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门访谈录佚名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年第1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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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49678

[ 佚名文选 ] 　　

罗门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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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门访谈录

◇ 佚名

　　本栏目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怡教授
　　罗门（1928— ）简介：
　　罗门，男，1928年生于海南文昌。空军飞行官校肄业，美国民航中心毕业，考试院举办民航高级技术员考试及格，曾任民航局高级技术员，民航业务发展研究员。从事诗歌创作五十余年，曾任蓝星诗社社长、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长、中国文协诗创作班主任、国家文艺奖评审委员。先后曾赴菲律宾、香港、中国大陆、泰国、马来西亚与美国等地发表有关诗的专题讲演。曾获中国时报推荐诗奖、中山文艺奖、教育部诗教奖等。出版有诗集十七种，论文集七种，罗门创作大系书十种，罗门、蓉子系列书八种；并在台湾与大陆（北京大学）两地分别举办罗门蓉子系列书研讨会。新近出版了著作《我的诗国》。罗门除写诗外，还写作诗评与艺评；有“台湾阿波里奈尔”与“台湾现代装置艺术的鼻祖”之称。
　　
　　采访时间：2010年12月22日。
　　采访人：李淑敏。
　　采访地点：北师大，京师大厦。
　　
　　问：您是如何走向诗歌，开始新诗创作的？
　　答：也许造物主在创造一个生命的时候，他是把生命当做是一块美丽的田野的，在这块田野上适合种什么东西，是预先安排好的。大概可以说在我的生命中，存在有一种基因和一种美的梦幻，比较能够适应诗的想象。这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一个力量。我的童年时代是在空军幼年学校度过的，那里是我与诗歌发生交接的最初场所，当时学校的校长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非常懂得为我们创造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生活空间，每周都会请一些知名的小说家、诗人、音乐家来学校演讲演出。人们在年轻时代是非常敏感的，往往很容易融入那种积极的浪漫氛围中去。我那时就特别对音乐感兴趣，贝多芬和莫扎特音乐中的旋律和节奏与我想成为一个飞行员的英雄梦是非常契合的，给我的生命带来了无数的美感。同时我也有机会接触到很多西方的文学作品，像拜伦和雪莱的诗歌就是在那时候就读到的。就这样，通过音乐的过滤网我所有的理想都完成了美的架构，再加上对生命、对未来的憧憬和爱，大概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开始写诗了。
　　问：我们都知道您的夫人蓉子女士也是台湾著名的女诗人，可以谈谈您是怎样与她相识的吗？爱情在您的诗歌创作中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
　　答：我1954年认识了蓉子。她是台湾最早出现的女诗人之一，在1952年前后就已经很知名了。蓉子可以说是我在诗歌方面的老师。我停飞之后进入民航局图书馆工作，有机会静下心来读书写作，诗与艺术所包含的力量和美的造型自然就会浮现出来，最重要的是认识了蓉子。最初的相识是在当时的一次诗歌节上，年轻时候的蓉子非常漂亮，诗也写得好，我非常倾慕于她，就上前去问她要了地址。后来我便每日写信给她，谈音乐、谈诗歌，因为那时候邮寄还不是很方便，我写了信之后都得自己送过去。由于当时相对保守、相对传统的社会观念，从认识到友情到爱情，是分得很清楚的，我坚持写信给蓉子也只是希望两个人可以成为朋友共同探讨诗歌和艺术。过了很长时间，差不多七八个月之后，正好赶上我的生日，我花了很多钱买了贝多芬的新唱片，邀请蓉子去我那里做客，好不容易她才答应去。我精心布置了宿舍，记得当时是风雨天气，外面是冰冷的雨水，而房间里有蛋糕、有音乐，墙上还挂着拜伦的画像，完全是一个艺术的诗意的空间。那次我终于打动了蓉子，分别的时候我送她回去，坐那种黄包车，到了她家，她却不愿意下车，又坚持要把我送回来，我再送她回去，在风雨中来来回回，舍不得分开。就这样，我们第一次牵手了，开始进入了情感交流的状态。认识蓉子之后我的整个生命就朝向诗与艺术了。如果说之前因为学习飞行我不得不停止了诗歌写作，我的诗歌生命出现了一道冰河，那么是蓉子融化了这道“冰河”，她使我结成冰的诗歌生命变成了流动的水。
　　我和蓉子在民国44年，4月，14号，礼拜四，下午四点钟在礼拜堂结为夫妇。其实从相识到结婚后，我们两个人是相互深度地推动着对方的写作，那种影响是双向的，彼此的创作力都得到了展现。比如到了60年代，我的像《麦坚利堡》、《第九日的底流》、《都市之死》、《死亡之塔》等这些大诗就出来了。我和蓉子就这样共同投身于诗与艺术，一写就是60年。
