动。回顾文学史我们不难看出，凡是波澜壮阔的鸿篇巨制，即使不是历史题材，也多被冠以“史诗”的称号。而把小说写出史书的质感恐怕也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作家最大的“野心”之一。即使是新时期的“重塑历史”、“解构历史”，也无非是推倒老历史，构建新“历史”，当然这个历史不同于正史，但却比正史更显得血肉丰满。
　　在今天，迟子建或许是“著史意识”最强烈并且始终坚持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之一。这体现在她早年的《伪满洲国》和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两部长篇小说中，前者讲述一个地区在特殊时代的历史，后者将一个民族的历史演变娓娓道来。作者擅长和精通大视野全景化的笔法，让虚构的人物重返历史，但却能让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丝丝入扣，无丝毫生硬之感。《白雪乌鸦》仍然延续了这个路子，作品取材于1910年前后哈尔滨历史上一个惨烈的重大事件——鼠疫。在当代小说的创作中，写灾难和死亡的题材并不鲜见，何以迟子建笔下的死亡更令人震动？原因就在于比起之前的作品，《白雪乌鸦》将死亡压缩在了一个更短暂的时间和更窄小的空间里展开，几个月左右的时间，付家甸一个不到二万人口的地区被鼠疫夺走了五千余条性命，寥寥的二十几万字将这段历史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更可贵的是作品对灾难下扭曲的人性做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文中处处洋溢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让人久久难以释怀。
　　《白雪乌鸦》根据真实历史改编，里面所写的死亡不是那种令我们尊敬的道义之死，而恰恰是一种无法反抗的自然之死——这种死亡饱含作者对死者的无奈和惋惜，从而旨在唤起幸存者对生命的珍视。按照常理，值得小说家写的死，多半是道义之死，也就是说人物之死一般得有一个精神上的理由，《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死于爱情；祝福里的祥林嫂是死于苦难、麻木和愚昧；《饥饿艺术家》(卡夫卡)里那个艺术家是死于“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等等，他们的死都非单纯的自然之死，背后总是关乎着某种道义。相反，纯粹的生命淹没于自然灾害，更能引发人们对生存意义更深层次的思考。
　　
　　二、对人物群像的生动描摹
　　
　　或许受到了“民间历史”观念的影响，迟子建在小说中所关注的，并非是那些操纵历史车轮走向的大人物，而是着眼于那些被碾于轮下的小角色。妻不贤妾无色、没人知冷知热的车老板王春申在两头受着夹板气；从良的妓女翟芬桂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却没落得好命，嫁给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纪永和；“闯关东”的汉子秦八碗凭借酿酒绝技名扬乡里却终因老母没能落叶归根而剖腹奔向黄泉尽孝；俄国女演员谢尼科娃身在异国他乡骨子里带有几分忧郁的气质，还有晚清深宫中被打断腿遣散回乡的翟役生、讨人喜欢的喜岁、大仙“上身”的周于氏、海外学成归来胸怀一腔报国热血的伍连德、慷慨施善的民族资本家傅百川……
　　在人物塑造上，《白雪乌鸦》并没有陷入“好人全好、坏人尽恶”的窠臼，故事里没有主要人物，每个人身上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缺点，因为作者旨在描摹鼠疫爆发后傅家甸人物的群像，通过他们的不同表现，探究其不同反应的根源，细心揣摩和刻画人物心理。因为没有绝对的中心人物，每个人物的着墨就不能很重也不能很轻。“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小说在生活的丰富性中，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2]书中翟役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从小一心想出人头地的他甘愿净身做了宫里的太监，却没料想在宫中受尽欺辱，被逼装猫捉老鼠来取悦上司，因为情敌的妒忌而遭陷害被打断了腿赶出宫外。鼠疫来前他在付家甸作威作福，但依旧遭受嘲笑和鄙夷。生活中的种种不幸让他用极端的方式对人待物，鼠疫爆发时他“不希望教堂被接管，不希望有人发现他们，不希望任何人得到拯救”[3]。鼠疫平复后他“沮丧极了”，自暴自弃地流浪街头。把人的生活带向极致，把人生的困惑通过生活的丰富性表达出来，迟子建的写作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
　　
　　三、执着追求展现人性温情
　　
　　生与死是文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任何一个对人生命运有着深沉思考的作家都将通过作品阐述他对生与死的看法，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在反映生活的同时灌注了她对生活意义的思考，她对于生与死的感悟和哲思，是对描写本身的超越，是对生命意义的叩问。
　　不可否认迟子建的小说中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作者把现实的残酷与无奈寄托在写作之中，并通过笔下的温情给人们以希望。谢有顺说：“适宜的生活、美好的人性、朴素的情感、对艺术与美的敬诚等，而这些恰恰是支撑人活下去的动力。”[4]这句话正好指出了迟子建与其他作家的本质区别——在描写人生不幸与悲哀的同时，她更注重对人性内涵的挖掘与对生命本质的探寻，尤其执著地表现着人性的温馨与美丽。在迟子建的笔下，灾难面前人性的自私和虚伪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人性中的善良和美好。在这个世界里，她找寻到了人类的温情，用充满温馨与爱意的温情来承担人生的苦难，抵御生命的荒寒与无望，那是一种在沉重、庸常的生活中慰藉人心的温情，一缕穿透黑暗夜空的希望之光。
　　进入本世纪，世界上接二连三发生的灾难让人们不由得对生命和存在做着更深刻的思考。我们必须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小说正在失去面对基本事实、重大问题的能力。在当下中国作家的笔下，很少看到有关这些问题的追索和讨论，许多人的写作，只满足于对生活现象的表层抚摩，他们普遍缺乏和现实、存在深入辩论的能力。
　　迟子建显然不愿做这样的作家，《白雪乌鸦》深刻地写出了人们对死的恐惧，她也正是想通过对灾难的描述，把人们内心那种对生存的勇气和力量写出来——这也正是人类的希望之所在。
　　在现代文明充斥着人类的生活、欲望无止境攀升的时代，在人们追随市场与阅读快感的文学创作的趋势下，迟子建毅然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在远离文学潮流的同时，却带给我们别样的收获。她的淡定与从容、博大与平和已渐渐地彰显得更加清晰。
　　
　　注释：
　　[1]苏童：《关于迟子建》，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2][德]瓦尔特·本雅明著，陈永国，马海良编，张耀平等人译：《本雅明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页。
　　[3]迟子建：《白雪乌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231页。
　　[4]谢有顺：《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我读迟子建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迟子建.白雪乌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王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116081）

• 王宇： 灾难中的人性温情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