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与《聊斋志异》俗信描写之比较王平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年第11期语文PLUS

语文PLUS

教研

ID: 149667

[ 王平文选 ] [ 王平文选 ] 　　

《醒世姻缘传》与《聊斋志异》俗信描写之比较
参读
联读
摘读

《醒世姻缘传》与《聊斋志异》俗信描写之比较

◇ 王平

　　摘要：“俗信”即民俗信仰，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又有佛道二教在民间的渗透，举凡神怪、鬼魂、仙境、冥间都是其信仰的对象。《醒世姻缘传》与《聊斋志异》创作年代十分相近，其作者又生活于一个地区，而且两书均出现了大量的俗信描写。认真比较两书中的俗信描写，发现其中的异同，可以进而证明两书作者是否出于一人之手。
　　关键词：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俗信
　　
　　一
　　
　　《聊斋志异》素以写狐著称，《醒世姻缘传》中也出现了狐精，但两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所写狐精的本性和形貌不同。《聊斋志异》中多是风姿绰约的狐女，很少现出狐狸的原形。《醒世姻缘传》则不同了，女主人公薛素姐的前世即为一只修行了一千多年的狐仙姑。这位狐仙是地地道道的精怪，她住在山洞之内，擅长变化，四处迷人，时而美女，时而老媪，到处作孽。她迷恋上了晁源，于是便变了一个“绝美娇娃”，“引得晁大舍魂不附体”。[1]但是她又特别惧怕某些事物：“民间相传狐有八畏：畏鹰犬、畏古镜、畏千年木、畏法术、畏神灵、畏雷、畏凶怪、畏渡河。”[2]这位狐仙就是如此，在苍鹰猎犬的追逐下现了原形，结果被晁源一箭射死。她投胎转世后的素姐也依然保留了狐精的本性，对鹞鹰和渡河心存畏惧。第六十三回“智姐假手报冤仇，如卞托鹰惩悍泼”便写道：“原来素姐从小只怕鹞鹰，但凡行走，必定先要在那头上看得四下里没有鹞鹰飞过，方敢走动；如正走中间，猛然一个鹞鹰飞过，便就双睛暴痛，满体骨苏，就要大病几日。”第八十六回“吕厨子回家学舌，薛素姐沿路赶船”写薛素姐“见那黄河一望无际，焦黄的泥水，山大的浪头，掀天泼地而来，又未免有十来分害怕。”
　　相比之下，《聊斋志异》[3]中的狐女却很少有特别惧怕的事物，反而显得无所畏惧、聪明机智。《狐联》中两位“颜色双绝”的狐女前来结识名士焦生，“焦知其狐，正色拒之”，并表白自己“生平不敢二色”。一位年稍长的狐女笑曰：“迂哉!子尚守腐局耶？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为白，况床笫间琐事乎？”世人一般认为狐女大都风流不羁，易惹风情，蒲松龄却大胆肯定了这种男女之情，以狐女的多情反衬所谓“名士”的拘泥于封建礼教。《狐谐》中作者用轻松幽默的笔触刻画了一位绝顶机敏的狐女形象，使那些自以为聪明过人的文士墨客尽遭其揶揄嘲弄，从而戳破了这些文人的虚名。《狐妾》更是直接借用了民间关于狐精的种种传说。这位狐妾可以独自一人置办三十桌酒席，可以转瞬之间将数百里之外的美酒运来，可以洞悉人们的背后闲谈，可以预卜未来之事，故人们皆呼之为“圣仙”。这些狐精使人们感到可亲可爱。狐精还富于正义感，疾恶如仇，又使人们感到可敬可畏。《云翠仙》、《丑狐》两篇借狐女的超人本领，严惩了负心汉、薄幸郎。《聊斋志异》虽也偶而写到狐精有某些惧怕的事物，却更为含蓄蕴藉。《青凤》中耿生“会清明上墓归，见小狐二，为犬逼逐。其一投荒窜去，一则皇急道上。望见生，依依哀啼”，耿生将其救下，原来正是青凤。这种描写丝毫没有损害狐女和易可亲的形象。
