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佚名语文建设2011年第3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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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建设 2011年第3期 ID: 139026

[ 佚名文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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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

◇ 佚名

　　1　表扬也需要注意
　　
　　夏心军在《表扬也不是没有危险》一文中指出，表扬性评价是现代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就会适得其反。如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学生间的矛盾，甚至使教师有哗众取宠之嫌。因此，教师必须掌握表扬的频率，关注表扬的对象，把握表扬的尺度，尊重客观事实，创新表扬的形式。
　　准确把握表扬的频率是表扬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以及每一个学生的特长，巧妙地设计问题，引发全体学生的积极思考。所使用的语言不能让人感觉是在恭维学生，使得教师在学生中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威信：也不能对学生精彩的表现轻描淡写地表扬，以致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生千差万别，如何进行表扬也需要教师独具匠心、深入挖掘。有的时候，轻轻抚摸学生的头，拍拍学生的肩，向学生投去赞许的目光，这些看似平常的小动作会使学生感到更为亲切。(《中国教师》2010年第22期)
　　
　　2　合格即优秀；优质义务教育的一种评价观
　　
　　杨启亮在《合格即优秀：优质义务教育的一种评价观》一文中对长期以来我们区分优质教育和薄弱学校的依据提出了质疑。他指出，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正在趋向大众化，但许多地方的义务教育还在执著地炒作精英化，还在误导着无辜的中小学生追逐“人上人”，期望“一举成名天下知”。我们的教育评价标准因此越拔越高越狭隘，越来越偏离从平民化的立场来评价优质义务教育这一轨道，因此让许多未来的普通劳动者在义务教育阶段就成了失败者、被淘汰者，也让许多所谓的精英缺失了普通劳动者的基础。这种根本性失衡的教育评价，可能正在制造着义务教育发展的双向未来风险。因此，应当把优质义务教育的评价标准，定位于未来普通劳动者可望也可即的合格水平，让绝大多数学生因为合格而优秀，也让绝大多数教师获得成功的体验。
　　义务教育是普及平民化的国民基础素质教育，它应当让每一个受教育者首先成长为合格的普通劳动者，并因此享有应有的人格尊严。评价义务教育，就像评价一栋宏大建筑的基础的质量，它的每一寸基础都合格应当就是优质工程，工程队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寸基础都合格，而不是打造几处重点、创造几个品牌。所以，义务教育的责任应该是确保“兜底”的均衡，而不是追逐不均衡的“拔高”。
　　
　　3　教育家可以年轻
　　
　　李希贵在《教育家可以年轻》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教育家”似乎一直被供奉在神坛上，到终于走近我们的时候，大都白发苍苍、饱经风霜，往往已是年近花甲甚至已届古稀。而且很多时候，“教育家”常常是一种追认给逝者的荣誉称号和评价，似乎和健在者特别是和年轻人没有多少关系。
　　孔子、苏格拉底、苏霍姆林斯基、蔡元培等人的教育思想都是在风华正茂的年纪产生的。我们不能小视年轻，不能错过年轻，对年轻人我们不可以太苛刻，应该为他们鼓劲、加油。但遗憾的是，在教育家这个领域，年轻人并没有得到他们应该拥有的位置。
　　长期以来，人们对教育家的认识似乎已陷入误区。一提教育家，就会立刻想到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精心设计自己的学术框架：就会想到大部头的理论著作，显赫的头衔，一年几十篇甚至上百篇学术论文……好像不这样就和“家”字无缘。这种认识上的误区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抑了人们的信心，以致使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教育家离我们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事实上，真理从来都是很朴实、很简单的，教育也是如此。教育家之所以被称为教育家，有两点很重要一第一是做教育的出发点正确，他们做教育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育心、育人，通过育心、育人达到救世、救国的目的。第二是能抓住教育的关键，踏踏实实、锲而不舍地去做，充满热情、打动人心地去做。能做到这两条，成为教育家也就是可望又可即的了。(《教育发展研究》2010年第1 2期)
　　
　　4　让心灵醒着
　　
　　刘长铭在《让心灵醒着》一文中指出，仅仅使学生掌握知识与技能是远远不够的。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追求成功与幸福。但是，如果成功与幸福成为社会唯一价值的话，那么，社会将变成丛林，生活将变为生存，我们距离真正的成功和幸福也会越来越远。其实，成功与幸福从来就没有唯一的标准。我们在努力追求成功与幸福的时候，不要忘记追求崇高才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种类的本质区别，追求崇高的体验是独属于人类的幸福。
　　今天，我们的学生不缺少聪明、机敏和解决问题的技巧，他们更加需要的，是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是对美好事物的感知能力，是对价值的理性判断与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不为功利执著追求的精神。因此，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担当精神，引导学生不懈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就应当成为我们的教育理想与价值追求。
　　
　　
　　5　教育公平视野下对“男孩危机”的性别解读
　　
　　教育专家孙云晓提出的“男孩危机”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培养“男子汉”的议题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胡晓红、左孟华在《教育公平视野下对“男孩危机”的性别解读》一文中指出，孙云晓所谈到的男孩的种种表现确实是当下社会出现的一个新现象。但是，能不能将这种表现归结为“男孩危机”，进而提出“拯救男孩”的设想，值得商榷。例如，用高考状元中男生比例的下降来说明“男孩危机”本身就预设了“男性优越”的性别模式，另外，数据没有考察考生总体样本的性别比例，仅仅用比例的变化和文科状元中男生占的比例不足以说明“男孩危机”。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女生比例高于男生比例，也不能说明问题。大学是一个多元化的空间，学习成绩不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大学男生在就业压力上要小于女生，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把精力用于积累社会经验和创业准备，对学分或者国家奖学金并不是十分在意。
　　男孩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危机更多的是一种社会问题，是社会变迁与生活方式变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它发生在男孩身上，同样也发生在女孩身上：诸如女孩吸烟、酗酒，女孩暴力、堕胎……这些问题也在威胁着女孩的健康和成长。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男孩拥有诸多优势和享受着各种特权。从高考招生来看，男孩占有优势的理工科的招生人数远远高于女孩占有优势的文史学科：另外，在军校、警校等高校，男生更是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任何教育模式设计的初衷都不是有意让它更适合某一性别的发展。存在多少种“男孩危机”，就会存在更多的“女孩危机”。而且，相比“男孩危机”而言，产生“女孩危机”的原因更多来自机会、资源和性别文化的限制，是一种结构性的显性危机。
　　需要拯救的不仅是男孩，更加需要拯救的，是我们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