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李”并称始见于的《东观奏记》。此书卷下温庭筠词条中提到：“庭筠字飞卿，彦博之裔孙也，词赋诗篇冠绝一时，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1]
　　温庭筠的生卒年，史籍中无详细记载，历来观点不一。本文从夏承焘先生的观点。据夏先生考证，温庭筠大约生于元和六年（811），卒于咸通末年（871-874）。李商隐生于元和七年（812），卒于大中十二年（858）。《东观奏记》的编撰距温李时代仅三四十年的时间，书中观点的可信度较高。
　　此书编撰于唐昭宗大顺二年（891），作者为晚唐裴庭裕（一作廷裕）。当时唐昭宗临危受命，于僖宗灵柩前即位。昭宗当政后，励精图治，借藩镇势力镇压农民起义，但随后藩镇也成昭宗之患。面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唐王朝此时大势已去，昭宗也无能为力。但昭宗即位之初，朝廷上下也洋溢着振奋之气。裴庭裕在兼史馆修撰时，授命修撰《宣宗实录》。裴有感于宣宗以来 “中原大乱，日历与起居注，不存一字”，“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三卷……以备讨论”。可见《宣宗实录》的编撰也是昭宗振兴晚唐靡弱气象的表现之一。裴廷裕与温李的时代前后相接，裴的记载反应了当时社会对温李的推崇，温李并称代表着二人的作品风格存在相同之处，在当时文坛有一定的影响。下面就来看看温李诗风的相同之处及名噪当时的原因。
　　五代韦縠所编《才调集》，是今存《唐人选唐诗》中选诗最多最广的一部诗集。但所选之作大多是女性题材，韦縠在自序中提到其选取标准：“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这就决定了其所选作品要求高尚的情韵和华丽的词采。其中收录温庭筠诗61首，李商隐诗40首。二人诗歌总数占到全书数量的十分之一，以此可看出二人在当时受推崇的程度。同时从他所收选诗歌的内容可看出温李并称的诗风是什么样的。 如所选温庭筠的《杏花》[2]：
　　红花初绽雪花繁，重叠高低满小园。
　　正见盛时犹怅望，岂堪开处已缤翻。
　　情为世累诗千首，醉是吾乡酒一樽。
　　杳杳艳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
　　 李商隐的《深宫》[3]：
　　金殿销香闭绮栊，玉壶传点咽铜龙。
　　狂飙不惜萝阴薄，清露偏知桂叶浓。
　　斑竹岭边无限泪，景阳宫里及时钟。
　　岂知为雨为云处，只有高唐十二峰。
　　诗选中没有收入后世称颂的温庭筠的《过陈琳墓》、《商山早行》等名篇，以及李商隐的《安定城楼》等作品。从韦縠有意而选的温李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共同特征：
　　一是写男女相思之情。正如温庭筠所说的“情为世累诗千首”，诗歌是抒发感情的重要途径。艳体诗已是当时晚唐诗风的主流，开成二年，文宗曾下诏要求“所诗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4]，以改革中唐韩孟、元白诗风中的弊端。宗白华先生曾评晚唐诗人：“晚唐诗人应该怎样本着杜少陵的非战文学，积极的反对内战！应该怎样继着初唐、盛唐诗人的出塞从军的壮志，歌咏慷慨的民族诗歌！然而事实是使我们失望的！晚唐的诗坛充满着颓废、堕落及不可救药的暮气；他们只知道沉醉在女人的怀里，呻吟着无聊的悲哀。”[5]
　　宗先生评价指出了晚唐文坛确实存在的弊病，但他忽略了温庭筠等人也曾写过关于出塞的诗篇，例如其《过西堡塞北》：
　　浅草干河阔，丛棘废城高。
　　白马犀匕首，黑裘金佩刀。
　　霜清彻兔目，风急吹雕毛。
　　一经何用厄，日暮涕沾袍。
　　诗人由眼前荒凉的边塞联想到威武的边将形象，再想想自己是“一无是处的”书生，不禁黯然落泪。在当时皇帝尚不能自保的情况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面对动荡的时局，只有借艳诗聊以遣怀；同时也借男女之情婉转传达自己内心深处怀才不遇、坎壈终生的愤懑。
　　二是词采华艳、对仗精工。晚唐诗坛上承齐梁诗，而齐梁诗人上承永明新体诗，以新发现的声律对偶装饰诗句，表现绮丽浮艳的内容。温李诗属对工整正是晚唐流行诗风的一种体现。
　　温李善于以历史典故入诗，既体现了当时的文学潮流，同时又有独特之处。如温庭筠的《过陈琳墓》：“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诗人过陈琳墓并未吊陈琳，而是借陈琳写自己心中块垒，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而李商隐则是最善于化用典故的，如后世传诵的《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诗中化用贾谊、王粲、范蠡、惠子四个典故，这些典故切合诗人自身的处境和经历。四个毫无关联的典故放在一起，塑造了惊世绝俗、胸怀大志的少年志士形象。通过用典含蓄婉转地表达了诗人心声，而无半点刻意雕琢的痕迹。
　　温李诗风相同之处的形成，既有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也有其自身的因素。比较温李二人的经历可发现其中颇有相似之处：科场坎坷、人生失意。