　　其次，两书所写狐精与男子的关系不同，民俗信仰认为，女狐是淫荡的象征，勾引男人，破坏纲纪，故往往斥骂荡妇为“狐狸精”、“骚狐狸”等。《醒世姻缘传》显然随顺了这一心理态势，小说第一回写道：“这雍山洞内，久住有一个年久的牝狐，先时寻常变化，四外迷人；后来到一个周家庄上，托名叫是仙姑，缠住了一个农家的小厮，也便没有工夫再来雍山作孽。不过时常回来自家洞内照管照管。有时变了绝色的佳人，有时变了衰残的老媪，往往有人撞见。”《聊斋志异》却使这一民俗信仰表现出了崭新的境地，如《小翠》是写狐的名篇，可以说集合了世人心目中狐仙的所有善良特征。狐仙知恩必报，遣狐女小翠报答王太常的救命之恩。小翠聪慧美丽，颇知大义，两次设计惩处了奸险的仇人，以奇特的方法治愈了王公子的痴病。她又有先见之明，为自己的退隐做好了准备，使王公子后娶之妇与自己容貌相同。作者并非仅为宣扬狐之灵迹，而自有深刻用意：既借狐精的知恩必报，来鞭挞忘恩负义的小人，又通过赞美狐女，进而肯定女子的德才。这一意图借有关狐女的民俗信仰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它如《娇娜》、《青凤》、《胡四姐》、《莲香》、《汾州狐》、《狐梦》、《阿绣》、《狐女》等作品之所以那样脍炙人口，关键在于刻画了一系列美丽非凡、智慧超人的狐女形象。她们大胆地追求爱情却无丝毫的淫荡放纵，她们热烈地向往自由却更珍惜自己的独立和选择。
　　显然，蒲氏摒弃了民间心理中庸俗的成分，而发扬光大了清新质朴、健康向上的因素。
　　再次，两书所写狐精对人的态度不同。民俗信仰认为狐精恩怨分明，报复心重，且手段惨毒。《醒世姻缘传》中的狐仙即对人充满了敌意，在未转世之前，已经对晁源多次报复，第一回写道：“晁大舍从晚间送客回来，面上觉得被人重重打了一个巴掌一般，通身打了一个冷噤，头发根根直竖，觉得身子甚不爽快”，“梦中常常惊醒，口中不住呻吟，睡到二更，身上火热起来，说口苦、叫头疼，又不住的说谵语。”第三回家人李成名拿着狐皮将要出门，“谁知出门走了不上数十步，一只极大的鹞鹰从上飞将下来，照那李成名面上使那右翅子尽力一拍，就如被巨灵神打了一掌，将挟的狐皮抓走了”。大年初一，晁源出门时，“上得马台石上，正要上马，通象是有人从马台石上着力推倒在地”，以至于头目磕肿，像桃一般。半年后晁源在雍山庄与唐氏偷情，双双被人斩掉头颅，亦是狐精报复的结果。至于她转世后成为薛素姐，对晁源转世的丈夫狄希陈极尽虐待之能事，就更不待言了。再如第四十二回“妖狐假恶鬼行凶，乡约报村农援例”，汪为露死后，其妻魏氏再嫁与侯晓槐，二人住在汪家旧宅中。“不多两日，或是灯前，或是月下，或黄昏半夜，或风雨连朝，不是魏氏，就是侯小槐，影影绰绰，看见汪为露的形影。那明间原是停放汪为露所在，恍惚还见一个棺材停在那里，汪为露的尸首被暴雷震碎，久已没了气息，从新又发起臭来；那当面砖上宛然一个人的形迹，天晴这迹是湿的，天雨这迹是干的”。这些怪异现象统统为狐精所为。
