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人类学认为,文学具有内在的精神医学功能,即治疗功能。它是拯救人类灵魂、维系人类身心健康的一剂良药。余光中以乡愁诗作为文学治疗途径,通过乡愁物象宣泄负性情感,在传统文化的认同中找到心灵的归宿,使乡愁的苦痛升华为期盼祖国统一的积极情感,客观上起到了引导作家脱离苦闷心态的作用,对作家的非常态心理起到了修复、疗救的效果。
关键词:余光中 文学治疗 乡愁诗 宣泄病痛 回归传统
文学人类学认为,文学具有内在的精神医学功能,即治疗功能。它是拯救人类灵魂、维系人类身心健康的一剂良药。对作家来说,写作是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写作与作家自身的生存发生了必然的联系。作家借助写作体验生存,转移苦闷情绪,升华病态的情感,治疗生活苦难造成的心灵病痛,使某些缺失性需要得到有力补偿,失衡的精神生态再度恢复正常、健康状态。作家在以文学创作治疗自我的同时,也同样治疗着与他有着共鸣的被压抑着的心灵,是一种积极的“双向治疗”。因此重视艺术创作,以创作寻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对作家心灵的创伤进行疗救,是保证作家身心健康,继续创作的有效途径。以余光中先生的诗歌为代表的台湾乡愁诗作为一种文学治疗途径,在治疗他人的同时,也实现了作家对自我的疗救。
“乡愁”是文学创作中一个亘古不衰的主题。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台湾乡愁文学,是台湾社会独特历史条件下民族感情的一种体现,“是台湾大陆籍人士怀乡情绪的反映,以回忆大陆乡土和亲人为内容”,“是无根的一代对根的呼唤和寻求,是民族情结在人情和人性层面上的盘绕”。[1]作为台湾乡愁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乡愁诗数不胜数,如《边界望乡》(洛夫)、《乡愁》(席慕容)、《晚秋的乡愁》(蓉子)、《国殇》(于右任)、《爱情烟幕》(罗青)等。其中把乡愁写得最为通俗深刻、影响最大的是祖籍福建的诗人余光中。他的《乡愁》和《乡愁四韵》广为人们传唱。几十年来,余光中经历了离别家园的痛苦,浪迹天涯的辛酸,却始终在精神上与祖国血脉相连。他要寻找一个精神的栖息地,调整因两地隔离造成的不适而产生的怅惘和苦闷。他以充满浓郁的传统意识和乡土观念的作品,抒发着浓浓的去国怀乡之感、强烈的思乡思亲之情,来治疗生活苦难造成的心灵病痛。
一、两岸分离是病痛产生的根源
文学是一种心灵痛感的抒发,痛产生于愁。所谓“愁”者皆因距离而生,因空阔而凄惶,因无望而动人。1949年海峡两岸被人为地隔绝之后,两岸同胞骨肉分离,亲情、友情和爱情被无情地隔断。台胞们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他们为乡愁所苦,经受着日夜思念祖国、渴盼亲人的折磨。这场巨大的心理灾难,久而久之成为了一种病症。失根是台湾大部分迁居者1949年以后的普遍心灵感受。这种无根与迷失,白先勇将其概括为怀念“失落的王国”的“永远的迷失者”;“被剥夺了文化传统,迷失的中国人成了一个精神的流亡者”。[2]余光中20岁离开大陆到香港,又从香港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已经38岁的余光中,不知何日是归年。那种孤绝感、失落感不言而喻。随着这种无依靠、无归属感的油然而生,长期郁积的苦闷势必会造成一种心理压抑,如不及时排遣就会向内发泄,导致作家心态畸变。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被称为“病态的天才”,他认为为了得到解脱,必须倾吐痛苦,他不只一次地说作品就是“自我治疗”——写作主要是为了自己,并且指出“自我治疗是就文学写作的动因和文学的功能而言”。[3]作家心中的苦闷情绪只能通过艺术创作活动这一途径才能得到释放。诗人将这种深切而痛苦的思念发于笔端,借助文学来抒发情感,创作出许多感动人心的乡愁诗,足以使我们的心灵为之震颤。
(一)病痛是离开母体的游子的痛苦情绪
余光中的乡愁诗常常以母亲为明喻和隐喻,其投射形式就是“乡愁”。大陆是他的一个母亲,思念母亲就是对大陆怀乡之情的抒发。早在50年代初写的《舟子的悲歌》中,余光中就表达了离开母体的游子那种思念故园的痛苦情绪。余光中的人生经历和心灵体验,就是游子漂泊生活的写照。大陆母亲的这根线,始终牵引着游子的心!他常感到自己如失群孤雁,如落单孤儿,很想暂且忘却痛苦,然而灵魂中的苦苦思念使他一刻也忘不了家园,忘不了故乡。于是余光中写下深沉浓重的乡愁。“一张破老的白帆∕漏去了清风一半,∕却引来海鸥两三。∕荒寂的海上谁做伴!∕啊!没有伴!没有伴!∕除了黄昏一片云,∕除了午夜一颗星,∕除了心头一个影,∕还有一卷惠特曼。∕我心里有一首歌,∕好久,好久∕都不曾唱过。∕今晚我敞开胸怀舱里卧,∕不怕那海鸥偷笑我:∕它那歌喉也差不多!∕我唱起歌来大海你来和:∕男低音是浪和波,∕男高音是我。”诗人通过漏风的一张帆,黄昏的一片云,午夜的一颗星和心头的一个影,强烈地写出了离开祖国大陆的游子的孤独、寂寞和一种漂泊无根的心绪和情感。游子日思夜想,于是归乡之梦萦绕,“昨夜,∕月光在海上铺一条金路,∕渡我的梦回到大陆。”游子在梦中终于见到了老母,但当他发狂般扑过去时,幻想却破灭了,老母早已埋在荒野草丛中。诗作真实地展示了一个流亡者凄凉的、绝望的心态,表现了留学异国的诗人对故园的强烈思念,充满了天涯沦落人的凄楚。
(二)病痛是有乡归不得的锥胸之痛
