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是90年代陈思和在《民间的沉浮》和《民间的还原》两篇论文中首先系统提出的。它不仅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术语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生机勃勃的理论活力,而且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和价值立场触动了知识分子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思考,在文学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莫言是新时期一位风格特异,卓有建树的小说家,主要的长篇小说有《红高粱家族》、《十三岁》、《酒国》、《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等,此外还有很多中短篇小说。其中有关农村题材的作品尤其引人关注,他在山东高密东北乡那片生气勃勃的土地上建构了自己小说中的人、事、物,形成了一篇又一篇个性化的小说,体现了浓郁的民间特色。
莫言曾说过:“民间写作,我认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强调个性化的写作,什么人的写作特别张扬自己个人鲜明的个性,就是真正的民间写作。”显然地,莫言极端个性化的写作实践与他的这种观点是相契合的,“走向民间”的莫言,以其扎根民间的写作而呈现出的个性化风格又与他的这种观点不谋而合,它们是相通的。
要看作者的民间立场就必须先从莫言小说中的民间创作问题谈起,那么我们就得把民间问题放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范围内讨论,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文学史不可能包含所有现实民间文化形态中的所有内容;第二,文学史上已经出现的相关的“民间”作品,也因为作家的立场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三,不管作家是何种立场,都会与现实的民间所包含的文化因素相关,不然就无法获得现实的依托和支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理解和把握民间的思路有两个方面:1.知识分子从“民间”的外部向“民间”的内部渗入,在民间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价值系统相碰撞的过程中呈现出对民间文化形态的理解;2.知识分子把自己置于民间,从民间内部发现民间的意义,因而对民间文化形态有着更直观的理解和把握。莫言之所以一直保持旺盛的写作活力,是因为他对小说的语言、结构、叙述方式和角度等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他在文体上的实验是有目共睹的,他的风格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莫言不断地尝试以新的姿态出现,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95年的长篇《丰乳肥臀》和2001年的长篇《檀香刑》的问世及其反响就是明证,他的不断创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走向民间”的写作态度,他扎根于“民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艺术世界。莫言出身于农民,是在民间乡土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他的潜意识中存在的就是无数的民间传统,这对于那些出生于城市,生长于城市,以俯视的姿态关注农村、关注民间文化的作家来说有不可比及的优势。农村的生活经历及民间文化所滋养的想象力是他创作的源泉。莫言的这些小说大多反映了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他的自我定位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民间不仅以其丰富的精神滋养着知识分子的灵魂,而且在知识分子与民间精神的联系中不断赋予民间以新的内涵。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不是与“民间自在文化”的完全契合,而是以民间状态获得独立、自由,不受外在规范制约的个性精神,这种个性精神仍然保持着其应有的精神品格。当这种精神品格与民间自在文化形态中蕴含着的生命活力和生机相互对撞时,民间的、富有活力的生机就会在“自在民间藏污纳垢”的状态中,迸发出现代性的精神光辉,以知识分子的心灵为中介,转化成为具有审美意义的、诗性的艺术世界。
莫言在各个作品中都把自己置身于民间,与民间乡土紧紧联系在一起,“‘血缘’维系着生命、责任、义务,同时也维系着情感、道德和良知。在乡土的民间社会中可以背叛朋友但决不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先,否则就是一个被民间乡土社会所唾弃的罪人”,这就决定了小说属于民间的最本色特征。民间保持着它独有的特征,作者站在民间的立场上给我们叙述着民间的逻辑。
正是作者以民间的定位来叙事,才更充分地表达了他源于民间的体验和感受,坚定了自己的“民间立场”,决定了小说中所表达的“坦荡无比、恣意豪迈、天马行空”的叙述气魄,“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就在这里。由此莫言在《红高粱家族》的题首写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孝子孙,我愿扒出我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莫言民间叙事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不仅仅把自己定位于民间,他作为一个“具有现在思想意识的叙述者经常在文章中对人物、事件加以评说”,这样的双重叙述使莫言小说的民间化不同于赵树理的民族化。由于两个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以两人在叙事追求和美学风格上就表现出了不同。赵树理面对的是仅有识字能力或还没有识字能力的农民,他的目标是争夺封建小唱本文学的地位;而莫言没有赵树理的扫盲任务,他面对的问题不是读者的阅读能力,而是读者的阅读兴趣。不同于赵树理的无任何外国文学表现手法的较纯粹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概,莫言的民间化是在“当代小说创作处于困境中的自觉选择”,是“对中外优秀文学的兼收并蓄”。这就使得难以介定莫言的小说是属于先锋小说还是历史小说。莫言的这种双重叙事身份,使他充分认识到了民间文化的复杂性,在他坚定着自己的民间之根,沿着祖辈的事迹叙述他们的历史的同时还有理性的支撑和自信。由于与民间有着血缘联系,民间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于是莫言在作品中能表达出他源于生命冲动的情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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