　　《聊斋志异》中的狐精则以与人为善者居多，与人为敌者少。虽然有些狐精试图与人为敌，却总是被人们巧妙地制伏。同时这种制伏和战胜又要有一定的分寸，不可失之于偏激，应视狐之劣迹大小来定夺，其中蕴含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和人生哲理。对那些奸淫妇女、作恶多端的狐精，必须彻底除掉。《贾儿》便描述了一位儿童设计杀死淫狐的故事。《狐入瓶》写一位农妇巧妙地诱狐入瓶然后烫死了这只恶狐。《农人》中，一位普通农夫使狐精胆战心惊，抱头鼠窜，再也不敢祸害人。这就说明，狐魅并不可怕，即使幼儿农妇也可战而胜之。《胡氏》一篇表述了人狐之间要相互谅解、结为好友的愿望。只要人与狐都有诚意，便可友好相处，甚至结为夫妇。《聊斋志异·遵化署狐》也写到了狐精的复仇，但有着更为深刻的寓意。遵化署衙中有很多狐精作祟，“时出殃人，遣之愈炽”。其他官员来此上任都“设牲祷之，无敢近”。诸城丘公“闻而怒之”，狐精化一妪向丘公求情，表示三日后就离开。丘公对此置之不理，用巨炮将狐精所居之楼摧为平地，“革肉毛血，自天雨而下”，只有一狐化为白烟逃去。后二年，丘公派仆人携银进京谋求升迁，被狐精告发，使丘公遭难。这表明了一个道理，若惩治狐精过分偏激，也会适得其反，自罹祸殃。
　　
　　二
　　
　　《聊斋志异》素以写鬼著称，《醒世姻缘传》也有许多鬼魂出现。鬼之所以成为两书描写的对象，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其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心理基础。鬼的传说与灵魂信仰有关，来自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观念。佛教传入中土之后，鬼魂观念又与轮回说相结合，鬼可以转世。根据死因的不同，鬼又区分为不同的种类，或为善鬼，或为恶鬼。善鬼可以为人们带来福祉，恶鬼则往往与人为敌，作祟人间。《醒世姻缘传》中的鬼正是这一观念的产物，而《聊斋志异》却巧妙地运用这一民俗信仰，赋鬼魂以独特的意义，由此显示了两书在鬼魂描写方面的不同。
　　在《醒世姻缘传》中，晁源的祖父和计氏的祖父为善鬼，晁源、计氏、丁利国夫妇则为恶鬼。小说第三回“老学究两番托梦，大官人一意投亲”详尽地讲述了晁源祖父两番托梦给晁源，将狐精的来历和报复计划告诉给了晁源，提醒其随身要携带《金刚经》，不要轻易出门等。第六回“小珍哥在寓私奴，晁大舍赴京纳粟”写晁源听从其祖父的劝告，带上《金刚经》随父亲上任。晁源祖父再次托梦给晁源的父亲，提醒其注意狐精的复仇举动。第十一回“晁大嫂显魂附话，贪酷吏见鬼生疮”，写计都和计巴拉因为计氏自缢，而将晁源和珍哥告到了官府。县尹收了晁家贿赂，不但不惩治晁家，反而对计都一家反复折磨。就在县尹抓签要责打计都时，忽然“看见一个穿红袍长须的人把他手往下按住。到了衙里，那个红袍的神道常常出见，使猪羊祭了，那神道临去，把他背上搭了一下，就觉的口苦身热，背上肿起碗大一块来”，请医服药，都无效果，结果一命呜呼。那位神道正是计都已死父亲的鬼魂，是他保佑了自己的儿孙。
