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十年代末，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掀起的第二次热潮，表现出了被动性与过程的生硬与活剥。心理学家高觉敷与美学家朱光潜对于介绍弗洛伊德学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三十年代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是在两极对立的状态中进行的。四十年代，理论界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关注，已从翻译、介绍、运用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文学创作之中。从中可以看到，简单地排斥与毫无自主意识的接受，都不可能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带来益处，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没有更多的推进。“拿来”，需要有开放性的胸怀，同时也需要有自己的目光与自己的头脑。
　　关键词：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 热潮 文艺创作 文化发展
　　
　　相较于二十年代初期与中期国内出现的弗洛伊德“热”，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弗洛伊德“热”，则表现出某些被动性与吸收过程的生硬与活剥，甚至发生了极不相称的现象：一方面是对弗洛伊德著作的大量翻译，另一方面则是文学创作中弗洛伊德主义的并未消化的运用；一方面是从学术探索上的积极吸收、融化，弗洛伊德主义被作为一种学说大量地出现于心理学界，一方面则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家面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另找出路”，他们不满意于左翼文学运动的“独写一家”和文学为政治服务以及某些左倾教条主义的做法，试图借弗洛伊德来冲击文坛的这种现象。因此，三十年代的弗洛伊德“热”，实在带有一些畸形发展的痕迹。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第二次弗洛伊德“热”，是在第一次“热”还未消退的情况下升腾起来的。五四以来，人们对于世界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同步于世界文化的姿态，尽管往往流于表面，但对于中国的知识者来说，却是竭尽所能、步履蹒跚地迈出了自己的步伐，试图跻身于文化的前列。正由于这种文化介绍与吸收过程中的急躁求全，使中国的知识份子在文化介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只解嘲一些表层次的东西过来，漏掉了西方文化中更加丰厚的知识的翻译和移植。在五四以来的弗洛伊德热中，人们显然更热衷于精神分析一类的名词和一般性知识的介绍，而弗洛伊德的真实面貌并没有被揭示出来。正是基于此，二十年代末期，一些热心于弗洛伊德学说的人物便在第一次“热”的基础上，着手于弗洛伊德学说的第二步介绍翻译工作了。于是，在弗洛伊德学说——名词、概念大量流入中国之后，他的精神分析论著也逐渐地被翻译到中国，而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纷纭复杂、变化莫测的文坛上，由弗洛伊德引起的不同反响，却是人们特别是那些翻译介绍者们所未能预料到的。
　　对弗洛伊德著作的翻译，仍是这一时期介绍弗洛伊德学说的主要方式。一些学者通过翻译介绍西方或日本学者评述弗洛伊德主义及其文艺美学思想的著述，把弗洛伊德的文艺观点公开介绍给中国读者。还有一些学者则直接撰写评述弗洛伊德观点的文章或在自己的理论文章中引用弗氏的观点，如叶青的《弗洛伊德梦论批判》、徐钦文的《文学概论》、洪素野的《文学上之淫虐狂与受虐狂》等，都显然受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在众多学者中，心理学家高觉敷是介绍弗洛伊德著作方面贡献最大的一位。
　　二十年代中期就热心于介绍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家高觉敷，尽管“这几年来，越多读弗洛伊特及潜意识派的著作，越觉得潜意识派的心理学只配和骨相学相提并论”[1]。但他仍然翻译了弗洛伊德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精神分析引论》，并于一九三零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也许，这是高觉敷先生出于告诫人们“弗在出发时便上了弗洛伊特一个大当而陷入误谬”[2]的动机而动手翻译的。不论如何，《精神分析引论》的出版，都使那些热心于精神分析学的人们，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弗洛伊德观点，为了解、认识弗洛伊德学说获得了最有用的材料。同时，高觉敷还发表了《弗洛伊德主义怎样运用在文学上》[3]等文章，对弗氏的观点进行评析，把弗氏学说作为建立中国文学思想的艺术借鉴。
