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爱玲的历史误读李婷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1年第3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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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3期 ID: 148222

[ 李婷文选 ] 　　

对张爱玲的历史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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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爱玲的历史误读

◇ 李婷

　　摘要：张爱玲是中国20世纪以来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家之一。而在50年代到70年代，张爱玲一度空缺于大陆文学史，此期间，其作品大部分均在台湾发表及出版，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而是由众多因素共同促成的。本文试图探讨50年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张爱玲离开大陆，出走香港后其作品推介入台湾背后的种种历史、文化和政治缘由，有助于大家进一步了解张爱玲当时的文学创作主张对她及作品的接受情况。
　　关键词：大陆香港台湾张爱玲
　　
　　20世纪30、40年代，张爱玲的作品在上海红极一时，50年代到70年代，却一度销声匿迹，到了80年代，张爱玲的作品被再度发掘，并逐渐升温， 90年代至今，国内掀起了又一股“张爱玲热”。张爱玲已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逐渐成为一个文学符号，一种文化现象，并逐渐自成一派，更有“张学”[1]一说。
　　张爱玲凭借小说集《传奇》及散文集《流言》，成为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名声大噪。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等原因，张爱玲于1952年赴港，后于1955年出走美国。50年代到70年代，张爱玲一度空缺于大陆文学史，而此期间，其作品大部分均在台湾发表及出版，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而是由时代背景等众多因素共同促成的，故本文试图探讨50年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张爱玲离开大陆，出走香港后其作品推介入台湾背后的种种缘由，以进一步从整体上了解张爱玲当时的文学创作主张及作品接受情况。
　　
　　一、大陆的“文化汉奸”？
　　
　　新中国刚成立初期，文学界一直秉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条，鼓励的是革命文学的创作。张爱玲的小说大都描写男女情感生活，可以说与当时的主流文艺思潮格格不入。早前傅雷（迅雨）就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提到张爱玲创作题材的局限性，“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是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不仅仅限于一二种。”[2]同时，由于其丈夫胡兰成的关系，张爱玲一直被大陆学界扣以“文学汉奸”的帽子。1946年，在《传奇》增订本的序《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张爱玲声称：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至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3]
　　虽然张爱玲不得已出来为自己辩白，但是，她并不能左右当时评论家对她的定位，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清理阶级队伍时的评判：
　　张爱玲声称自己在一切潮流之外，不接受任何政治、社会、宗教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不受意识形态制约的作家。……事实上，张爱玲曾表示对“左派压力”“本能的反感”，并嘲讽过无产阶级文学。她不是中间派作家，至少是中间偏右的文人，还有可能是汉奸文人的同路人或同盟军。[4]（P205）
　　在上海沦陷期间，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杂志》（1942-1945）上发表，其中包括被傅雷誉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金锁记》，及名篇《倾城之恋》和《红玫瑰与白玫瑰》等10篇小说，《到底是上海人》等13篇散文，可以说《杂志》是张爱玲成名的主阵地。《杂志》是上海沦陷期间三大文艺期刊之一，与日本驻沪领事馆关系十分密切，由于其“汉奸”背景，也成为史学家对张爱玲政治身份批判的理由之一。
　　可是，事实真的是如此么？或许，从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在《亦报》上连载的两部小说《十八春》和《小艾》中可以看出张爱玲的创作是否真的是所谓的“文化汉奸”、“反共作家”。
