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秦观的文化人格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知易行难，穷达两拙；二、真性自然，情愁难排。本文拟通过考察其人生轨迹、词文诗作，来为读者描画一个切实可感的秦观，以便于更好地解读其词作。
　　关键词：秦观 文化 人格 特征
　　
　　秦观的诗文词赋各方面均有突出成就，特别是词作，更是盛传千年而不衰，颇为人爱。然而，欲正确解读这位“婉约正宗”词人所作小词的韵味，必须研究其独特的文化人格。本文拟通过考察其人生轨迹，词文诗作，来描画一个切实可感的秦观，还原历史上秦观人格的真相。
　　
　　一、知易行难，穷达两拙
　　
　　人格，即一个人的文化品质，它“可以包含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人在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所形成的种种特质”[1](P18)等等。本文试图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比较深入地探讨秦观独特的文化人格；其二，揭示文化对人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和个人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即这一互动的二元对立的文化现象。
　　秦观生长在一个具有儒家教育传统的家庭里。其父是位曾入太学，求教于儒学大师胡瑗的儒生。其叔父秦定登叶祖洽榜进士第，仕至端明殿学士，自然也是位饱读经典的硕儒。这样的家庭必然对其人格的形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有人说，一个人的人格走向在童年时期就已形成了。深受儒学影响的少年秦观，自小学习了《论语》、《孟子》，所以其人格特征一开始就打上了深深的儒家烙印。另外，由于北宋“右文政策”的出台和科举制度的完备，在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下，成年后的秦观自然要走上应举求仕的道路。为此，他又专门研习了王安石颁布的《三经新义》。因此，儒家思想成了他的基本思想。特别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追求深刻影响着他，使其人格中具有鲜明的儒家的角色意识和道德色彩。然而，政治斗争和其自身的性格特征使他终其一生处在“知易行难，穷达两拙”的尴尬境地。
　　秦观一生按照儒家的标准经历了一个“穷—达—穷”的过程。青少年时期，在家闲居的“穷”，可谓是“君子固穷”，是为建事功而作准备的阶段。读书，作文，览胜，郊游是他的日课；寄迹青楼，买醉酒楼是他的娱乐。这一时期的生活正是一个儒生出仕前的典型生活模式，悠闲自在，充实快乐。当然，这样的生活也同样滋长了其道家求真求闲的思想。
　　秦观生活在一个“聚族数十口，凶年食不足”[2]（P7）的中下层家庭，因此，这种优游的生活并不能维持多久，他最终不得不走上科举之路。 然而，他的应举是极不情愿的，他自诩为“奇才”，认为功名唾手可得，自己怎能像一般士子那样经过辛苦文战，接受层层选拔呢？他自述“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力致而天下无难事”（陈师道《秦少游字序》）。秦观在学习态度上，则是“有强记之力，而常废于不勤”（明·何孟春《馀冬叙录》）。秦观认为自己是奇才，与他交好的朋友也认为他是奇才，然而现实却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让他“淹留场屋，几二十年”（《登第后青词》），直到元丰八年，他三十七岁时，才登焦蹈榜进士，除定海主簿。
　　不过，从这些记载和秦观应举屡败屡战、坚韧不拔的精神来看，他早年的闲居并不意味着他胸无大志，而恰是表明他想“一鸣惊人”。他心中始终充溢着儒家的用世思想。这种雄心壮志和悠然闲居看似矛盾的人生状态，奇妙地统一在秦观身上，这体现出其人格的多侧面性和宋代文化的杂糅状态。其实，从唐代以来，儒释道思想已开始融合互补，到宋代，这一文化交融的结果便是“新儒学”——理学的产生，反映在置身于这样的文化大环境的个体身上，就是其人格的多侧面性和不同人格特征在个人境遇变迁中此消彼长的状态。
　　秦观一生，以结遇苏轼为界，可截然分为两段。结遇前，他是一个陶然自乐、自负奇才的风流儒生；结遇后，他一度变为营营于举业，碌碌于仕途的封建官员。然而，他天真的本性乃是世俗的文化环境所束缚不住的，他终究还是把自己投身到诗词的天地里去了，在真情和浓愁里度过了一生。
　　秦观因得到苏轼的赏识而进入北宋的主流文化圈，角色意识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强烈渴求仕进，以期身份、地位和师友的身份、地位相称。秦观为了应举，不得不暂时放下心灵的写作，开始模仿时文、练习策论，故有了《淮海集》中引人注目的50篇策论。不过，这些策论被后人评价很高，认为能“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明· 张綖《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序》）。可见，秦观的用世、察世之心甚强、甚敏。他的策论和散文创作集中于丰、祐时期，这时的他呈现给我们一个积极淑世，欲兼济天下的儒官形象。元祐后，这类文章他很少创作。因为他不善转移痛苦，只好用自己善感的心灵来完全承受政治灾难。在一贬再贬之后，他建功立业的梦已破灭，作品自然也就换了一副悲哀的腔调，所有的苦痛都化成了一阕阕沾满血泪的小词，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一位“知易行难，穷达两拙”的失败儒生的真面目。