　　《精神分析引论》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观点。这部书稿是弗洛伊德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七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的三部分讲稿。弗洛伊德在演讲中主要阐述了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他特别论述了“梦”、“神经病”等方面的问题。总的来说，主要涉及了如下方面的内容：一是潜意识，其次是泛性论，再次是本能。弗洛伊德所讲的“过失心理学”实际上也是为了论证他的这些理论的，而“梦”一章，则在对人的梦的隐意识象征的解释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的潜意识及性欲理论。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在三十年代初被翻译过来，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使人们从虚空的概念及只语片言的文字中解脱出来，比较系统地了解与认识了精神分析理论。《精神分析引论》若仅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也许其意义要小得多，但它出现于三十年代的“弗洛伊德热”的时候就不仅是一本书的翻译出版，而是表明人们对精神分析学的关注已从个别理论的兴趣，转向全面而切实的把握，在引用精神分析理论的同时，已注意到将实际的东西传达给人们。
　　不过，高觉敷认为精神分析理论是“半科学的理论”，高觉敷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了一定批评，另一方面又通过他的翻译，对弗洛伊德学说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肯定。
　　朱光潜是比较早地介绍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学者，二十年代初他就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一九二七年，留学英国的朱光潜就曾完成了《悲剧心理学》，用弗洛伊德心理学观点解释悲剧的净化作用。一九二九年以后，朱光潜在巴黎大学聆听该校文学院长德拉库瓦教授讲《艺术心理学》，并于一九三一年前后写成《文艺心理学》，其中的不少例子明显地借用于弗洛伊德，如在《悲剧的习惯》第四节中，他专门论述了潜意识与创作，压抑和俄狄浦斯情结与悲剧的关系等问题。不过，朱光潜在这里仍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这种风靡一世的学说能让我们满意么？要接受弗洛伊德的结论，须先接受他的‘潜意识’这个大前提。这个前提在心理学本身的领域中还没有站得稳，我们最好不要过于驱时，把它应用来解释文艺。”[4]他在指出弗洛伊德悲剧观所面临的根本困境之后，进一步批判了无意识和梦的理论对艺术形式的破坏，朱光潜对艺术形式美的论述，显然是从美学的角度对弗洛伊德学说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判，颇能击中要害。
　　比较全面地介绍弗洛伊德学说的，是朱光潜写于一九三零的《变态心理学》。朱光潜所介绍的变态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作者认为：“据近代学者研究的结果，意识只占心的小部分，而心的大部分都为潜意识及隐意识。”常态心理学是“专以研究意识作用为任务”，而变态心理学则主要“研究潜意识作用和隐意识作用，所以心的较大的部分都落在它的范围里面”[5]。朱光潜在“使一般人明了二十世纪一门级重要的科学时”[6]时，虽然涉及了变态心理学的两大派别，全面介绍了各家观点，但仍以比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弗洛伊德是“近代变态心理学界的主要人物”，“弗洛伊德在治疗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心理分析术”。为此，作者主要介绍了弗洛伊德的压抑和隐意识理论、梦的理论以及泛性欲观。
　　朱光潜在《变态心理学》中介绍的态度是比较持重、谨慎的。一般来说朱光潜试图较客观地将弗洛伊德的观点叙述出来，尽可能地把弗洛伊德的本来样子描述给中国读者。从著作本身来看，朱光潜对于弗洛伊德学说的赞赏，也只是出于对他的理论观点上的理解。朱光潜对弗洛伊德的各种观点，按照其发生、发展的顺序，逐一作了阐述，他既不是盲目的肯定、随意拔高，同时也不是随意贬低、加以排斥。朱光潜在《佛洛伊特的泛性欲观》一章中，试图“特别把佛洛伊德的性欲学说提出讨论，让读者平心静气地根据事实去评判是非”。朱光潜从分析“性欲的意义”入手，提出了弗洛伊德性欲理论的可研究性，从而认为那些“一般人听见他的主张，只远远地掩着鼻孔骂‘淫秽’的做法是“极不科学的”。所以，他对弗洛伊德性欲理论中的“婴儿的性欲”，性欲在“前生殖期”、“自性爱期”、“乱伦期”、“潜伏期”的表现，性欲的常态发展与反常、精神病等多方面的内容进行描述。在这个描述过程中，把一种常常使人误解的学术观点基本上客观地介绍过来，而且还涉及了精神分析与文艺的关系，将弗洛伊德的“文艺作品和梦一样”的观点再次作了叙述。
　　可以看到，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弗洛伊德“热”中，这些以介绍弗洛伊德学说为主的人物，基本上是从学术观点上看取弗洛伊德学说的，在他们的翻译介绍中，以准确地反映精神分析论的面貌，客观地介绍精神分析论为主。不过这里是不可能有纯“客观”的，无论翻译介绍者们是采取了什么态度，实际上仍然是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来接受二十世纪这一引人注目的学说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谬误自然在介绍过程中已经过滤出去，而有些理论也在悄悄发生着转移。
