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戴望舒诗歌的研究探索近年来已从方方面面展开，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阐释戴诗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以及不确定性为广大受众提供的想象空间、大众化关注和当代存在的审美意义，以此验证戴望舒诗歌潜在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
　　关键词：接受美学 戴望舒诗歌 不确定性 大众化关注 当代存在
　　
　　近几年，戴望舒诗歌的社会认可度逐渐提升，说明受众的接受程度在不断提高，受众群也在不断扩大。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这是因为他的诗歌包含着许多“不确定性”，“正是这些未定性和空白点，为读者留下想象、丰富和补充的余地，促使读者参与对作品形象的再创造，也激励着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1]同时，诗歌的潜在意义也在读者视界的历史改变中逐步显示出来，也就是说，戴望舒诗歌文本不只是一种历史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当代存在”。正是因为戴诗满足了更多人的阅读期待，实现了读者对作品的重新建构，诗歌潜在的审美价值，在读者的阅读、理解和创造中表现得更为实际。
　　
　　一、意象象征意义的不确定性提供了丰富的联想空间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本身有许多“不确定性”与“意义空白”，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与意义空白构成了作品的基础结构即“召唤结构”，召唤着读者去发挥想象力，去寻找作品可能隐含的意义。而作品的这种不确定性和空白的程度水平，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水准高下的重要尺度。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或由个人的体验来感受作品，丰富作品，或通过作品的启迪来校正自己的情感，修正自己的识见。这种不确定性为作品多元形象的丰富性、不重复性和宽泛的适应性提供了可能。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以自己独特的象征化意象及意象组合，来烘托、传达自己的情感世界，他将生活中常见事物的本来意义模糊化，赋予这些事物以一种超生活本意之上的喻指意义。如《我的记忆》所选择的意象“燃着的烟卷”、“绘着百合的笔杆”、“破旧的粉盒”、“颓垣的木莓”、“喝了一半儿的酒瓶”、“往日的诗稿”等等，都是非常具体通俗、生活化的物象，但却有着丰富的暗示性和多义性。首先，诗人把“记忆”拟人化了，它似一个活生生并无限忠实于自己的好友，具有“友人”可以倾吐、可以依赖的特征；其次，作为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它是诗人生活的印记，是诗人那颗无时无刻不在咀嚼过去的灵魂。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烟卷”“笔杆”“酒瓶”等等物品都是生活中时常碰到、用到的，但在这些物品上留下的记忆一定是不尽相同的，或美好或痛苦，或一闪而过或刻骨铭心……尽管去联想好了，所谓“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诗人笔下清晰的意象和模糊的意象象征义，给了读者想象构成的权利。阅读主体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介入，融入了读者的审美观照和切身感受，与诗歌的意象形成互补和延伸，其潜在的审美意义，在读者的理解和解释中被作为实际的审美价值反映了出来。
　　戴望舒喜欢采用的意象，大都是包含着我国悠长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读者非常熟悉、倍感亲切的意象，其包蕴的内涵往往会带给人一种心领神会的感觉，同时又呈现出明显的多义性和多层面性，因而能够为读者留下添补情感和色彩的空间，或者拉近与读者心灵的距离，或者为揭示其心灵而创造联想空间。在短诗《我思想》：“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振撼我斑斓的彩翼”中，作者选用“蝴蝶”这个意象，可能是取自庄周梦蝶的典故，象征着自己思想的美丽，同时还暗含着自己追求和主张不久后终会被认可的信心。相信每一位读者在阅读时，由于个人的生活经历、文化素养、审美需求、欣赏角度的不同，会对“蝴蝶”这个意象产生不同的理解：也许“蝴蝶”能唤起读者生命的美感，也许标志着个人主体意识的超时空存在，也许联想到了笛卡尔那道“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也可能感受到的只是庄周化蝶般的梦境。“蝴蝶”这个常见的古典意象的象征含义，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延展性，只有当读者自己对这个意象进行了个性化的填充和扩展后，诗歌的意义才最终得以实现。