　　与善鬼不同，恶鬼则给人带来祸害与不幸。第九回“匹妇含冤惟自缢，老鳏报怨狠投词”，写计氏自缢的当天夜里，其父亲和哥哥都梦见计氏穿着新做的衣服，脖子上缠着一根罗红带子，告诉父兄要为她复仇。第二十回“晁大舍回家托梦，徐大尹过路除凶”，写晁源被杀之日，晁夫人亦梦见晁源“披了头发，赤了身子，一只手掩了下面的所在，浑身是血，从外面嚎啕大哭的跑将进来”，告诉晁夫人是狐精领了小鸦儿杀了自己。因为他们死于非命，所以死后成为恶鬼，一有机会便在仇人身上作祟。第十一回写珍哥正在咒骂计氏时，突然被计氏附身，自己数落自己，打自己嘴巴，扯自己头发，甚至在众人面前脱光上身衣服。昏迷了半日才醒来，浑身痛楚，却浑然不知前面发生的事。第二十七回“祸患无突如之理，鬼神有先泄之机”，写麻从吾忘恩负义，将供养自己一家十几年的丁利国夫妇扫地出门，致使两人双双含恨而死，成为恶鬼。只见麻从吾官衙内“器皿自动，门窗自闭自开”，“乌鸦飞进，到他床上去叫”，“把饭锅打得粉碎”，“床脚飕飕的锯断”。丁氏夫妇的鬼魂附身于麻从吾夫妇身上，历数麻从吾的恶行。还跑进麻氏夫妇的肚中“扯肠子，揪心肝，疼得两人碰头打滚的叫唤”。“一齐的都自己采头发，把四个眼乌珠，一个个自己抠将出来，拿了铁火箸往自己耳内钉将进去，七窍里流血不止”，须臾之间同时暴死。
　　这些描写显然起到了借鬼魂威慑歹人的效果，但同时也不可否定地张扬了鬼魂信仰。《聊斋志异》则不同，不是张皇鬼神，而是借以写志，这是《聊斋志异》与《醒世姻缘传》的一个重要区别。《聊斋志异》中的鬼有几个显著特点：鬼有善恶之别，并非都作祟于人；在正义力量感召之下，鬼可为人所用；鬼与人可以建立真挚的友谊和热烈的爱情。
　　《小谢》是写鬼的名篇。男主人公陶生之所以能够免遭鬼害并且感动鬼魅，是因为他刚正无私、心地质直。两女鬼小谢、秋容虽并皆姝丽，他却能“寂不动”。作者用意正如但明伦所评：“目中有妓，心中无妓，此何等学术，何等胸襟！必能坚拒私奔人，乃可作无鬼之论；并可以与鬼同居，不为所扰，而且有以感之、化之。夫鬼也而至于感且化，则又何尝有鬼哉！”《聂小倩》中的男主人公宁采臣也具有高尚的人品：“性慷爽，廉隅自重。每对人言：‘生平无二色’。”女鬼聂小倩虽然艳绝，但宁生并未受其诱惑，终于使聂深受感动。但明伦又一言破的：“自古以来，几曾见有正人被妖邪害过？”在作者看来，不为色所迷，不为财所动，是为人处世所必须遵循的品行。通过鬼魅惑人这一民俗信仰，编织出曲折动人的故事，就更易感化人心，警惊世人。
　　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聊斋志异》中许多写鬼的短篇都有真实的姓名。这是作者对当时社会传闻的记录。由此既可看出关于鬼魅的传统心理影响是多么深广，也可以得知蒲氏是多么留心这一民俗信仰。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在这些传闻的基础上做出一篇巧妙的文章。因为陷于某一嗜好不能自拔以至于贻误终生，死后为鬼仍不能解脱，这类心理在民间有着普遍的基础。《棋鬼》记述了扬州督同将军梁公所经历的一件奇事。他辞官乡居后，常与友人下棋。一位“面目寒俭”、悬鹑百结的文士先是观局，后又即局。“局终而负，神情懊热，若不自己。又着又负，益惭愤。酌之以酒，亦不饮，惟曳客弈。自晨至于日昃，不遑溲溺”。这位文士是位棋迷，为下棋将家产荡尽，其父愤恨而死。阎王以其不德，“促其年寿，罚入饿鬼狱”。但他不思悔改，给他一次作碑记以自赎的机会，他因迷恋下棋又错过了，以至于“永无生期矣”。作者借梁公之语道：“癖之误人也如是夫！”表明了作者借以劝喻嗜癖之人的创作目的。
　　《鬼隶》的故事颇含深意。历城县两位公差，奉邑令韩承宣之命到外地出差，年底返回。途中遇到两位城隍鬼隶，向他们透露了清兵将要南下，济南即遭大劫的消息。两位公差躲避他处，“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二人亡匿得免”。内中寓含着一定的民族意识。清兵南下攻占济南时，蒲氏才是四五岁的儿童。关于鬼隶的传闻看来在社会上既广且久，直到蒲氏成年之后仍有耳闻，于是才写此篇并借以吐露对清兵暴行的不满。