　　第二次弗洛伊德热的特殊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为不同的人提供了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特别是人们对弗洛伊德的认识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沉淀，所以，尽管人们仍以“热”来形容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弗洛伊德在中国的状况，而实际上这种“热”已经有所降温，这种情况，我们在第二种对待弗洛伊德态度的人们身上，看得就更为分明。鲁迅、郭沫若等是五四时期接受弗洛伊德影响较多的作家。那种渗透于文艺观、人生观的精神分析理论，昭然于他们前期的著作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他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不断变化以及思想的变化，他们对待弗洛伊德的态度也就从较多地接受其影响变成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弗洛伊德观点，在批判中“拿来”。由此看来，真正以科学的目光看取世界文化发展的，是那些坚持以开发的思想，以自己的脑髓选择各种涌来的思潮的人物。他们真正代表了现代中国对待西方文化的姿态以及所选取的道路。
　　三十年代文学运动的发展，是在两极对立的状态中进行的。一方面是以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为主的进步文学与国民党的反动文学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是以“普罗文学”为代表的带有革命性的罗曼蒂克的文艺观与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对立。在后一种对立中，在对待西方现代文艺思潮方面，双方矛盾似乎显得尤为突出。
　　“普罗文学”在对待资产阶级文化上是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在这种“不革命的文学就是反革命的文学”的公式中，弗洛伊德等思潮就自然地被拒斥于门外。《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发表的周起应翻译的弗里契的《弗洛伊德主义与艺术》一文，基本可以体现左翼文学对于弗洛伊德主义的态度。弗里契在文章中认为维也纳的布尔乔亚的知识阶级的世界观有三个最显著的特征：“性爱主义，唯美主义，个人主义”。而这三个特征在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关于艺术的教义”中明显地表现着。文章最后总结了精神分析学说十个方面的矛盾和错误。弗里契对精神分析学的批评，主要是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的，因此，在指出精神分析学忽视文艺的社会历史作用之外，同时也忘却了精神分析学是一门心理科学的实际。这样，尽管弗里契的文章是有道理的，但在根本上与精神分析产生了一个背离角。实际上，左翼文艺运动在对待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潮时也是如此。
　　作为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为理论支柱的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派，是在上述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展开之时出现的，一些以小说艺术探寻为主旨的作家大力倡导弗洛伊德主义及其它西方现代主义，试图在引进新思潮的过程中，促进小说创作艺术的发展。之所以认为中国第二次出现弗洛伊德“热”，往往是从心理分析小说派的形成得出的判断。心理分析小说派创作中明显的弗洛伊德倾向，使他们被归属于现代派文学的阵营，实际上，心理分析小说家们在创作中获得心理分析的方法，既来自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又来自于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启示。他们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获得也是多方面的，有从小说家显尼志芬等人的小说中来的，有从性心理学家霭理斯那里来的，又有从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中来的。这种理论来源的复杂，决定了心理分析小说家不可能也不能够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真实内容，理论的片言只语往往能够使他们得到创作的全部内容，而某种观点的纲要有可能比弗洛伊德著作的全部更能够解决他们创作中的实际问题。这样，在心理分析小说家的小说创作中基本上是在用形象阐释弗洛伊德的一种理论，即性理论。