　　从1950年3月25日起，张爱玲在海派小报《亦报》上，以笔名梁京连载长篇小说《十八春》，至次年2月11日刊毕。《十八春》描写的是一群知识青年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生际遇与社会追求。在当时解放胜利的新社会环境下，人们对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也有了不同的联想，都期待和诉求女主人公曼桢在新社会中获得重生而不是经受命运苦难的摆布。在这个特定的社会氛围下，张爱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按照想象来书写“苍凉”的人生，于是在小说结尾，曼桢等人选择了去东北，无疑暗示了生命还是充满希望的。《十八春》刊出之后广受好评[5]，可以说，正是因为反映了时代需求，作品才大受欢迎。
　　1951年11月4日至次年1月14日，张爱玲继续以笔名梁京在《亦报》上连载中篇小说《小艾》，描写的是旧制度下一个底层女婢的生活。不同于《十八春》中知识青年创造新社会和新生活的风貌，小艾则是旧社会底层穷人的代表，无力创造新社会，只能等待被拯救，唯一的希望就是时代的改变——新中国的建立。对于这样一个故事，大众似乎并不太感兴趣，《小艾》也就没有像《十八春》一样受欢迎。在《小艾》之后，张爱玲就没有在大陆发表过任何作品。可以说这两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爱玲的创作并非具有“反共”的情绪，她的创作侧重的是对现实生活的书写以及对时代的反映。
　　1952年2月《小艾》连载结束后，张爱玲便以学业为名奔赴香港。她离开大陆的原因，可能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在大陆，张爱玲一直被称为“文化汉奸”，紧接着的各项文化运动——1951年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给张爱玲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惧，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张爱玲离开大陆。
　　
　　二、香港“美新处”：剪不断，理还乱
　　
　　在大陆期间，张爱玲一直靠稿费为生。到香港后，她经宋淇介绍于1953年开始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处从事翻译工作。而美新处[6]主要在香港从事“反中共的宣传”，意为“中国报告计划”。[7]
　　这期间，除了翻译海明威、爱默生等人的作品外，张爱玲还创作了英文小说《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并出版于接受美国资金扶持的出版机构之一的《今日世界》社，获得好评。[8]虽然在访问中麦卡锡否定了美新处授意张爱玲创作《秧歌》，但肯定了这部作品确实是在美新处的资助下完成的，“她是作家，你不能规定或提示她如何写作。不过，因为我们资助她，难免会询问进度。”[9]（P253）由此可以推测，美新处对资助的张爱玲的作品还是相当重视的。同时张爱玲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中文小说《赤地之恋》，后译为英文《Naked Earth》，在美国出版，但反响不如《秧歌》。[10]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赤地之恋》“是在‘授权’（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11]（P317）宋淇也回忆到因为“授权”的诸多限制，张爱玲“写起来不十分顺手”，因而导致“创作时不如意的寂寞和痛苦”，在作品完成后，张爱玲更“坚定了她的信念：决不写她不喜欢、不熟悉的人物和故事”。[12]（P208-209）
　　可以说，在港期间张爱玲创作的《秧歌》和《赤地之恋》都或多或少受到了美新处的影响或干涉，但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张爱玲个人的文学主张。由于两篇小说中涉及的反共题材，张爱玲被推介到了台湾，与中国内地切断了联系。到港三年后，张爱玲出走美国。此后几十年，张爱玲的作品一直都是在台湾发表，未见于内地。
　　
　　三、推介入台湾：只因机缘巧合
　　
　　张爱玲的作品能够进入台湾，并非偶然，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张爱玲的作品之所以能能够进入台湾，可以说归因于台湾的反共政策；由于反共，开启了一个缺口，张爱玲文学遂通过这缺口接触到了50年代的台湾社会。”[13]（P72）
　　从1949年开始，台湾开始了戒严时期，“大陆三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文艺作品均属禁书”。1954年，台湾当局开展清除“赤色之毒”、“黄色之害”、“黑色之罪”、“文化清洁运动”，充满仇共、反共情绪的台湾，容不得“灰色和黄色”的东西，同时，国民党需要的是“创造士兵文学！创造反共文学！”的呐喊式作品，以满足“反共复国”的政治需要。[14]（P212）而张爱玲的作品描写的大都是男女的感情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的琐事，表达的是一种“苍凉”的人生基调，可以说其作品与台湾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主张是相违背的，自然被排除在外。