　　戴望舒诗歌中的意象，具有象征意义的不确定性、启发性和暗示性，能够更大程度地启发读者通过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去求得那象外、景外、韵外、味外之趣味，而读者在诗歌提供的意象意境框架或提示的基础上，重新在主体心灵中构建起新的审美意象和意境。而戴望舒诗歌也因此而彰显出了更深层的社会意义、美学意义和情感价值。
　　
　　二、个人化诗情表达的不确定性引发出普遍的大众化关注
　　
　　诗人写诗，往往是个人情绪的抒发和流露。如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曾经宣称的：他期待的理想读者，是那些“毕生研究《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而其它什么都不做的人”[2]。可以判定，这位作家所期待的读者不是一般人，那么作品不仅隐含读者少，现实读者会更少。戴望舒也是这样，他把自己诗歌创作与接受的标准确定为：“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他的创作愿望只是表达自己，并不期望有很多读者能读到和读懂他的诗歌，但客观上他的诗歌却能够迎合读者的情感需求，能够满足读者的期待视界，这使得他的诗不仅拥有广泛的隐含读者，而且拥有越来越多的现实读者。我们知道，当作品的视界和读者的审美期待视野融合一致的时候，就会引发强烈的心灵感应，这样的融合感应越多，大众化关注程度就越高。相反，不能与读者的审美期待视野融合的作品，大众化关注程度就越低。
　　戴望舒的成名作《雨巷》，把当时黑暗沉闷的社会现实喻为悠长而寂寥的“雨巷”，这里潮湿、阴冷，没有阳光、没有欢乐，“我”是在这样的雨巷中彷徨的一个孤独者，在寂寞中希冀“丁香般”姑娘的出现。这姑娘终于出现了，却跟自己一样凄婉迷茫，哀怨惆怅，而且还是倏忽即逝的，像梦一样地从身旁飘忽而过，留下的依旧是无法实现的梦和黑暗中的寂寞彷徨！这是现实的黑暗和理想的幻灭在诗人心中的投影，是青年诗人真实的内心感受，然而这感受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青年的群体心态，引起了30年代众多读者的共鸣，让大家一起品味到了“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的苦恼”。《雨巷》所抒发的情感，的确是诗人的个人情感，但它写出了当时一个阶层人们集体无意识的感受，诗歌中“寂寞彷徨”的心态具有了大众化关注的特征，诗歌也就因此拥有了大批的读者。当社会又一次处在转型期，旧的和新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在一次次的否定之否定中轮回的时候，人们自然会产生苦闷与徘徊的心态，虽然苦闷的内涵不同于30年代，但八十年前的作品在当今依然能够引发大众化的关注，其审美价值可见一斑。
　　另一首《寻梦者》，借用寻梦的过程概括了一个充满理想和不懈追求的人生过程，年轻的诗人相信梦一定会“开出娇妍的花”，但在寻梦的过程中，却要经历非同寻常的艰辛与磨难，“无价的珍宝”隐藏在“青色大海的底里”，得到它需“攀九年的冰山”，“航九年的旱海”；历尽艰苦获得了“金色的贝”，还需要“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这“金色的贝”才会在一个暗夜里“吐出桃色的珠”，而这时的寻梦者已变得“鬓发斑斑”、“眼睛朦胧”。这虽然是首抒发个人情愫、总结个人经验的诗歌，但传达出的却是一个普遍的人生哲理：幸福的快慰要用艰辛与磨难换得，人生最高价值的实现与人生的挫折、衰老相与俱来。这时诗人个体的经验体会，已经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生哲理被读者和社会认可，由此引发更加普遍的大众化关注。正如英国著名湖畔诗人柯勒律治所言：“一个人，如果同时不是一位深沉的哲学家，他决不会是个伟大的诗人。”[3]从这个意义上讲，戴望舒的诗歌不就从特殊上升到一般，具有了一定的哲学意义了吗？
　　另外，诗人的许多爱情诗，抒写了相爱时的甜蜜、离别时的难舍和思念、婚姻的错误和反思等等，虽然都是写个人的一己情怀，但对于那些有着恋爱体验、婚姻经历的读者来说，其诗歌内容和表达的情感很容易与自己的个人阅历、期待视野相融相通，引发大众化关注。这大众化关注程度的扩展也许就是戴望舒诗歌近年来社会认可度提高的原因之一吧？
　　
　　三、诗歌意义的不确定性提升了“当代存在”的意义
　　
　　接受美学的奠基者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个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座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4]换言之，一切的文本不只是一种历史存在，更是一种当代存在。如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的形象，不仅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读者和观众所拥有，也为历代的读者和观众所拥有。在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哈姆雷特是蕴涵着复仇意义的人物，而在20世纪的中国，他又变成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哈姆雷特永远以“当代人”的身份出现。这就是不同时代的读者在自己的阅读活动中的一种创造。可见，文学作品的意义生成和价值生成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不同时代的读者，根据自己不同的审美需求去理解作品，不断为作品注入当代的、当下的思想和内容。