　　无论普罗文学倡导者，还是心理分析小说倡导者，他们在从事文艺创作时，都忽视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于文学艺术的艺术特性的启迪。应当看到，心理分析小说为大家所称道的，不是那些纯粹以弗洛伊德主义解释文学的作品，而是那些既采用了弗洛伊德学说，而又不为弗洛伊德学说所束缚的作品。施蛰存的《梅雨之夕》中的作品以把握人物的意识活动为主，作家运用心理分析的理论与技巧，对人物的心理世界层层剖析，展现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如《梅雨之夕》对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和纤细的感情活动的分析，显示着作者对弗洛伊德学说中潜意识分析方法的娴熟。这里实际上是在接受弗洛伊德影响的同时，又突破了弗洛伊德主义的约束，是为尝试西方心理分析小说的中国化而做出的努力。
　　四十年代，理论界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关注，已从翻译介绍运用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一方面，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潜意识、梦的理论被运用于创作中，如巴金的《寒夜》对家庭中婆媳关系的艺术表现。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家又在其论著中批判地吸收了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李长之在其《司马迁在文学批评上的贡献》中把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与弗洛伊德的“欲望升华说”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说”做了比较，肯定他们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种心理规律。一九四零年，施蛰存曾在《国文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鲁迅的〈明天〉》一文，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鲁迅的小说《明天》进行了独创的评述，他对单四嫂子与蓝皮阿五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做了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解读。
　　比较系统地吸收弗洛伊德的观点，阐述文艺创作的动力、本质和价值的，是向培良出版于一九四零年的重要理论著作《艺术通论》。在这部著作中，向培良批判地吸收弗氏观点，在某些方面肯定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对文艺创作的作用。在这部书稿中，向培良认为文艺创作的源泉，情绪比理智更重要，而情绪的主要部分便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基力”（Libido），但由于这种“基力”受到现实原则的压抑不能得到满足，他便会驱使人转向另外间接的途径，如艺术，来寻求发泄。所以他认为“把生发艺术的根归之于内心生活这一点，弗洛伊特和厨川白村是正确的”。向培良从心理情绪中去寻找艺术的根的同时，不赞同把艺术的本质仅仅看做是对社会的反映，他认为创作者正是要摆脱过去的束缚，向未来突进，则其与未来的关系，是生发未来的关系，而不是任何既成现象之反射。这一观点与弗洛伊德把文艺看做是一种白日梦，一种未来愿望的实现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弗洛伊德”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人们对这位现代心理学家的重视，逐渐由对“弗洛伊德主义”这一名词概念的兴趣转移到对其著作的注意上。但是，“弗洛伊德”在文学界引起的绝然对立的两种态度，使人们再一次看到，简单的排斥与毫无自主意识的接受，都不可能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带来什么正面影响，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没有更多的益处。“拿来”，需要有开放性的胸怀，同时也需要有自己的目光与自己的头脑。
　　
　　注释：
　　[1][2]高觉敷：《谈谈弗洛伊特》，《一般》，五卷二号。
　　[3]傅东华编：《文学百题》，生活书店，1935年版。
　　[4]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258页。
　　[5][6]《变态心理学·自序》，《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第333页，第337页。
　　
　　(衣帆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夏志英 山东省烟台职业学院 264670)

• 衣帆 夏志英： 试论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弗洛伊德“热”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