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小说通过对解放前移民美国的四位母亲和她们成长于美国的四位女儿的性格的形象刻画，展现了母女两代人之间的情感代沟以及因中西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心理隔阂。华裔女儿们在年少时不惜采取“自我边缘化”的极端行为试图消除自己与中国母体文化之间的联系，成年后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偏离了自我身份，但她们在为人处世、徘徊取舍及文化寻根的过程中，逐渐认同了自己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与文化，终于又重新构筑起真正适合自己需要的“想象的共同体”，完成了文化身份的意识重建。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 文化认同 边缘化 想象中的共同体
　　
　　一、引言
　　The Joy Luck Club(中文译名《喜福会》)于一九八九年出版，是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成名作，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她凭着这部英文小说而一举成名，成为当代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之中的新起之秀。《喜福会》再版过二十七次，并蝉联当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九个月，共销出二十七万五千余本精装本，被誉为当时出版界的神话；同时，该书还先后获得过“国家图书奖”、“一九九零年海湾区书评最佳小说奖”及美国图书馆联合会颁发的“青年读者最佳图书奖”等多个奖项。尤其是在九四年被拍成同名电影后，更成为整个美国乃至西方家喻户晓的小说作品。
　　在当今倡导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大背景下，这部作品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成功的原因在于它的雅俗共赏性，既可作为大众通俗文学中的业余消遣读物，又可作为学术界批评和讨论的文化研究对象。小说有着浓厚的自传色彩，谭恩美外婆和母亲的亲身经历成了她创作的重要背景。小说通过对解放前移民美国的四位母亲和她们成长于美国的四位女儿性格的形象刻画，从独特的视角出发，不仅展现了母女两代人之间的情感代沟，也展现了她们之间因中西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心理隔阂。作者在这些母女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冲突与矛盾融合的过程中，尝试认识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从而寻求自我意识的新觉醒。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特殊的中西双重文化家庭背景，决定了其小说作品以中华文化作为创作源泉，这也正从另一方面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的猎奇心理，因此不难想象这部作品为何能在读者中赢得如此广泛的反响与好评。
　　文化身份的认同对于中国大陆文学来说并不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是在海外华人华文文学中，却与个人及族裔的现实生活境遇和生存现状息息相关。众所周知，美国是个多民族、多种族的移民国家，几乎对所有文化都兼收并蓄，“大熔炉”是美国文化引以为荣的显著特征。然而，暗含着种族同化理想的“大熔炉”既希望融合又似乎在潜意识中拒绝“熔化”有色人种，也因此使《喜福会》中的华裔女儿们的自我文化身份充满了矛盾色彩。她们自认为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但是小说中“既非中也非美”的边缘身份，使她们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远离中国传统文化根源，又面临种族歧视，得不到主流文化的承认，成为没有归属的边缘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重塑自我身份，在他者的时代书写自我，不可避免地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
　　
　　二、文化身份的偏离：边缘化与自我边缘化
　　
　　华裔美国人离开祖国的缘由各不相同，早期大多数人为生计而不得不移民，近年来多因追求学业、事业及人生的更高发展而选择此路。他们作为美国社会中的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已经繁衍生息了近两个世纪。时间越久远，美国华裔族群受到主流社会文化同化的程度就越高，他们与美国白人社会存在的文化差异也在逐渐消失。在努力从边缘融入到主流的过程中，华裔美国人所保持的独特文化特征渐渐模糊，族裔身份也变得不确定。甚至西方大众文化中某些对华裔的偏见思维模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华裔本身的自我判断。依兰·金（Elaine H·KIM）在谈到亚裔文化在美国的地位时，指出“虽然我们不再处于直接的殖民统治之下，但有关亚洲的笨拙的种族想象却继续盛行于西方，并且同时扩张到了亚裔美国人那里”[1]（P212）。由社会环境等外在客观原因引起的“边缘化”和来源于华裔自身价值判断不当引起的“自我边缘化”，共同构成了美国华裔移民后代在文化身份方面的偏离。
　　作为少数族裔的华裔一直难以摆脱其边缘化的位置，他们被宗主国主流社会文化排斥，不得不在社会中扮演“他者”的角色。兰西·哈特桑克（Nancy Hartsock）曾这样概括西方主流文化创造“他者”的特征，“他者”永远是一种社会价值的缺乏，是不透明的，不属于正常人类社会的一员，而属于另外一个低级混乱的世界。[2]（P213）因为自己班上的男同学们都说“做中国人最苦”，于是当薇弗莱问母亲什么是“中国式的折磨”时，她不可避免地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在美国作为少数族裔的身份。这种有区别的特殊的“他者”身份，体现了华裔美国人因种族歧视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不少人都坚信，西方的为人父母者较为民主，他们很少会像亚洲人那样过分干预子女恋爱、婚姻等一些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事情。然而，一涉及到“种族”问题，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在特德带许露丝参加一个家庭聚会时，特德的母亲乔顿太太就特德的前程问题与许露丝进行了这样一次谈话，她反复强调，“她对少数民族，一丁点都没有任何偏见。……她与她丈夫对公司里的一些东方人、西班牙人甚至黑人，印象都很好，私交也不错”。[3]（P100）在乔顿太太心目中，只要不是蓝眼睛、白皮肤的纯粹美国人，其他一切人种都是同样卑下的“外邦人”，她甚至把许露丝误认为是越南人。可想而知，华裔二代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成长所面临的尴尬与压力，边缘化的地位虽在她们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正如薇弗莱的母亲在教育她时所说的那般：