　　温庭筠本名岐，字飞卿。作为初唐名臣温彦博的裔孙，颇具承继家业的雄心壮志。从军出塞和漫游全国是唐代文人提升知名度以期建功立业的终南捷径，虽时至晚唐，但盛唐风俗尚有存留。据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考证，早年，温庭筠曾有过一段游历全国及从军出塞的经历。温庭筠早年也曾学禅问道，希望借此来达到结识朝廷权贵的目的。“甘露事件”爆发，温庭筠追随的宗密受到牵连，温庭筠的希望也化为泡影。温庭筠初到京师以诗赋名动当时，备受众人推崇，同时他干谒朝廷重臣以期被推荐。然温庭筠喜率性而为，不拘礼法，与当时的纨绔子弟裴诚、令狐缟等人 “酣醉终日”，“士行尘杂”，为当时文人士大夫所不齿。温庭筠每次应举皆不取，后因扰乱科场，被贬为随县县尉，至此不再踏入科场。再加上他又多次讽刺权贵，口无遮拦，不善阿谀奉承之术，后历任县尉等卑官微职，坎壈终生。
　　李商隐出身卑微，祖上多为县令等小官。父早逝，幼从族叔学习文章之道。虽家道衰微，但他仍一心向学，以求“学而优则仕”。后以文干谒令狐楚，楚爱其才，并亲授骈文章奏之道，后世称道的李氏骈文，便是李商隐师从令狐楚而得。在第一次落第后，李商隐曾入王屋山学道，在此期间，他是借此放松心情，以求再次应举，还是借学道为终南捷径以求踏上仕途，这个问题还有待考证。开成三年（838年）春，已登进士第的李商隐应博学宏词科，先为考官周樨、李回所录取，复审时被某“中书长者”“无故”除名。李商隐在对其有知遇之恩的令狐楚去世后，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招，赴其幕府。王茂元甚爱其才，以女妻之。由于王茂元属李党，而令狐父子则属牛党，李商隐因此招致令狐绹等牛党等忌恨，并谓其“背家恩”，操行无常。李商隐这一无意行为导致他后来的仕途无比坎坷。
　　综观温李的人生历程，颇为相似。但二人的人生态度却迥然不同：
　　1.温庭筠：率性而为、不拘礼法
　　温庭筠自幼聪慧，才思敏捷。《唐摭言》十三：“温庭筠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咏，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6]可惜的是以此才华却仍是科场无望，多次科考不中，温庭筠的心态已发生变化。《北梦锁言》卷四记载温庭筠在科场中“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认识了科场黑暗的温庭筠，借扰乱科场秩序的行为，传达自己心中对科举取士的不满。新旧唐书均载的“扬子院”事件：温庭筠路经令狐绹府，怨恨令狐绹不为提携，久不拜见。而 “狂游狭邪”，乞索于扬子院，醉而犯夜，为虞候所击败面折齿。自此温庭筠的“狭邪丑迹”闻于京师。温庭筠自知科场无望，便四处宴游嬉乐，流连青楼，其好友段成式曾做诗《嘲飞卿七首》记载了其出入青楼的经历。温庭筠为歌妓创作歌词以满足她们的需要，同时也借这些歌词的创作来实现自我的价值，忘却自己抑郁不得志的苦闷。
　　2.李商隐：苦愁自知、以诗写心
　　与温庭筠不同，李商隐在第五次应举中终于考取了进士，并两次入秘书省，这给积极进取的李商隐带来了希望，但最后却未能如愿。李商隐以章奏之学侍于衮州、泾州等各路幕府，长达二十年。长期与家人分离，怀才不遇，与鱼玄机等人有始无终的情感，再加上妻王氏卒，夫妇未能见最后一面，这些都使李商隐陷于求而不得的痛楚之中。这种理想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促使他形成了忧郁感伤的性格。一向恪守儒道的李商隐面对诸事不顺的人生，也渐渐失去了奋发昂扬的锐气。但他又不会像温飞卿那样出入青楼，借写给歌妓的歌词来抒发情感实现自我价值。而积聚在他心中的满腔的愤懑该如何发出？李商隐在《献相国京兆公启》一文里提到了“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诗文就成了他宣泄内心情感的一条重要通道。他通过心灵化的意象表达内心世界，如：“高难报、恨费声”的蝉，“不自持”的流莺，李商隐将其坎坷不遇的苦闷情怀内化为细腻的情感无形地化进诗里，将其身世之感和内心深处的人生体验抒写出来，形成了深婉绮丽的诗风。
　　3.生活态度的差异也使得温李诗风同中存异
　　李商隐诗歌中所用的意象呈现出主观化倾向，如与诗人遭际相似的“回中牡丹”、“不自持”的流莺以及“高难饱”、“恨费声”的蝉，这些意象已不是客观的物象，它们犹如已被诗人的情感“附体”，是被诗人主观化、心灵化的意象。而同一诗篇中的意象之间也无太多关联性，例如《锦瑟》中的意象之间存在很大的跳跃性，这就要求读者发挥想象力，去探寻诗人的用意何在。李商隐诗歌意象的这一特点也使得其诗晦涩难懂，金人元好问曾评价道：“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这一评价还是非常中肯的。相对李商隐而言，温庭筠诗歌中的意象则较为浅显。这与二人性格差异有很大关系。
