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民元曲作家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李冬梅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年第1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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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冬梅文选 ] 　　

惠民元曲作家康进之的《李逵负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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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元曲作家康进之的《李逵负荆》

◇ 李冬梅

　　在我国文学史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举，各成为一代文学中最具特色的卓越代表。作为有元一代文学代表的元曲，在当时十分繁荣。由于当时入主中原的蒙古贵族仍保留着民族制度末期的狭隘性和贪暴性，元朝统治者任意横行，夺人财物，抢人妻女，无恶不作。在坏人当道、民不聊生的黑暗时代，人民愈益怀念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水浒英雄，于是北宋末年水泊梁山农民起义的故事传说成为元杂剧的重要题材之一，而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正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作。
　　康进之，棣州（今山东省惠民县）人，一云陈姓。生平事迹全无考。据元钟嗣成《录鬼簿》记载，他创作杂剧二种：《黑旋风老收心》、《梁山泊黑旋风负荆》。《黑旋风老收心》已佚，今传《李逵负荆》。他的水浒戏“行于世，写上纸”，使当时的骚人墨客“和曲填词”，在戏曲界有较大影响，是一位才华横溢、深受观众欢迎的剧作家。仅从他现存的杂剧《李逵负荆》看，词曲优美，宾白当行。其词曲既有气势又流畅自然。如第一折李逵唱的（混江龙）：“可正是清明时候，却言风雨替花愁。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绉，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云）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这支曲子借眼前景物表达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其宾白极富个性化，只寥寥数语，就活脱脱地展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
　　康进之不但有很高的文学才能，而且胆识过人。《元典章》载：凡“妄撰词曲，恶言犯上处死刑”。在元蒙统治严酷的时期，康进之竟敢将统治者视为“犯上作乱”、“盗贼”、“草寇”的梁山义军头领，歌颂为“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英雄。这种胆识在古代剧作家中实数罕见。因此他的杂剧《李逵负荆》不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戏剧史上是一部出色的幽默喜剧，充分展现了作者卓越的艺术才华。
　　《李逵负荆》写清明时节，梁山泊放假三天，众头领下山祭扫、游春。在此期间，有两个恶棍假冒宋江和鲁智深，将梁山附近杏花村酒店老板王林之女满堂娇抢走。适逢李逵来酒店吃酒，王林向他哭诉，他以为真是宋江、鲁智深强夺民女，便怒气冲冲地回山找宋江问罪，大闹忠义堂，要砍倒杏黄旗。宋江为辩明事实，与他下山对质，并立下军令状，以头颅打赌。经王林验对，证明李逵输了。李逵自知理亏，回山向宋江负荆请罪。恰好两个恶棍送满堂娇回门，王林上山报信，宋江即指派李逵下山捉拿，将功折罪。全剧在皆大欢喜的庆功声中结束。