　　民间对缢死鬼的传说最多，缢死之人多为女性，且多有冤情，《聊斋志异》也有此类描写。如《缢鬼》篇通过范生眼见目睹，详细描述了一位少妇自缢的经过。她细心梳妆打扮，穿上新衣，然后“从容跂双弯，引颈受缢”。原来这是旅店主人的儿媳，早已自经而死，范生见到的是这位女鬼的再现。篇中虽没有陈述少妇自缢的原因，但人们不难想象，正如蒲氏篇末所说：“冤之极而至于自尽，苦矣!然前为人而不知，后为鬼而不觉，所最难堪者，束装结带时耳。故死后顿忘其他，而独于此际此境，犹历历一作，是其所极不忘者也。”在封建社会中，多少弱女子在如磐的黑暗重压下，无法生存，只得以投井上吊表示自己的抗议。蒲松龄深深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体悟到她们临死之时的内心世界。虽然笔下出现的是鬼，却表现了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还有一些写鬼的作品虽无深意，却兴会淋漓，妙趣横生，《鬼令》、《谕鬼》、《泥鬼》、《役鬼》等篇即是。这些大都是根据社会传闻略加修饰而成，有些还是作者友人的故事。《泥鬼》讲述了唐梦赉童年的一次经历。唐年少时，“胆即最豪”，看到庙中泥鬼的琉璃眼“甚光而巨，爱之，阴以指抉取，怀之而归”。结果泥鬼大怒，但这位泥鬼不去向唐索睛，却向那位带领唐游玩的表亲某大施威风。作者论道：“登堂索睛，土偶何其灵也？顾太史抉睛，而何以迁怒于同游？盖以玉堂之贵，而且至性觥觥，观其上书北阙，拂袖南山，神且惮之，而况鬼乎！”蒲氏十分仰慕唐之为人，借此传闻表达了对唐梦赉的敬佩之情。当然，也有些作品如《尸变》、《喷水》、《咬鬼》、《鬼津》等，作者仅仅作了客观的记述，表明了当时社会上怪戾之多，从某种程度上渲染了鬼的恐怖。总起来看，《聊斋志异》中形形色色的鬼与现实中的芸芸众生十分相似，有爱有恨、有情有欲，“和易可亲，忘为异类”。
　　
　　三
　　
　　神祇观念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民俗信仰，人们往往将神祇视为至高无上、可望而不可即的偶像。《醒世姻缘传》和《聊斋志异》都有众多神祇的描写，但两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的差异。
　　关于关帝信仰的描写两书十分相近。关帝是在民间影响极大的一位神灵。明初祀为关壮缪公，万历三十三年(1605)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康熙五年(1666)敕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这就是说，《醒世姻缘传》和《聊斋志异》成书前后，正是关帝名声地位显赫之时。蒲松龄曾说：“故佛道中唯观自在，仙道中唯纯阳子，神道中唯伏魔帝。此三圣愿力宏大，欲普渡三千世界，拔尽一切苦恼，以是故祥云宝马，常杂处人间，与人最近。而关圣者，为人捍患御灾，灵迹尤著。”[4]因此，两书都有借助关帝信仰以惩治那些无恶不作、为非作歹的泼妇恶棍的描写。《醒世姻缘传》第二十八回“关大帝泥胎显圣，许真君撮土救人”，写严列星是一个“更稀奇更作恶”的秀才，他丧尽天良地奸污了胞弟之妻，逼得弟媳上吊自尽后，他还不放过，又和老婆一起去盗坟墓中的衣裳首饰。