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是日本近现代文坛上的著名作家,与坂口安吾等文学家一道被视为“颓废派”的代表人物。如果说坂口安吾是该派的理论代表,那么太宰治便是实践其理论的杰出代表。其多数作品都采用私小说的自我告白形式,充满了纯粹而敏锐的感受性。太宰治文学历经数十年岁月,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至今仍拥有大量的读者,被誉为永恒的“青春文学”。与此同时,对太宰治文学的否定、批评也屡见不鲜。作家三岛由纪夫就曾在文集《太阳与铁》中赤裸裸地表达了对太宰治的厌恶之情:“这些自我戏剧化是我生来最讨厌的东西,作品里所散布的文坛意识和类似负笈上京的少年的乡巴佬的野心,对我来说是最受不了的。”[1]
除了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等作家对太宰治文学提出了批评之外,奥野健男、平野谦、相马正一、佐藤春夫、东乡克美、檀一雄、安藤宏等评论家也对太宰治文学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多年来评论界对太宰治及其文学始终褒贬不一,评论的焦点多集中于太宰治文学中所集中表现出来的过剩的自我意识及其对命运抗争精神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太宰治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并非只是一味地告白自己的私生活,而是通过把人生经历所获取的对于自我的认识文学化,为反抗自我解体的宿命展开了殊死的自我救赎活动,书写了一曲作为抗争者的败北的悲歌。
太宰治的文学创作活动始于中学时代,他曾用过众多的笔名进行创作并发表作品。1925年,年仅十六岁的太宰治发表了习作《最后的太阁》,同年还创办了第一部同人杂志《星座》,走上了作家的道路。[2]然而太宰治本人并未将这一时期的尝试作为自己文学的出发点,而是把1932年发表在同人杂志《海豹》上的《回忆》“视作自己的处女作”。[3]而创作于1948年,即在他投水殒命之前后创作完成的极具自传性的《人间失格》则通常被视作太宰治清算自己人生的遗作。
一、 不安的“自我”
在《回忆》一文中,作者回忆了“我”从幼年4岁起直到中学毕业为止的经历。奥野健男将其评论为“悠然而成的真实自画像”[4]。出乎读者预料,小说开篇出场的并非本应与孩子最亲近的母亲,而是姨母。文中如此写道:“那几年和姨母有关的回忆有许多,关于父母的回忆却是一片空白。我生活在一个成员众多的大家庭,家中有曾祖母、祖母、父亲、母亲、哥哥三人、姐姐四人和弟弟一人,还有姨母和姨母的四个女儿,然而可以说在五六岁以前除了姨母以外的人我都不认识。”[5]这段描写与太宰治的身世经历可以说是完全相吻合的。
在开篇对姨母不长的描写中,就出现了两段关于主人公因与姨母分离而哭泣的描写。首先是与陌生男人一起在离开姨母不远的地方玩耍时突然感觉到寂寞,边呼唤姨母“妈妈”边大哭起来的片段;其次是某天夜里梦见被姨母厌恶而丢下,醒来后埋在姨母胸前哭泣着恳求姨母不要走的片段。在主人公缺失母亲的幼年生活当中,姨母成为了他唯一的依靠,相当于母亲般的存在,因此与姨母分离成为了主人公记忆中最早出现的不安的来源。诚然,对于弱小幼童而言,母亲的缺失会带来强烈的无助感,然而这种无助的背后却暗示了人类恐惧存在的根源,那就是自我无化后的空洞。这一命题可以从拉康的镜像理论中得到翔实探讨。
拉康认为,人类在作为婴儿诞生之后,由于机体行动无法统一协调,对于自身的认知是支离破碎的,并对“我”这一存在毫无概念,此时真正的自我就等同于“无”。“无”是空虚而令人绝望的,这种绝望来自于人类最初对于肢体无法协调统一的深切恐惧,同时成为人类后来对于死亡的本能恐惧。当儿童首次在镜中看到相对稳定的自己的映像时,会在成人“这就是你”的引导下,误将这个并非自我本身的完整映像认同为自身。也就是说,这种对象性的认同并非主体的自我建构,而是一个自欺的骗局,其导演者正是“看起来很完整的形象能让我用新的方式控制自己的身体”[6]这一原始动机,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自我”。正如拉康所说:“自我的作用只是为了用对话语来说最根本的抗拒来掩盖主体的位移。”[7]之后的一个阶段,映像来自于“众人之镜”,即“他者的目光”和“大人的视线”。在众人目光的投射之中,儿童进一步明确并丰富映像,从这一刻起“自我”渐渐得到完善,最终完全具备利用映像这一替身遮盖真实自体“无”的空洞的能力。