　　《李逵负荆》在艺术构思上的突出特点是将贯穿全局的矛盾冲突由误会构成。如宋刚、鲁智恩这两个恶棍到酒店吃酒，冒充梁山头领宋江、鲁智深抢走满堂娇，王林一时难以识破冒名抢亲的诡计，便造成了他对真宋江的误会。当李逵到酒店吃酒时，只见过去与他“樽前话语投”的王林，“今天呵，为什么将咱佯不瞅？”特别是当他听到王林说他女儿被“一贼汉夺将去了”时，李逵误认为王林说的“贼汉”是指自己，便火性大发，非要王林说清楚不可，否则就要烧房子、摔酒瓮、砍树、杀牛。这里李逵又与王林产生了误会。以上这些误会都是作为前提条件的次要矛盾，是构不成全剧冲突的。真正推动剧情发展的，是由李逵对宋江的误会造成的矛盾冲突。胆小怕事的王林在李逵的威逼下，才将满堂娇被抢走的经过告诉了李逵。李逵一听说宋江抢了民女，一时难以接受，急问：“有什么见证？”“有红绢褡膊便是见证。”李逵推断：“我不待信来，那个士大夫有这东西？”当忠于起义宗旨、维护义军名誉的李逵确信宋江抢了民女之后，便“按不住莽撞心头气”，“抖擞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力 ”，怒气如雷地回山质问宋江：“这是甚所为！甚道理！”至此，由王林对宋江的误会，又转成李逵对宋江的误会，这种误会却引出了闹山、对质、负荆等构成全剧富有喜剧特色的戏剧冲突。
　　误会，是社会生活中时常出现的现象，也是组织喜剧情节常用的艺术手法。所谓“无巧不成戏”。《李逵负荆》由巧合造成误会，由误会构成戏剧冲突，这不但不给人以虚假的感觉，反而令人“有新奇莫测之可喜”，这就是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所说的：“传奇无冷热，只怕不合人情。”只要这些偶然性的巧合、误会合情合理，是“于人情中讨出来”的，又符合人“基本的突出的性格特征”的逻辑，自然“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发冲冠，能使人惊魂欲绝”（《闲情偶寄》）。《李逵负荆》中的误会是以人物基本性格特征为依据的。王林与宋江的误会，源于王林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地位及其性格特征。当歹徒宋刚、鲁智恩自称是宋江、鲁智深时，王林感激地说：“老汉在这里，多亏头领哥哥照顾老汉。”宋刚还装模作样地说：“即是闺女，不要她出来罢，”“我一生怕闻脂粉气，靠后些。”在歹徒施展的种种狡诈的伎俩面前，王林更是深信不疑，便接受了他们的“红绢褡膊”。一旦女儿被抢走，他深感孤独，产生了无限烦恼，并由轻信造成对宋江的误会，于是满腔的怨恨都集中到了梁山义军首领身上了。而李逵对宋江的误会，关键在于李逵的鲁莽，看问题的简单化、片面化。他钟爱梁山事业，不准人说“梁山泊水不甜人不义”，可他听了王林的哭诉，见到“红褡膊”，即推想“那个士大夫有这东西”，便确认宋江干了损害义军宗旨和梁山名誉的事，于是回山对宋江、鲁智深进行旁敲侧击，揶揄嘲讽，并怒骂道：“原来梁山泊有天无日，就恨不砍倒这一面黄旗！”“也不查个明白”，就要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凭自己的主观臆断，硬推断别人做了坏事，宋江越解释，他越认为“两头白面（即两头讨好）搬兴废”，“转背言词说是非”。在下山对质时，他捕风捉影，处处猜度：宋江走快了，认为“听见到丈人家去，你好喜欢也”；宋江走慢了，认为“只是拐了人家女儿，害羞也，不敢走哩”；宋江见他一反常态，认为好笑，便调侃他说：“认俺做哥哥，也曾有八拜之交哩。”李逵更认为他这是用结义之情来套近乎，让其放弃原则，惹得李逵“不回头儿暗笑”，更增加了对宋江的怀疑。总之，李逵将宋江、鲁智深的一言一行都看作是他们干了坏事心虚害怕的表现，这都是他在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想象中加以“合理化”的，这就必然导致判断上的错误。李逵与宋江误会的造成，是在特定环境下，李逵善良天真、粗鲁莽撞性格导致的必然结果。
　　《李逵负荆》主要人物是李逵，剧作家集中笔墨着意刻画了其极富特征的典型性格。第一折写带着醉态的李逵欣赏梁山的明媚春景，展示了他天真烂漫、纯朴善良的性格。同时，剧中又多次表现他性格的粗暴：王林没及时回答他的问话，被他“一把揪住张口毛，恰待要打”；王林说出“贼汉”二字，他不问青红皂白，举手就打。有时也表现其粗中有细：如在对质前，他嘱咐王林，“叫你认时你休似乌龟一般缩了头”；对质时，李逵生怕疏忽失误，一面不许宋江瞪眼，不许鲁智深出声，怕吓得王林不敢认了，一面郑重对王林说：“只为你那女孩儿，俺兄弟两个赌着头哩。”这就表现了李逵粗中有细的性格特点。总之，全剧通过由误会造成的戏剧冲突，歌颂了李逵急公好义、嫉恶如仇、光明磊落、勇于改过的优秀品质。
　　《李逵负荆》从戏剧冲突到人物形象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剧中李逵这一形象，是在元代现实社会生活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是人民用痛苦和希望凝成的理想的化身。他在正义的动机和纯正感情支配下，有时主观得出奇，片面得出奇，天真得出奇，冒失得出奇，粗暴得出奇；但观众不因其荒唐可笑的行为而否认他意图的正义性与崇高性。正义的动机与可笑的行为相统一，构成了李逵这一富有时代特色的幽默、滑稽而又令人喜爱的喜剧形象，从而使其在元杂剧舞台上最活跃、最光彩夺目，有着很高的美学意义。
　　
　　 (李冬梅山东滨州胜利第十五中学 25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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