　　“每个人来到异国他乡，首先都得遵守当地的规矩。如果你对此一无所知，裁判便会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滚回去。他们并不跟你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而不能那样。你问，他们说，再不知道，就自己去琢磨吧！其实他们是心中有底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拿着棋子，自己去琢磨其中的奥妙。”[4]（P75）
　　如果说上述描写体现了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反抗与爱恨交织，以及难以改变“边缘化”现状的无奈，类似于自虐行为的自我边缘化则是由美国女儿们自己所造成的。母亲与女儿之间的代沟似乎不仅仅是两代人之间的差异，而更多的是来自所处的不同的文化背景。由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华裔第一代，经历过战乱的磨难，怀揣着各自心中的“美国梦”，对这个自由女神像照耀下的国度充满了憧憬和幻想。而女儿们生长于美国，言行叛逆、敢做敢为，性格思维完全被美国式熏陶，不免与母亲们那保守传统的中国式想法发生冲突。两代人都不愿意跨越心理的边境，相互间的不满与失望也只能日渐加深。“女儿们对母亲之间用中国话交谈显得很不耐烦，还耻笑她们这么长时间仍讲着一口结结巴巴、词不达意的中国腔英文……”[5]（P27）；当母亲不回答她的提问时，女儿咆哮着喊道，“我知道，你不开口，是因为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根本自己什么都不知道。”[6]（P69）
　　母亲在子女心目中本应该是受到敬重的对象，然而代表美国文化的华裔女儿们却对她们来自于中国的母亲们藐视甚至视而不见，这无疑是对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拒绝与推托，是一种有意地把自身与母亲隔离开的自我边缘化的表现。当母女们独处时，母亲偶尔会用中文与女儿交谈，不过，即使“我完全能听懂这些字眼，但往往作出相反的更多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7]（P87）。女儿们的桀骜不驯来自于她们的逆反心理，可更多的应是源于内心希望脱离母亲的管制与束缚的思想。为了制止母亲令人可笑的炫耀和攀比行为，她们也曾故意做出某些背道而驰的顽劣行径，吴精美就把自己当众出丑当作对母亲的报复。在母亲召集了众多好友及她们的家人一起来观赏精美的钢琴表演时，她有意按错琴键，为的就是让母亲丢脸与失望。甚至在与母亲的争执中，说出希望自己已死的绝情话语，岂知这样的毒誓会给母亲的心灵带来多么大的创伤。然而，那些可能只是少年轻狂时的所做所为，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练之后，女儿们已然都意识到这些完全没有必要的“自我边缘化”的举动，还好为时未晚，她们的文化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历了叛逆、抗拒的过程之后，最终会走上回归、融合这样一个轨道。
　　
　　三、文化身份的重建：构筑想象中的共同体
　　
　　身份的独特性常常使这些美国女儿们自己也感到混淆，她们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作美国人看待，当与母亲意见不和、发生争吵时，会对母亲大声反抗：我是个美国人，我不是你的奴隶，这里不是中国。然而，女儿们又常常在潜意识中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待与思考身边的各种事物，“我不知道，在中国的法律里究竟有无这样明显的条例，可是反正，你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那几乎与犯谋杀案一样被视为大逆不道”！[8]（P158）母亲亦是如此，当她们对女儿刨根问底式的提问不满而斥责女儿时，会用中国话这样嚷起来：“你们这些美国人，就会钻牛角尖。”[9]（P84）而母亲一直希望女儿能适应美国的环境同时也保留中国的气质，因此常常向女儿灌输中华传统思想道德文化，“世上从来只有两种女儿，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在我家里，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10]（P124）结果只能是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造就了一个个人格分裂的边缘人，文化的反抗也由此产生，“我希望不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11]（P124）
　　种种似是而非的身份模糊了母亲同时也模糊了女儿们的双目。难道就不能为处在两种文化夹缝间的少数族裔找到一个明确的位置吗？“我”既是美国人，又无法成为美国人；既是中国人，又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究竟是谁？虽然《喜福会》中每家每户都存在母女两代人言语间的冲突与顶撞，但是割舍不断的母女间那血浓于水的亲情仍毫无疑问地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不管是母亲还是女儿，都坚信在美国任何梦想都可变成现实，都从未停止过对自我身份的探寻。她们远离中国传统文化，却无法将现实生活中与故乡文化的种种联系连根拔除，她们都对自己的祖先与文化存留着某些直接或间接的记忆，虽然有时得不到主流文化的认证，但她们仍试图用这样的记忆在头脑中创造一个精神家园，想象寻找个人身份的认同感，这也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的“想象的共同体”。对于安德森而言，这种共同体并不是虚构的，而是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心理建构，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强烈的历史宿命感。