由此可以推论出,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儿童一旦脱离成人,尤其是父母这一重要的他者,将难以获得稳定的映像,会对自我的形成造成重大障碍。在自我出现缺陷的情况下,自我的虚无将无法完善遮盖,显露出令人绝望的黑洞,最终会反噬自我。幼年时期的主人公对失去姨母的无助正是源于这种儿童无法面对的原始恐惧。
自我之缺陷带来的对于“无”的绝望感,造成了日后作家太宰治在面对他者时,始终怀抱着深刻的隔阂与不安,也形成了其过于敏感的自我意识。在《人间失格》中有这样一段话:
总之,也就意味着,我对人类的营生仍然是迷惑不解。自己的幸福观与世上所有人的幸福观风马牛不相及,这使我深感不安,并因为这种不安而每夜辗转难眠,呻吟不止,乃至精神发狂。我究竟是不是幸福呢?说实话尽管我打幼小起,就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幸福的人,可是我自己却总是陷入一种置身于地狱的心境中,反倒认为那些说我幸福的人比我快乐得多,我和他们是无法相提并论的。[8]
像这样,在主人公大庭叶藏的想法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横亘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难以跨越的沟堑。具有缺陷的自我无法从他者之处顺利地获取完整的映像,不仅如此,反而还会对映像产生怀疑,于是这种怀疑与来自生命原始虚无的不安相叠加,使主人公对于自身乃至对于如何与他者相关联感到巨大的迷惑。这样,自我就开始发生动摇,加速了解体的危机。而自我的最终解体也就意味着死亡。
因此,为防患解体,具有缺陷的自我亟待从他者之处得到丰富的映像来填充虚无。自我越是处于动摇之中,便越是渴求来自于他者的目光。这在主人公身上形成了一个矛盾,即对他者的怀疑与渴求。这种怀疑产生于自我缺陷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并造成自我的进一步崩坏;渴求则产生于企图掩盖自我虚无的原始动机,可视为维护自我对宿命做出的抗争之举。虽然作为人类宿命的死亡会使自我最终解体,将一切带回本初的“无”之中,然而为了谋求自我的存在,抗争宿命几乎成了本能之举。自幼年时代就切身感受到这种自我虚无感,使得太宰治短暂一生的抗争更显悲剧色彩,这也许正是太宰治文学魅力经久不衰的缘故。
二、救赎——对宿命的抗争
在太宰治的成长过程中,他对自我解体这一人类的存在危机所抱有的敏锐感觉渗透在笔下人物的身上,使他们常常凸显出极度的不安。在《人间失格》中,少年大庭叶藏为了消解这种不安,打破与他者之间的厚重的隔膜,“想到了一个招数,那就是扮演滑稽的角色来逗笑”。这就是太宰治著名的“丑角精神”。主人公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这种“对人类拼死拼活的服务、汗流浃背的服务”[9]实现自己对人类最后的求爱。“丑角精神”可以看作主人公为救赎危机中的自我而迈出的抗争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丑角带上假面,以其滑稽的表演方式为观众逗乐,其本身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从表演方式上来看,戏剧当中的丑角通常非大忠大奸,多运用俏皮话与动作来扮演逗趣角色,更像是置身剧情与是非之外的旁观者,而马戏团中的丑角则注重杂耍的技法,用滑稽、夸张的肢体语言搏得观众一笑。一旦扮演者洗净妆容换掉戏服,失去了丑角的外貌特征,那么他所扮演的丑角效果便会立刻消失。可以说,丑角的内涵并非扮演者,而是一个空集,它存在的意义在于那层独特假面,并以此聚焦反射他者的笑声。
“无论如何都行,只要能让他们发笑。这样一来,即使我处于他们所说的那种‘生活’之外,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吧。总而言之,不能有碍他们的视线。我是‘无’,是‘风’,是‘空’。”[10]《人间失格》中,大庭叶藏自愿戴上这样一个丑角的假面,正是因为洞察了自我之空洞的缘故。因此他以假面为媒介,聚集来自他者的映像。在他身上,假面成为了进一步遮盖自我缺陷的绝妙的手段。他企图借助这个假面,来达到稳定自我的目的。