羁旅漂泊的生涯使得余光中的怀乡病日益深重,1966年在美国密西根州创作的《当我死时》以哀吟的语调,表现了身处异乡的游子对故国的强烈思念,似乎是在望眼欲穿、思之不得之后接踵而来的呼天抢地、捶胸顿足的哭诉表白,充满了有乡归不得的锥胸之痛。“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然而“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只是一个美丽的愿望而已,现实中,诗人只能“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生不能返乡,惟愿死后能葬身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把滔滔的长江和黄河之水当作安魂的乐曲,把辽阔的祖国大地当作自己的床,在祖国母亲的怀里安然睡去。诗人把死亡视为一种憧憬、一种满足。但是,在这安魂曲般温婉祥和、悠然恬静的情调下,掩藏着怎样一种泣血的哀恸啊!一个年仅38岁的人,对生还已绝望,要用死后归葬的幻想来安慰自己,还不足以说明他心中的愁苦是多么深重吗?这种退而求次的表达,强化了诗的张力,丰富了诗的内涵,把热爱祖国山河、渴望落叶归根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生理心理学角度看,任何一种情感都具有生理和心理能量的基础,情感的疏泄意味着被压抑的生理和心理能量的释放,因而会伴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快感。诗人通过这些乡愁诗的书写,释放了内心郁积已久的苦闷情感,同时也获得了许多有同感者的共鸣。随着诗人的乡愁被他人理解,内心的焦虑、痛苦为他人所共有,继而其“负性”情感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消解。
二、乡愁诗是治疗病痛的有效药方
乡愁是一种心病,是心灵的思念、哀愁和悲伤。乡愁也是痛苦与乐观的统一。乡愁之所以令人痛苦,因为它是无家可归的体验,是人与家园和自身本性的分离。但乡愁在令人体验痛苦的同时也在经历欢乐,这种欢乐就是在无家可归的经验中产生的对家园的寻找、期待和向往,即重新找到自身存在的根基。这种寻根是对美好记忆的寻找,也是对心灵家园的寻找,对精神寓所的寻找。
(一)寻找故乡记忆,纾解乡愁之痛
壮丽的海峡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余光中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写了多少乡愁诗,也难将伤口缝合。余光中通过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这些特有的诗歌意象,与故乡发生着水乳交融的联系,从而在思想和情感领域达到还乡,诗比人先还乡是诗人最大的安慰。在《春天,遂想起》这首怀乡诗作中,诗人将怀乡主题置于一个秀丽而感伤,多雨而缠绵的江南水乡,通过对故乡形象的艺术重塑,寄寓了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的深深赞美、依恋的情怀,借助恣意的抒写来疗治思乡的顽疾。“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那多湖的江南,那美丽的大陆,让诗人魂牵梦萦。
在《乡愁四韵》中,诗人选取了四个典型的客观对应物“一瓢长江水,一张海棠红,一片雪花白,一朵腊梅香”,用这些实物来表现乡愁的悠远、炽热、纯洁、芳香,使诗人在乡愁中尝到了“醉酒的滋味”,触到了“沸血的烧痛”,看到了“家信的等待”,闻到了“母亲的芬芳”,很好地表现了诗歌的主题思想。这四个客观对应物也就是四个借以表达乡愁的具体意象,传达出了余光中对乡愁的内在生命体验和审美情感。这四种意象伴随着具体情境和生活细节,呈现出一种时空交错、杂糅着多重心理内涵的复杂性,让我们体会到诗人那愁肠百结又热情似火的乡愁之思。这些具体物象的呈现,使诗人抽象的情感有了具体的依托,空虚的内心寻求到一种实在感,由此纾解了乡愁带来的心理病痛。这正是文学创作的移情作用,即将人的主观感情转移到客观事物上,反过来又用被感染了的客观事物来衬托主观情绪。
(二)寻求文化认同,调节失衡心理
余光中的乡愁诗,不仅是对故园记忆的浓情抒写,更多地是把乡愁作为一种悠远的文化记忆来表述的。1974年创作的《白玉苦瓜》,通过对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珍品“白玉苦瓜”的诗意描绘,表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母乳哺育下诞生、成长的漫长历程,讴歌了中国母亲孕育传统文化的辛劳和巨大的功勋,充分而生动地体现了诗人的传统文化意识和乡土观念。“似醒似睡,缓缓的柔光里∕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一只瓜从从容容在成熟∕一只苦瓜,不再是涩苦∕日磨月磋出深孕的清莹∕看茎须缭绕,叶掌抚抱∕哪一年的丰收像一口要吸尽∕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完美的圆腻啊酣然而饱∕那触觉,不断向外膨胀∕充实每一粒酪白的葡萄∕直到瓜尖,仍翘着当日的新鲜。”诗人最后写道“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白玉苦瓜,既是艺术不朽的象征,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诗人自身的象征。