结果惹怒了关大帝，将严列星及其老婆都剁为两段，又从坟墓中将其弟媳妇救活。小说作者议论说：“这等奇事，岂不是从洪濛开辟以来的创见！”《聊斋志异·董公子》也详细描述了关帝显灵之事。一恶仆杀死主人后，将头埋在关帝庙旁。关帝当即显灵，使此恶仆自己到官府前高呼：我杀主人矣!关帝又亲将头颅重新安到了主人颈上，此仆则被关帝一刀砍死。作者感叹道：“关公之灵迹最多，未有奇于此者。”《公孙夏》写关帝惩治捐资纳官的真定太守，脱去官服，重打五十，“臀肉几脱，逐出门外”。两书虽然都对关帝显灵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但不难看出，蒲松龄对惩治恶人的分寸把握得更为合理。严格说来，严列星的老婆虽然也跟着去偷盗死者的衣服首饰，但毕竟没有死罪，结果和丈夫一起都被关帝腰斩，就让人感到不太合乎情理了。
　　两书还都写到了雷神。雷神是民间信仰中的司雷之神，汉代所画“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雷公“若力士之容……”[5]晋干宝《搜神记》中的雷公“色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尺余，状如六畜，头如猕猴”[6]。明清“俗所塑之雷神”，“状若力士，裸胸袒腹，背插两翅，额具三目，脸赤如猴，下颏长而锐，足如鹰鹯，而爪更厉……”[7]《醒世姻缘传》第五十四回“狄生客中遇贤主，天爷秋里殛凶人”，写恶人尤聪“眯了眼的抛米撒面，作的那孽罄竹难书”，因此“干天之怒，特遣雷部诛他”。被雷击死之后，他“浑身焌黑，须发俱焦，身上一行朱字，上书‘欺主凌人，暴殄天物’”。那位雷神是一个“尖嘴像鬼的人”，背上有两个大翅。可见，《醒世姻缘传》所描写的雷神形象与明清所塑雷神更为相似。按民间信仰认为，雷神能主持正义，辨别善恶，代天执法，击杀罪人。尤聪作孽而被雷神击死就是借用了这一信仰。
　　《聊斋志异》中的雷神则比较复杂，《雷曹》中写乐云鹤在金陵“见一人颀然而长，筋骨隆起，彷徨座侧，色黯淡有戚容”。此人食量极大，三年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原来他就是雷曹，因误了行雨之期，被罚谪人间三年。这位雷神外貌既无特别怪异之处，待人也极为诚恳。《雷公》篇中的雷神“持锤振翼”，身上沾秽，“若中刀斧”，被雨水洗尽污浊后，“乃作霹雳而去”。《龙戏珠》记录了一件十分怪异的事情，齐东令徐公“为人廉政爱民”，但他的夫人及婢仆等七人却无端被雷击死。蒲松龄说道：“闻雷霆之击，必于凶人。奈何以循良之吏，罹此惨毒？天公之愦愦，不已多乎？”显然，蒲松龄借这一故事表示了更为复杂的思想情感。
　　在其他的神祇描写方面，两书的差异更为明显。一是《醒世姻缘传》中有而《聊斋志异》中无，如金龙四大王等。二是《聊斋志异》中有而《醒世姻缘传》中无，如雹神等。三是两书中出现的许多神祇对人们的态度不同。《醒世姻缘传》中的神祇都是用来惩罚某一人或某一类人的，《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神祇则主要带给人们公正与幸福。
　　《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七回“祸患无突如之理，鬼神有先泄之机”写道：