然而,这种方式有着不容忽视的弱点。“丑角”精神建立在自我的缺陷之上,原本就根基不稳,随时都会摇摇欲坠。过度依赖来自他者的映像,必然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他者一旦施加负面的影响,对自我发出否定信号时,就会粗暴地碾碎自我。太宰治借大庭叶藏的口这样说道:“一旦别人说我坏话,我就觉得是自己误解了别人的意思一样,只能默默地承受那种攻击,可内心却感到一种近乎狂乱的恐惧。”[11]这种负面影响就为倚靠“丑角精神”来实现自我救赎的方式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就在太宰治遭遇了亲人的死亡、共产主义运动脱离、家族除籍、疾病窘困、芥川奖落选等重大不幸时,这样的负面效应就更加明显,加速了自我进一步的动摇与解体。
给予丑角精神致命一击的事件发生在1936年前后。在这之前,太宰治由于盲肠炎并发腹膜炎一度病重,医师为缓解他的痛苦过量使用了镇痛剂,导致太宰治对药物产生了依赖。痊愈后,太宰治出现了与吸毒无异的症状,备受折磨,并因此抛弃自尊四处借债,甚至开始对妻子初代暴力相向,境况一度窘迫不堪。最终在家人和恩师井伏鳟二的帮助下,太宰治于1936年10月被送入精神病院——东京武藏野医院。
当年11月,太宰治痊愈出院,没多久便发表了《HUMAN LOST》、《闷闷日记》等作品,记录了自己入院期间的见闻感受。此外,太宰治还在《东京八景》等作品中反复叙述这一时期的经历。从保留下来的当时太宰治借债的信件里不难读出他为借债对别人低声下气的窘态。因借债而受别人歧视,以及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些事件给他带来了难以愈合的重创,加重了其自我矮小化以及与他者的隔阂。山岸外史在《人间太宰治》中的回忆道:“这是比死更严重的事。是对人性的剥夺。山岸君,我正直的心实在不甘,我本没打算过要败在镇痛剂(成瘾)上的。”[12]由此可见,对于家人及导师的善意谎言太宰治并不领情,在他看来,自己的清白以及对别人的信任心受到了欺骗与伤害,自我受到了他者的否定,甚至被他者看作“精神病人”。此次住院的痛苦经历,使得太宰治的丑角假面失去了功能,自我的缺陷日渐清晰化,他内心的矛盾与混乱随之不断加深。最终,采用“丑角精神”来进行抗争的方式也不得不宣告破产。
然而太宰治的抗争之路并未因此画上句点,他以入院的经历为契机,开始接近《圣经》。幸运的是主治医师中野嘉一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对这位新晋作家照顾有加。不仅从太宰治的医疗费用中拨出一部分来为他添置了桌椅纸笔,还购买了《圣经》让他阅读。太宰治的中期创作便打上了浓厚的基督教的色彩,其开端正源于此。自认为受到周围人背叛的太宰治转而投向了《圣经》。他曾说过:“我没什么学问,是真正什么也不懂的。然而只有圣经,是从投递报纸那会儿就开始看了。难过的时候就打开读一读。”[13]这一句道出了太宰治从《圣经》中寻求的是安慰而并非是灵魂的救赎。事实也证明《圣经》并没有将其感化成为一名虔诚的信徒。那么太宰治在后半生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像个布道者般地多次提及《圣经》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答案恐怕还是要在自我这一命题中去寻找。
来自于他者的负面映像击碎了脆弱的假面,对愈发薄弱的自我进行了打压,而这是想与宿命抗争的太宰治不愿见到的。为了将负面的映像转化为正面的力量,他将目光投向了受难的基督,企图将基督教中圣人先知的形象作为有力的后盾:“你当爱人如己。这是我最初的座右铭,亦是最后的。”[14]太宰治正是将这样的形象作为了自己在他者眼中的形象,力图以圣人先知的形象来修缮自我的形象,甚至藉此来达到自我圣化的目的。吉村善夫在《人间神格——太宰治论》中这样评论道:“我认为他正是走犹大的道路来实现约翰的使命。”[15]《圣经》中,约翰与犹大可谓是正反两面的代表人物。施洗约翰是基督教的先行者,在约旦河中为人施洗,劝人悔改,为基督宣讲教义奠定了基础,最终得罪犹太王而殉道。相反犹大虽跟随基督,却在最后因私欲背叛并出卖基督,将基督送上了十字架。这一矛盾心态正是他自我圣化最终宣告失败的关键原因之所在。