白玉苦瓜的苦难,就是诗人的苦难。表达出的对故国的文化乡愁或许是痛苦的,但惟有此,才能让海外游子备感与故国家园温暖的情感联系。诗人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了一剂“良药”,内敛了乡愁的苦痛渲染,以文化与自我交融的松弛心态来感受传统,将全部身心都融化到了叙事对象之中,达到一种自我与传统文化同在的境界。诗人在传统文化的认同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实现了心灵与中华文化根脉的接通。这种由外在寻找向内心体悟的转变,使诗人获得了舒适畅心、静穆和谐的体验,失衡的心理得到了调节,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达到一种精神的治疗。
(三)期盼祖国统一,打开心灵情结
文学中所谓的情结是指深层次的心理积淀,是长久积聚在心灵深处的难以解开的情感纽结。余光中的乡愁并不只是思念故土,他认为“乡愁并不限于地理,它应该是立体的,还包含了时间……真正的华夏之子潜意识深处耿耿不灭的,仍然是汉魂唐魄,乡愁则弥漫于历史文化的直经横纬而与整个民族祸福共承,荣辱同当”[4]。在余光中所有的乡愁诗中,那首清新委婉而又重浊沉雄的《乡愁》可以说是概括、浓缩了其全部感伤情怀的代表作:“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诗人首先写个人在大陆的经历,那年少的一枚邮票,那年轻时的一张船票,甚至那未来的一方坟墓,都寄予了诗人的也是海外万千游子的绵长乡土之思,而这一切在诗的结尾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诗人在叙述自己思乡的感情基础上,将这种情感体验流露到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将所有海外游子,港澳台同胞们乡愁的心声用一湾浅浅的海峡展现给了祖国同胞,将这种乡愁的中华民族本性深深地扎根在人们心灵的殿堂里。此时,诗歌的思想情感已经升华到了整个民族及全世界华人的心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浓郁而又强烈的落叶归根情结。诗人以简洁、质朴的笔调唱出了“乡愁”的人生力度和历史深度,深挚委婉地表达了诗人潜入骨髓、难以消释的离愁别绪。诗人的思乡之愁不是直白地说出来的,而是通过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幅生活意象展示出不同的“愁”的层次——恋母的“乡愁”;情爱的“乡愁”;生死的“乡愁”;永恒空间的“乡愁”,层层推进呈现在读者眼前。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人生在世所不能摆脱的痛苦。作者把对母亲、妻子、祖国的思念、眷念之情熔于一炉,表达出渴望亲人团聚、国家统一的“中国情结”。这种情结代表了所有盼归不得归的海外游子的普遍情感,具有跨越地域、超越时代的影响。个人的遭遇和民族历史的变迁相交融,在具有历史长度的个人愁思中蕴含着更为深广的民族情怀和更为博大的情感空间。文化乡愁、历史乡愁、宇宙时空的乡愁才是诗人更高层次的追索。此时,诗人的这种消极悲观的乡愁已升华为一种祈求祖国统一的积极力量。如此情感,诉诸笔端,心结的打开,使压抑的心境明朗起来,从而减轻了内心的隐忧,心灵状态走向舒展自由。
从文艺创作的心理动力角度看,创作是一种精神补偿,只有通过以想象为手段的补偿,艺术家的感情才得以宣泄和升华。余光中的乡愁诗作为文学治疗途径,通过寻找乡愁物象宣泄负性情感,在传统文化的认同中找到心灵的归宿,并使乡愁的痛苦升华为一种对祖国统一的渴望。这种化消极为积极的心理调节,客观上起到了引导作家脱离苦闷心态的作用,避免了病痛对作家身心健康的危害,对作家的非常态心理起到了修复、疗救的效果。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之一,批准号:2010JK012;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研究成果之一,批准号:SGH10116。)
注释:
[1]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台湾文学部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2]Pai Hsien-yung(白先勇):《The Wandering Chinese:The Theme of Exile in Taiwan Fiction》,Towa Review 7(2/3),(Spring/Summer),1976,P208,P9。
[3]黄卓越,叶廷芳:《二十世纪艺术精神》,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余光中:《五行无阻后记》,《余光中集(第三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张昕 陕西省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 72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