　　直到《秧歌》问世，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一方面得益于夏志清不遗余力的推介；另一方面，台湾反共的客观环境，也为其推介提供了可能性。夏志清在台湾《文学杂志》上发表《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一文，身为主编的夏济安在文章后加入按语：
　　本文原为介绍张爱玲给美国读者而写，因此讨论时的态度也许显得过分“热心”。假如这篇文章能够使国人认识到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重要性，她将能得到更公允的评判。[15]
　　由此可以看出，夏志清原本的推介对象是美国读者，同时，也暗示讨论时的态度过分“热心”，可能导致不够公允。文中一开篇便指出“《秧歌》真正的价值，迄今无人讨论”[16]（P37）。而在《评〈秧歌〉》一文中，夏志清直接表明了他的反共立场：
　　《秧歌》是一部人的身体和灵魂在暴政下面受到摧残的记录。[17](P71)
　　《秧歌》不仅是一部中国农民的受难的故事，而是一部充满了人类理想与梦想的悲剧；而人类的理想与梦想是为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18](P77)
　　可以说，正是由于夏志清个人的反共立场与台湾当时反共的客观环境促使张爱玲的作品得以进入台湾文坛。张爱玲本人对于《秧歌》又是如何评价的呢？在夏志清发表评论之前，张爱玲曾写信给胡适，信中提到，“您问起这里的评论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么在意。”[19]由此可见，作为作家的张爱玲更加注重的还是作品本身的价值。
　　50年代的美国与台湾，都是反共气焰特盛的时期。[20]（P72）应该说此时创作者与评论家的着眼点很不相同，评论家有意将张爱玲的作品放到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时代潮流下，但是，张爱玲本人却并非刻意为了迎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书写。此后，张爱玲没有其它反共作品问世，当然也没有再在台湾文坛引起较大的反响。此中缘由以及张爱玲本人的文学主张可以从后来其在台湾《文学杂志》和《皇冠》上发表的两篇作品中窥见一斑。
　　在此期间，张爱玲于1957年在美国刊物《The Reportor》上发表了短篇英文小说《Stale Mates—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次年，该小说中文译本以题为《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在台湾《文学杂志》上发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1956--1960）是当时台湾代表自由主义的刊物。50年代，反共文学成为台湾的主流文学，并且得到官方书面的提倡。国民党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其宗旨在会章第二条中有具体说明：
　　本会以团结全国文艺界人士，研究文艺理论，从事文艺创作，展开文艺运动，发展文艺事业，实践三民主义文化建设，完成反共抗俄复国建国任务，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21]（P176）
　　面对官方的反共高压政策，自由的文学主张势必受到官方权利的干涉与压制。在《文学杂志》创刊号的《致读者》一文中就间接表达了对“宣传文学”的批判以及对自由主义文学主张的追求，可以说是有一定暗指意味：
　　我们反对共产党的煽动文学，我们认为：宣传作品中固然可能有好文章，文学可不尽是宣传，文学有它千古不灭的价值所在。[22]（P175）
　　《文学杂志》主张摒弃宣传文学的姿态，追求的是文学的永恒价值。另外，在主编夏济安对50年代读者提出的建议中也可以间接体现该刊对小说家及小说创作所持的态度：
　　一个态度诚恳的小说家，应该为这种“矛盾对立”所苦恼，而且应该籍小说的艺术形式，解决这种苦恼。小说家究竟不是思想家。他的可贵之处，并不一定是要揭露什么新思想，也不一定是从新标榜某种旧思想。他所要表现的是：人在两种或多种人生理想面前，不能取得协调的苦闷。直截了当的把真理提出来，总不如把追求真理的艰苦挣扎的过程写下来那样的有意思和易于动人。[23]（P188）
　　由此可见，该刊可以说是在美学的追求上偏离了反共的文艺政策，与当时的宣传文学和呐喊式作品是相背离的。它主张对小说价值的追求，认为诚恳的小说家应该对现实进行书写，以此来表现面对现实生活中抉择的苦闷与挣扎，注重小说艺术形式及作品思想深度的挖掘。这也许就是张爱玲短篇小说《五四遗事》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个重要原因。《五四遗事》描写的是五四以后西方现代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对一群中国青年人婚恋观的影响。虽然故事在男女主人公轰轰烈烈追求新思想后，最终还是无奈地落入到旧社会一夫多妻的体制之中，但却深刻地表达了一种在新旧对立、中西文化差别的矛盾中，对现实生活的无奈与苦闷情绪，可以这说恰好与《文学杂志》的文学主张相一致，同时也体现出张爱玲个人的文学创作主张：并未因刻意迎合当时反共的意识形态而创作，而是注重小说本身的书写及审美追求。
　　此后，张爱玲的作品一直没有在台湾发表，直到1966年8月，《皇冠》开始连载《怨女》。[24]10月连载结束后，紧接着有一篇宋琪（此署名应为“宋淇”之误，并非杜撰）的《谈张爱玲的新作<怨女>》一文，开头便说道：
　　张爱玲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只不过自从她去美国定居后，她很少用英文写作。近年来她唯一的中文作品是一篇短篇小说：《五四遗事》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而且还是在一九五七年。这对读者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损失。