　　温庭筠诗歌创作题材广泛，艳情、咏史、赠答、边塞等多个方面都有涉及。他与李商隐诗歌最大的不同就是其乐府诗，温庭筠可以说是元白之后的又一位乐府大家。温乐府吸收了汉乐府的铺陈夸张，大肆铺张描写浓艳的画面或场景。例如他在《春江花月夜词》中对隋炀帝南游江都场面的描写：“百幅锦帆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珠翠丁星复明灭，龙头劈浪哀茄发。千里涵空照水魂，万枝破鼻团香雪。”就是借鉴了汉赋铺张扬厉的特点，以浓重的笔墨描写了隋炀帝出游时的夸张场景。同时又运用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特点，温庭筠描写这样奢华的场景，不是去赞扬它，“蛮弦代写曲如语，一醉昏昏天下迷”，而是给统治者敲响了警钟：隋炀帝浮靡的生活导致了亡国，前车之鉴，后世之师。诗中华丽的场景背后暗藏着沉重的亡国之痛。后世多位学者明确指出了温诗的语言绮艳的特点，通过这首乐府歌词，我们可以看到诗中词藻华丽，色彩明亮，如“金”、“翠”、“雪”等词语的运用。另外类似的还有《汉皇迎春词》、《雉场歌》等。以华丽的词藻衬托着忧伤之情，对比鲜明，发人深思。
　　温乐府诗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倚曲”而作。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收录了温诗近60首“倚曲”之作。据《旧唐书》记载，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唐才子传》记载温庭筠能“有孔即弹，有孔即吹”，可见温庭筠对音律非常精通。精通音律的温庭筠在出入青楼之时，为当时的歌妓创作了大量可唱之词，为晚唐词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花间集》选温词达六十多首，温庭筠被后世誉为“花间鼻祖”。温李词方面的巨大成就使得后世对他们的总体印象大多是“绮靡”浓艳，人们渐渐忽视了温诗尤其是其乐府诗的成就以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通过分析温李诗风的异同以及他们创作心理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为后世学者所忽视的温诗，其实也正是温庭筠诗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温庭筠大力创作乐府诗，使这一传统文学形式大放异彩，同时也为词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温庭筠诗词成就是相当的，没有他诗歌的巨大成就，他也很难创作出堪称“花间鼻祖”的词作。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的诗歌将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他的诗歌的历史地位也将重新为人们所认识。
　　（本文为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
　　
　　注释：
　　[1]裴庭裕撰：《东观奏记》（卷下），《四库全书》本，第497册，第628页。
　　[2]所引温诗均见于温庭筠著，曾益等笺注：《温飞卿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所引李诗均见于李商隐，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4]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詩紀事校笺》（卷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56页。
　　[5]宗白华著：《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页。
　　[6]王定保撰：《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页。
　　参考文献：
　　[1]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刘昫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夏承焘著.唐宋词人年谱[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温庭筠著，曾益等笺注.温飞卿诗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李商隐，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韦縠.才调集叙[M]，唐人选唐诗(十种)[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张采田著.玉溪生年谱会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0]宗白华著.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左瑞敏 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10036）

• 左瑞敏： 从“温李”并称来评价温庭筠诗歌的历史地位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