　　问：前面您已经谈论到您对音乐的热爱，那么就请您谈谈您所理解的诗与音乐的关系吧？音乐在您的诗歌创作中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
　　答：是的，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之中，音乐是最早进入到我生命中来的，因为音乐的呈现方式最为直接，它的符号对美的传达比任何其他的艺术形式都要快。而音乐里头有诗，所有的艺术里面都有诗，诗的力量以一种看不见的形式在其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对于我来说，如果哪天不听音乐，我就会感觉这世界像坟墓一样。音乐的声音始终和我内心美的声音同在，如果没有了音乐的声音，我也感到世界上所有美的声音都消失了。比如贝多芬的古典音乐里面，包含着人类最美的声音。诗歌里面也有最美的声音，因此对于我来说，诗和音乐是相通的，是联系在一起的，分不开的，是一体的。
　　所有的艺术都是表现诗的，只有诗是无所不在的，是无边的，诗的美的高度、宽度、广度都是无限的。诗有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看不见的，任何人的思想、精神，包括各种艺术的活动，诗都在里面。如果没有诗，整个世界就荒芜了。我最喜欢贝多芬的音乐，他可以说是我心灵的老管家，因为受他的影响，所以我的诗歌中往往充溢着一种伟大感和庞大感，会有一种强大的美的感觉，是壮美，不是优雅，不是优美；是一种广大的、雄浑的、有震撼性的诗的情绪。
　　问：从您的诗歌和言谈中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您对于艺术的热情与投入，您能讲几件发生在您身上的、与诗歌有关的趣事吗？
　　答：说到对诗歌的热情与投入，我觉得郑敏才更有热情呢！有一个晚上，我从台北和她通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都到晚上12点了我们还在激烈地讨论和交流。郑敏讲话很有力量、有激情。我们都对诗歌、对艺术怀有一种振奋。
　　还有在台湾，很多企业家、画家请我去吃饭的时候，我会更愿意去讨论诗歌和艺术的问题，他们就会问我：“那么好的饭菜你怎么都不吃呀？”我说：“造物造我的嘴，讲话比吃饭更重要。”他们就笑了。我指的讲话就讲诗歌，讲艺术。
　　问：我们都知道您的故乡是海南岛，可以谈谈您与海南之间的情结吗？在您的灵魂深处，故乡对您的诗歌创作中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答：海南岛是我出生的地方，在那里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我童年时代非常幸福，父亲给我提供了很好的读书环境，提供了丰富的人文空间和生活空间。海南留给我的记忆都是美好的，那种美好将永远在我脑海中存在。事实上，过去的回忆，是我、是全人类生活和岁月宫殿的后花园，在里面可以找到无穷无尽的可供以后创作的资源。后来因为战乱我去了台湾，并在台湾生活了六七十年。但对我来讲，我更愿意用宏观的、全面性的视角将整个地球所有的空间打通，所有的空间都是开放的。最伟大的艺术家，他是为全人类进行创作的，他必须要有宏观的宇宙观、时空观、世界观；他必须有良知、良能；他必须有人道、人伦、人文精神，用开放的心胸把自己摆到无限的自由的空间中来。
　　问：我们知道四年前您曾来大陆参加过诗歌活动，这次又来北京举办您的《我的诗国》的新书发布会，通过与大陆诗坛、诗歌评论界的交往，您对大陆诗坛和诗歌评论界有什么整体的印象和评价？
　　答：六十年来，在两岸始终都有一种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潮流，在现代主义诗歌和后现代的诗歌创造方面，就我所接触到的诗人来说，大陆是出现了一些有相当水准的、非常出色的诗人及他们的作品。像北岛、顾城、海子、韩东、杨炼、于坚、姜涛等等。海子的诗是非常特殊的，他明显不同于其他的诗人，让我感觉到他是在创造一样东西。于坚是一位相当独特的、有重量级的后现代诗人，他的思维很敏锐，对事物有着多面的观察和多向度的探索，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方面，我认为他的解构是很有魄力的，最成功、最有规模。另外，总体来说，大陆也确实有一大批很新锐的、比较出色的批评家、理论家。
　　可以说自80年代以来，台湾和大陆诗歌的发展都呈现出一种突破和超越的趋势，在这个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重要时段里，各种尝试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我还是应该很诚恳地提出来，虽然已经拥有了不错的基础，但后现代主义本身也存在盲点，缺乏崇高的向上的力量，我想说的是，解构以后，山还是要有山顶，海还是要有深度，必须建构出新的“现代”，才能让我们感觉到“前进中的永恒”。真的，没有伟大、没有崇高是不行的，我肯定后现代，但后现代的诗歌不能像是在放烟火——“嘣”的一声死在光速里面，我认为还是必须要有个永恒的星空。
　　
　　（李淑敏北京师范大学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