　　综上，自从入世以来，秦观的角色已彻底发生了改变。就文学而言，他已是名满神州的文学大家；就仕途而论，虽未能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但他再也不是一介布衣。作为封建官僚，他的人格也跟着身份的改变而变化。从此，食君之禄而忧君之事的他，虽一再遭到政治迫害，但作为一个以儒家人格为基础人格的文官，自然坚守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条。况且，无论是身，还是心，都已无法回到青年时期风流文人的状态里去了。虽然遭贬谪，甚至被削秩，回到了“穷”的状态，过着“灌园以糊口，身自杂苍头”（《海康书事诗》）的囚徒般的生活。但他终究不能够再享受“独善其身”的生活了。这真如苏轼所言“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南华寺》），秦观后半生的哀愁，正是源于选择出仕这一念之差，为此，他遭遇了吹熄生命之灯的严酷的身心打击。然而，这又是历史和文化的必然，秦观必然是守穷也拙（难于养家，渴慕显达），处达也拙（耿介正直，毁于党争），这一切正是秦观别于他人的人格特征，也是他逃不脱的宿命！
　　
　　二、真性自然，情愁难排
　　
　　秦观人格最与众不同的特征是：真性自然，情愁难排。他并非腐儒，不刻意讲究什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儒家教条，而是用全部的真心去感受情爱，体验愁苦。他活得风流，却难洒脱。因为他在儒家“穷”与“达”的问题上并没选择悠然之“穷”，而是选择了为官之“达”，他选择了一个不能流露自然真性的官宦生涯，这正是他一生悲剧的真凶。
　　秦观追求“真性自然”，除先天性格之外，更是与他少年时读书博览而约取，除儒家经典外兼读佛老之书密不可分的。他在阅读中大量吸收了佛、道两家求真的思想。另外，也有宋代文化环境的影响。宋代推崇道教，例如徽宗就号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宋代也重视佛教，据载，当时汴京大相国寺分为惠林、智海等八院，终年香火不断，皇帝还亲临烧香。士大夫更以崇佛信道为雅，不少人以“居士”自命，苏轼就自号东坡居士，秦观也号称淮海居士。他们都喜欢结交道士和尚，喜欢谈道论佛。例如参寥是他们的朋友，就是个和尚。另外，秦观还受到家庭的影响，他说“余家既世崇佛氏”（《五百罗汉图记》）“吾妙龄，志於幽玄”（《遣谑鬼文》）。
　　然而，秦观虽“通晓佛书”，但他却不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并没能像苏轼那样从佛经教义中吸取到有益于修身养性的精神养料。他没有寄希望于来生，也不追求虚诞的彼岸世界，他的心灵是那么敏感，甚至一刻也不能安静，他所钟情的女子的一颦一笑都让他为之肠断，为之惊喜，为之倾心；他所追慕的友人的宦海浮沉，无刻不让他牵肠挂肚，寝食难安，痛苦揪心。真性情的秦观不能学老僧那般与死亡无二的“涅磐”，所以他虽也常游佛寺，甚至“写得弥陀七万言”（《题法海平阁黎》），但他还是“情愁难排”，身陷无涯的“空”和“苦”的轮回之中。秦观虽然也吸收了老庄之学的“率性求真”的生活态度，但很可惜，他并没有学到道家出世超脱的法门，所以我们很少发现他像李白那样整日做着“白日飞升”的梦。而从张綖在《淮海集序》中的记载“秦观当其强志盛气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挫折时，则只能以其锐敏之心灵毫无假借地加以承受，所以一经挫折，便不免受到深重的伤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颗多么细腻、多么善良的心。“毫无假借”的说法，恰是证明了佛道思想于秦观的痛苦的解脱毫无用处，痛苦在他心里只能加深，而不可能丝毫减轻。他不像东坡那样超然旷达，也不像山谷那样安守自适，他的痛苦不能假佛道之手而转化，只能一味承受，一直到熄灭生命的灯。
　　秦观一生，假若用一个字来概括，则是“真”。笔者将其“真”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对亲人之真。秦观的出仕固然是由于苏轼的鼓励和奖掖，但解决寡母兄弟一大家人的生计，却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原因。他对弟弟秦觏、秦觌生活上的关怀，文字上的指导等等，都体现出了他对亲人的真情。
　　其二，对友人之真。秦观平生对待师友极其真诚。例如他与苏轼的友谊，真可谓“时穷节乃见，患难见真情”。这也是“苏门四学士”苏轼最善少游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最可记录的是秦观在“乌台诗案”发生后给予苏轼的真诚支持。当时苏轼处于“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苏轼《与辛子原参政书》）的境地，而秦观一旦得信，即忧心如焚，急渡钱塘回到吴兴，探问详情。他在写给苏轼的信中直言苏轼“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内不愧心”（秦观《与苏黄州简》）。他不能亲自到黄州去探问，就书信来往，谈琐事，讲佛道，议国事，给了苏轼莫大的心灵支持。“两个人超越了人格外部层次的许多区域而互相交往，并且彼此相当自由地互相称赞和批评。”[3]（Ｐ220）这种心灵交融的状态，的确帮助苏轼度过了一生中最为难熬的心灵荒漠期。这真诚的心，连受惠的苏辙也禁不住感慨，作诗相赠：“送我扁舟六十里，不嫌罪垢污交朋。”（苏辙《高邮别秦观三首》其二）