　　飘泊于异乡的独特人生经验赋予了华裔作家与众不同的文化视野，流连于双重文化的中间地带，使得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身份问题。从主体意识上说，华裔二代移民们以积极的态度，希望通过自我定位来寻找自己的身份。在《喜福会》中，谭恩美通过描写映映·圣克莱尔对幼年中秋之夜的回忆展现了华裔移民们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追寻过程，映映担心迷失自我，希望能被找回。走失时，悲痛和绝望充斥了“我”幼小的心灵，仿佛“我们都失却了自己的世界，再也无法把它唤回”[12]（P65）；当被找回时，“我”又无法相信被找到的那个女孩就是“我”。这正象征了作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缺失的遗憾，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又有一种归属感应然而生，体现了女儿们对自我意识追寻的渴望。而薇弗莱想象自己、母亲及未婚夫三个各不相同的人，并排乘坐着同一架飞机，从西方飞向中国，间接流露出这或许就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想象的共同体”。
　　安德森把一切既存或曾经出现的民族认同都当作历史的产物，惟有通过客观理解每一个独特的民族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与机制，才可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共存之道，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共存之道。[13]（P17）在了解了华裔美国人移居离散的历史过程之后，重新构建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创建一个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家园，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命题。任碧莲（Gish Jen）在她的代表作《典型的美国人》中曾提到，她“想象中构建的共同体是多元文化的美国。在这个共同体里，亚裔/华裔、其他少数族裔和白人都是美国人，是同等的成员”[14]（P69）。相对于主流文化，少数文化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要追求民族特性的保留，当然首先应该认可它与主流文化有着同等的地位与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华裔美国人从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转变成了“四海为家”，想象中的共同体使他们更容易地加入到“世界人”的行列之中。
　　
　　四、结束语
　　众所周知，持续生活在幸福安宁民族家园中的人们，是很少会为自己的文化身份而多忧多虑的，而那些流散于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即使在自己的身份问题上大作文章，也常常百思不得其解。“对于主流或强势主体而言，并没有什么属性问题；存在身份危机或认同焦虑的，总是那些边缘或弱势群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移民、弱势群族、文化差异已是全球化现象，属性/身份认同问题的复杂多变及其由认同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15](P120)当人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原有的“自我”很难延续下去，就只能通过调整自己来适应周边的新环境。很显然，调整的过程是曲折迂回的。初始阶段，移民者难以融入新的环境，成为无根漂泊的“边缘人”的情况很多；随着移民人口数量的增多以及多种文化兼容并包意识的深入扩展，越来越多的华裔美国人选择了文化认同，并且积极投身到寻根的里程中。他们不时地抒发着自己内心中对家园的渴望，这个家园，可以是真实的，也完全可以是虚幻的、想象的，即使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实践，也能成为人们观念中寄托乡思乡愁的信念与希望。
　　多元的时代自然要在多元文化空间寻找答案，一方面应强调国家内部不同文化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认证少数文化的独特价值，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沟通，以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越来越多的ＡＢＣ（American Born Chinese）有了拒绝再做“香蕉人”[16]，而向“芒果人”[17]转变的倾向。正如薇弗莱听母亲说她不像中国人而露出美国式的痛苦表情一样，十年以前，华裔美国人会因为不像中国人而欢欣；但现在，她们却迫切想做个中国人，因为这在当下是十分时髦的。
　　《喜福会》中的华裔女儿们在年少时不惜采取“自我边缘化”的极端行为力图消除自己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系，成年后在中国式、美国式两种文化之间偏离了自我身份，但在为人处世、徘徊取舍及文化寻根的过程中，她们逐渐认同了自己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与文化，终于又沸腾昂起了血液中的中国基因。处于身份困境的华裔已经渐渐从困境中走了出来，她们开始构筑真正适合自己需要的“想象的共同体”，完成了文化身份的意识重建。
　　
　　注释：
　　[1][2]赵稀方：《后殖民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4][5][6][7][8][9][10][11][12]谭恩美著，程乃珊等译：《喜福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1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14]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16]出国之后，黄色的皮肤不变，但内心已经被外国同化，变成“白色”的人。
　　[17]出国之后，黄色的皮肤不变，而内心还是中国人应有的，与皮肤一样颜色的。
　　参考文献：
　　[1]陈爱敏，流散书写与民族认同——兼谈美国华裔流散文学中的民族认同[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2).
　　[2]程爱民，邵怡，卢俊.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谭恩美著，程乃珊等译.喜福会[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赵稀方.后殖民主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吕晓琳 韩国巨济大学观光中文系教授；韩国釜山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656701）

• 吕晓琳： 构筑想象中的共同体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1期
• 吕晓琳： 论林语堂与鲁迅散文风格之别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