　　《皇冠》是台湾当时最盛行的综合杂志，张爱玲能再次出现在台湾读者面前可以说是得益于宋淇的推介，之后她便开始了与《皇冠》的长期合作，作品在台湾广泛传播。1968年，皇冠出版社开始重印她早期的作品（将《传奇》增订版改名为《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于1968年在台湾出版），此后，又有海外学者水晶发表系列关于张爱玲的评论文章，从此开启了台湾文坛对她作品的热烈讨论。[25]（P73）
　　由此可见，张爱玲之所以能被推介到台湾，与夏志清、宋淇、水晶等学者的努力推介分不开；同时，与当时台湾社会的反共意识形态不无关系：
　　台湾文坛在50年代，也是受到民族主义与男性文化的双重权利中心的支配；特别是反共政策的高度实施，任何边缘性的写作都不可能介绍到台湾。张爱玲之所以能够介绍到台湾，乃是因为她在香港撰写的《秧歌》被误解为“反共文学”。这种误解正好符合双重权力中心的要求，逐为张爱玲开启进入台湾的闸门。[26](P86）
　　但是，张爱玲本人的文学创作主张并没有刻意的“反共”思想，不然的话，也不会在夏志清发表评论文章的十年后都没有任何类似的可以当成是“反共”的作品问世，直到宋淇的推介，才使得张爱玲再次出现在台湾读者面前。
　　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两岸三地的政治文化形势的特殊性，身处其中的文人难免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张爱玲的家庭出身及其同胡兰成之间的关系，也注定张爱玲作品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接受与传播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也正是张爱玲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度在大陆销声匿迹，而能够钻过时代的细缝，渗入到台湾文坛的原因。
　　
　　注释：
　　[1]此说法随着高全之的《张爱玲学》（2008）一书的出版，可以说已经得到认可。
　　[2]转引至陈子善的《张爱玲的风气》，第18页。原文作者为傅雷（笔名：迅雨）发表于一九四四年。
　　[3]张爱玲：《传奇》，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46年版。
　　[4][14]林幸谦编：《张爱玲：文学·电影·舞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许荻晖：《抗战胜利后的张爱玲：1946-1952》，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
　　[6][7]美新处乃政府机构，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的外交政策之一是努力制止毛泽东思想在亚洲的蔓延。“中国报告计划”具体包括：报纸新闻记事的制作与传播、杂志专题报道、电台难民访问、以及学术论文。参见高全之：《张爱玲与香港美新处—访问麦卡锡先生》——《张爱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255页。
　　[8][10][16][17][18]夏志清：《夏志清文学评论经典：爱情·社会·小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
　　[9]高全之：《张爱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2008年版。
　　[11][12]季季，关鸿：《永远的张爱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13][20][21][22][23][25][26]陈明芳：《后殖民台湾——文学史论及周边》，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
　　[15]《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为夏志清撰写的英文《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部分，先译为中文发表。按语转引自陈明芳：《后殖民台湾—文学史论及周边》，文学杂志第二卷，第4期。
　　[19]转引自陈明芳：《后殖民台湾—文学史论及周边》，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原载于张爱玲：《忆胡适之》，台北：皇冠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24]此处据学者叶雅玲推测，因为刊载之前没有任何宣传，故推断宋淇可能是在未经张爱玲允许的情况下将《怨女》交由《皇冠》连载——《苦闷与蜕变：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学与社会》，第222页。下段引文原载于《皇冠》，1966年10月，总号152期，第154-155页。
　　参考文献：
　　[1]东海大学中文系编.苦闷与蜕变：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学与社会[M].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
　　（李婷广东省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518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