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多种因缘，形成了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份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深远。它也成为我们分析时人表现的重要依据之一。
　　关键词：魏晋风度 《人琴俱亡》 人物表现
　　
　　笔者在教读苏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文《人琴俱亡》时，设计出这样一个问题：子猷在听说弟弟病亡时，“语时了不悲”“一路都不哭”，人物表现似乎不合常理，为什么课文主题却说表现了兄弟俩深厚情谊，主题表达得似乎很牵强，这是否矛盾？学生回答这个问题时答案是五花八门。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似乎都无法解释得让人信服。其实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当时的社会风气谈起，其次还要关注人物的个性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期。在这四百年间，除了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外，其余时间全国一直都处在分裂割据的状态。汉族统治阶级内部的攻战无休无止，北方各民族之间战争也是此起彼伏。在这大混乱，大残杀的时代，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乱，太轻易的生离死别都让当时士人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能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和生命的质量了。他们开始到鼓吹清静无为、消极避世的老庄哲学中去寻求精神寄托。这时节，各种张扬个性的、任由性情、不拘矩度、注重情感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士人们甚至还故作旷达、矫揉造作，乃至做秀，以追求一种超脱的风度，即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至此，风流名士们开始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又风流自赏。《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世说新语》对魏晋人物的“奇行异举”的描写，最能表现“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有关东汉到南朝刘宋人物轶事的杂史。编著者是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公元403年—公元444年）。它通行本为6卷，36篇。分德行、语言、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等36门。主要内容是记录魏晋名士的奇闻轶事和玄言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如《雅量·谢公》记录东晋名相谢安的侄子谢玄在前线与八十万前秦士兵作战，大胜后派人急来报捷。谢安当时正与客人下围棋，看完后若无其事地继续与客人慢慢下棋。客人问起也只淡淡地说起“小儿辈破贼矣”。神情举止气度，与平时没有两样。其实这一战关系到晋国的兴亡，更关系到谢家家族的地位。谢安不可能真的无动于衷，他只是越是重要的时刻越平静，这才是超脱的风度啊！又如《世说新语·雅量22篇》记录了“郗太傅招婿”的故事： 郗太傅打算在王家子弟当中挑一个做女婿，便派遣门生给王丞相送去书信。王丞相对信使说：“你到东厢房随便挑选吧！”信使回去禀报郗太傅：“王家的小伙子都不错。只是一听说您来招女婿，就都拘谨起来，惟独有一个袒露肚皮躺在床上，没听到似的。”郗太傅捋着胡须说：“这个人才是我的贤婿啊！”于是又派人去探访，得知是王羲之，遂将女儿郗璇许配给他。郗太傅招婿，多大的事啊！人人都是求之不得，王羲之不可能超凡脱俗，他故意特立独行，故意在东床上袒胸露腹，故意在如此正式的场合唱民谣小调，其实是以此来突显自己放荡不羁、率情任性的名士风范。因为“另类”和“放荡”本身就是玄学名士鲜明的外在特征，是当时的流行风。
　　再如《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了王子猷居住在山阴，－天夜晚下大雪，他睡觉醒来，喝酒、徘徊，忽然想起戴安道，于是就在夜晚乘小船到戴安道那里去，行了一夜才到，到戴安道门前却不上前敲门就又返回了。别人问起他这样做的缘故，他回答道：“我本来是乘兴而来，现在兴致尽了就返回家，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乘兴而来兴尽即归，不仅可以看出王子猷本人风流不羁、不拘形迹、随性而为的真性情，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魏晋风流名士们对人生所持的豁达乐观的态度，他们追求的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
　　子猷是个追求自由，不拘形迹，极有个性的人，这在《世说新语·任诞》其它篇章中也能看出。如王子猷坐船出都。他曾听说桓子野特别擅长吹笛，一次遇见桓子野在岸上经过，这时船上人告诉王子猷，岸上行的人就是桓子野。于是他就找人代话请桓子野吹笛。当时桓子野已做了大官，桓子野也久听子猷大名，便立刻下车，在胡床上为他吹奏了三个曲调，曲终各人走各人的，至始至终两人都未说一句话。至相赏识，神交已久的两个人见面只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交流，难道我们还看不出子猷及当时风流名士们的个性吗？
　　像这些小故事，《世说新语》中还有很多，如“王石争豪”，“急不相弃”等等，可以说一部《世说新语》，显尽了魏晋风度、名士风流。
　　又如王子猷曾经暂时借住别人的空房里，随即叫家人种竹子。有人劝他，只是暂时住一下，何必这样麻烦。子猷吹着口哨并吟唱了好一阵子，才指着竹子说：“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先生！”暂住一夜，都要弄出这么大的动静，说是潇洒，可行；说是做秀，也通。不管是潇洒，还是做秀，都可以看得出这个人的名士风范！这就是时人推崇的魏晋风度！其实最能代表“魏晋风度”的三个文人是阮籍、嵇康、陶渊明。阮籍狂放，他曾说“礼教岂为我辈设耶？”所以他为人处事卓尔不群：阮籍善为青白眼，喜则垂青，厌则白眼；母亲去世，他照样喝酒吃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等等。再说嵇康，他也主张“自然非名教”。比起阮籍，他的思想和行为更加激烈。鲁迅先生曾说他“往往与旧时古说反对”。嵇康曾说自己的天性是“志长林而思丰草”，他痛斥官场，放言无忌。因坚决拒绝与司马集团合作，最后只能是被杀而告终。嵇康是为了保持魏晋风度而付出血的代价的第一人。最后再说一说陶渊明，陶渊明的天性是“自然”。他曾自称：质本自然，非矫厉所得。他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正是他率真的极好说明。
　　读《世说新语》就像是穿越时空的隧道回到了那风流之朝。身边行走着的永远是那些或高挑或纤瘦或低头哭吟或仰天长啸的率性之人！他们大多数人的事迹被记录了下来，和他们曾经的风流一起被展示在我们眼前，如过眼云烟，飘忽散去。在他们停驻过的地方留下的，则是万千士人凝聚而成的、整个时代的精神——魏晋风度。成为我们今天分析时人形象的重要依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再来看上述问题，就不难理解子猷的“不悲”“不哭”了，他不是真的“不悲”“不哭”，其实“悲” “哭”只是表面的浅层次的悲伤，真正的悲伤在内心深处。为什么琴不调？这说明了他心中极为悲伤，无论如何总无法调正音弦。他强制抑制自已的悲伤只是故作旷达，他要追求一切都直逼本心，一切都超脱的风度，即魏晋风度。再加上子猷本身就是一个极有个性、追求自由的人，所以他要么“不悲”“不哭”，一旦触景伤怀，动了真性情，便无法再抑制自己，乃至“恸绝良久”以至“月余亦卒”。由此可见，分析《人琴俱亡》中人物表现，一定要结合时代特征及人物个性特点，答案才有说服力。
　　
　　（许云龙 江苏省建湖县蒋营中心学校 22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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