　　戴望舒在《烦忧》中写道：“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 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生活在二三十年代的诗人，由于美好理想与黑暗现实之间的激烈矛盾，产生了莫名的或不愿明说的烦忧，郁结在诗人心中的烦忧是什么呢？是秋日的清愁寂寞，社会的呆滞疲惫，还是国家的日益颓败，沉沦的赤县神州？诗人虽没有直接表露，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烦忧集中了当时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社会使命感笼罩着的知识青年的群体心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首诗对各个历史时段读者的触动肯定是不一样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读者所体验到的“烦忧”，也许是政治空气的紧张、物质的贫乏、文化生活的单调；那么新世纪的读者，尤其是新一代的读者所感受到的“烦忧”就可能是升学、就业的压力，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物质享受和信仰缺失之间的矛盾，外表潇洒与内心沉重的反差，会使人们产生难以名状，无法言说的“烦忧”。 几十年前的诗歌能够引发当代人的反思和共鸣，能够带给不同历史时段的读者以不同的反思和体验，又一次验证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不尽的阿Q”，这不能不说是戴望舒诗歌“当代存在”的成功和魅力。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有一首著名的《豹》写道：“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诗歌通过对豹的描写，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在探索人生意义时的迷惘、彷徨和苦闷的心情。袁可嘉曾这样分析：“与其说是在描写关在铁笼中的豹子的客观形象，不如说是诗人在表现他所体会的豹子的心情，甚至还可以说是他借豹子的处境表现自己当时的心情。”[5]那么，戴望舒的《秋蝇》呢？应该说这首象征意味十分深厚的诗，与里尔克《豹》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它细致地描摹了苍蝇在色彩繁杂的深秋感到“昏眩”和“窒息”，因自身衰弱，无力反抗，慢慢步入死亡的情状，象征了“人”在现实社会的挤压下挣扎无果，一步步趋于死亡时产生的痛苦绝望的心态。戴望舒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写于20世纪初的《豹》在30年代的存在和反映，而现在我们读戴望舒的《秋蝇》，同样是具有当代存在效果的，人对生死的深入思考、探索时的迷惘彷徨、遇到困境时的无奈绝望，也许正是人类一个共同又永久的话题。
　　正是在这生生不息的阅读创造过程中，不同时代的读者总是以自己富有个性和时代特征的创造性理解，赋予戴望舒诗歌以当代的意义和阐释，使作品的功能潜力得以发挥，显现出作品长久的生命力。
　　总之，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几乎和作者所赋予作品的意义没有联系，而取决于接受者所领会所赋予的意义。也如姚斯所说：“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在这一接受的历史过程中，对过去作品的再欣赏是同过去艺术与现在艺术之间、传统评价与当前的文学尝试之间进行着的不间断的调节同时发生的。”[6]戴望舒的诗歌其实就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历史的推移，愈具有艺术生命的作品，就愈能拥有更多读者的喜爱。
　　
　　注释：
　　[1]薛永武：《西方美学论稿》，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35页。
　　[2]引自[美]约翰·巴思：《我在沉思和推理》，见崔道怡等主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下），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3]引自[英]柯勒律治：《文学传记》，见伍蠹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4][6][德]姚斯等：《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第48页。
　　[5]袁可嘉等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第14页。
　　（聂蕊 太原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030012）

• 聂蕊：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戴望舒诗歌的不确定性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