　　其三，对情人之真。宋代文人蓄妓，恋妓之风盛行，和词人柳永一样，秦观与歌妓们的风流韵事广为流传。《长沙义娼传》、《王妙妙死哭秦少游》等小说杂剧，就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风流多情的秦少游形象。秦观固然风流多情，然而其情真切专注。他曾填《鹊桥仙》(七夕词)歌咏真挚的爱情，发出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真挚呼唤。在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的宋代，理学兴起，人性桎梏愈来愈烈，而秦观能对爱情进行如此真诚的赞美，见识是多么高妙，即是今日，也令人为其真性情感慨不已；即是今人，也许尚不真正具有此种恋爱的态度。对情人的真挚，也换来了歌妓们对秦观的尊重和热爱，她们以与秦观结交为美，以唱秦词为荣。《绿窗新话》（卷上）云：秦少游寓京师，有贵官延饮，出宠妓碧桃侑觞，劝酒。少游领其意，复举觞劝碧桃。贵官云：“碧桃素不善饮。”意不欲少游强之。碧桃曰：“今日为学士拼了一醉！”引巨觞长饮。少游即席赠虞美人词曰（略）。阖座悉恨。贵官云：“今后永不命此姬出来！”满座大笑。[4]（P133）
　　其四，对文学之真。无论是在出仕之前，还是在为官之后，秦观对文学都抱着最真挚的热爱之情。他以文学受重于苏轼，被苏轼称为“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也就是说，秦观有一枝生花妙笔，能将别人难以形容的事物，曲尽其妙地描绘出来。他为什么能够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呢？因为他是在用心灵写作！正如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中所说：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所以词作为他心灵的承载物，写得最好，以至于其词名掩盖了其它艺术成就。其词最善描摹“愁”情。既有写涉世未深的闲淡的《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又有写爱恨缠绵的情愁的《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还有写彻底绝望的悲愁的《千秋岁》（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他一步一步用自己的“天心”与“月胁”为我们构筑起了一个“愁”情世界。秦观自己，也自然成了中华词坛上令人为之泪下的愁意象——宛如一个风雨中孤独飘摇的“丁香结”。
　　从上述我们可以发现，秦观的确是一个纯诗人，他很像俄国的普希金，有着敏感的心灵和明亮的哀愁；也曾像英国的华兹华斯那样，喜欢亲近自然的山水，厌恶虚伪的世俗世界，但他终究是北宋的一位儒生，逃脱不了历史的宿命和文化的局限，当时儒家入世的文化氛围，必然要求他出仕，而远离真我的文化背景，又激发了他求真的心，而回归真我。可以说，处在北宋文化背景下的封建文人心态最是微妙，从而形成的人格也最是典型。随缘自适的苏轼是一个，毫无假借地承受人生风暴的秦观也是一个，他们是两种人格的典型，这两个典型对文化的创造与运用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其后人秦毓钧说“先生著籍苏门，又曾受业曾南丰，博经史传，通览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秦观在《逆旅集序》中说“虽有先王之余论，周孔之遗言；而浮屠老子，卜医梦幻、神仙鬼物之说，猥杂其间”。这些记载，一方面说明了秦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一方面又说明其对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创新。
　　最后，让我们用两句话来描摹秦观的形象：他既是一个风流俊逸，着意于花间，沉醉于美酒，情愁难排，轮回于“空”“苦”红尘中的多情诗人，又是一个明达干练，汲汲于功名，碌碌于仕途，宦海沉浮，挣扎于“朋党”之争的耿直官吏。
　　
　　注释：
　　[1]杨胜宽：《苏轼人格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3][美]L·弗里德曼：《社会心理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王群英 山东省临沂职业学院基础部 276000）

• 王群英： 秦观的独特文化人格及其词作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3期
• 王群英： 浅谈语文教学中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　/　语文天地·高中版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