那么太宰治又为什么要通过叛离者的姿态来实现圣人的形象呢?这当中存在着其客观必然性。首先要从宗教信仰所宣扬的死后世界入手来理解这个问题。不论在基督教还是在其他宗教中,宣扬的都并非现世的福祉,而是死后的世界。假如把自我这一概念带入宗教中来,那么可以说,现世之人的自我通常是不纯净的,而且也是不完整的,而对比之下神才是完美的他者的化身。想要在死后的世界中进入天堂与神同在,必须首先与神同化,即具备与神一致的完美形象。因此世人只有将原本的自我不断解体,最后通过死亡这一形式将现世自我彻底归零,才能披上神的完美形象进入天堂。
因此,虔诚的信徒并不恐惧死亡,而是将这种对“无”的彻底回归当作自我圣化的开端。然而太宰治并非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他早年对虚无的恐惧记忆根植在他的自我中,如同障壁般阻碍了他与对天堂的信仰。在《人间失格》中他这样吐露道:“我不相信神的爱,只相信神的惩罚。”[16]因此宗教对于他来说只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而捞起的一根救命稻草。对圣者这一完美的他者形象的渴求,其根本原因在于维护现世中的自我。要成为绝对的完美圣者,唯一的通路便是首先毁灭自我。于是太宰治只能将自我放在审判台上接受鞭笞,才能和圣者发生关联:“无论如何小心都无济于事,我没有一天不在行恶。我向神祈祷,将我双手以绳结绑缚,使我谦卑下拜于地面上。然而当回过神时,自己往往已铸成错事。我是一个不能缺少鞭挞的男人。即便被打得浑身鲜血淋漓,我也必须沉默接受。”[17]自我圣化非但行不通,反而将太宰治带进了一个死角——为了摆脱虚无而进行自我圣化,为自我圣化而不断消减自我,加速了向虚无的靠拢。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但得不到真正救赎,反而使自我进一步解体。最终,太宰治用自戕的方式,走向了死亡这一永恒的归宿。
人类最初来自于未知的虚无,最终仍逃脱不了回归虚无的命运。太宰治以近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认知感受着人类宿命巨大的空洞,为抗争这一悲哀命运在世间不断碰壁,承受各种打击。在自我行将毁灭的最后,他仍然没有妥协,而是借用《人间失格》结尾酒吧老板娘的这样一句话“我们所认识的阿叶,又诚实又乖巧,要是不喝酒的话,不,即使是喝酒……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呐”[18],完成了对宿命的最终呐喊,骄傲地结束了他曲折离奇的一生。
(本文受到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G10JB028。)
(指导教师:宁波大学 郭勇教授)
注释:
[1]三岛由纪夫著,唐月梅译:《太阳与铁》,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2]野原一夫:《太宰治の言葉―愛と苦悩の人生》,東京:筑摩書房,1998年版。
[3]太宰治:《東京八景》,文庫本《走れメロス》,東京:新潮社,1967年版。
[4]奥野健男:《解説》,《晩年》,東京:新潮文庫,1985年版。
[5]太宰治:《思い出》,《太宰治全集1》,東京:筑摩書房,1988年版。
[6][7]拉康著,褚孝泉译:《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8][9][10][11][16][18]太宰治著,杨伟译:《人间失格》,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12]山岸外史:《人间太宰治》,東京:筑摩書房,1989年版。
[13]太宰治:《風の便り》,《太宰治全集4》,東京:ゆまに書房,1994年版。
[14]太宰治:《返事》,《もの思う葦》,東京:新潮文庫,1998年版。
[15]吉村善夫:《人间神格——太宰治論》,《太宰治論集1》,東京:ゆまに書房,1994年版。
[17]太宰治:《善蔵を思ふ》,《太宰治全集3》,東京:ゆまに書房,1994年版。
(沈瑶 浙江省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