　　只因安享富贵的久了，后边生出来的儿孙，一来也是秉赋了那浇漓的薄气，二来又离了忠厚的祖宗，耳染目濡，习就了那轻薄的态度，由刻薄而轻狂，由轻狂而恣肆，由恣肆则犯法违条，伤天害理，愈出愈奇，无所不至。以致虚空过往神祇，年月日时当直功曹，本家的司命灶君，本人的三尸六相，把这些众生的罪孽，奏闻了玉帝，致得玉帝大怒，把土神掣还了天位，谷神复位了天仓，雨师也不按了日期下雨，或先或后，或多或少，风伯也没有什么轻飙清籁，不是摧山，就是拔木。
　　这里涉及到了年月时当直功曹、灶君、三尸六相、土神、谷神、雨师、风伯以及玉皇大帝等一系列神祇，他们都被浇薄的民风所激怒，故而对人间做了严惩。
　　薛素姐殴打夫婿，辱骂公婆，亲戚朋友虽恨她但毫无办法，于是作者请出神灵给予惩治。素姐沿途追赶丈夫狄希陈，经过淮安时到金龙四大王的庙中拈香许愿，恶毒地诅咒丈夫。金龙四大王是民间信仰中的黄河之神，据《杭州府志》[8]载，他本为宋末书生谢绪，隐居于金龙山，曾散家资救济灾民。元军攻占临安后，他投苕溪而死，苕溪忽涨，波涛汹涌，如龙相斗，他的尸体不流不动，面色如生。人们葬他于金龙山，立庙奉祀。元末明初，曾助朱元璋战胜元军，被朱元璋封为金龙四大王，取他曾隐居并安葬于金龙山、兄弟排行第四之意，并立庙于黄河之上。明成祖永乐年间，重修黄河河道运粮，多得金龙四大王相助，且有祷必应。这种传闻在明清之际依然极盛，清姚福均《铸鼎余闻》卷一载，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苏茂相指挥运粮，河水干涸，不能前进。金龙四大王降言：“为我请封，当以水报。”苏茂相立即允诺，一时间洪波浩荡，皇帝传旨敕封护国济运金龙四大王。[9]小说称金龙四大王“传说原是金家的兀术四太子”，大概是另有所本。总之，关于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在民间流传极广，作者请他惩治素姐，更具威慑力量。
　　惩恶必要劝善，《醒世姻缘传》在劝人为善时也大量借助了民间信仰。第三十回开头作者议论道：
　　那伍子胥不是使牛皮裹了撩在江里死的?屈原也是自己赴江淹死。一个做了江神，一个做了河伯。那于忠肃合岳鹏举都不是被人砍了头的?一个做了都城隍，一个做了伽蓝菩萨。就是文文山丞相，元朝极要拜他为相，他抗节不屈……死后他为了神，做了山东布政司的土地。……再说那张巡、许远都是自刎了头寻死，都做了神灵。……如那妇人中……如岳家的银瓶小姐……册封了青城山主夫人。一个夏侯氏……上帝封了礼宗夫人，协同天仙圣母主管泰山。一个王贞妇……上帝册封为青风山夫人。
　　伍子胥是民间信仰中的潮神、涛神，屈原是民间信仰中的江神。明冯应京《月令广义·岁令一》称：“潮神即伍子胥。”又称：“江神即楚大夫屈原。”[10]岳飞在宋时被奉为土地神，明代关于岳飞的传说甚多，或称其前身是张飞、张巡，或称其为吕洞宾手下的金甲丈夫。张巡、许远殉难不久，人们就建双庙祭祀，后来成为民间信仰的神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诸位神灵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忠义坚贞之士，几位妇女也都具有贞烈的品格，尽管他们在民间流传的深广程度不同，说法各异，但作者都一一列举出来，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和道德观念。
　　《聊斋志异》中的神祇大都与民间传统信仰有关，如阎王、关帝、城隍、张飞、山川雷雨之神等，而上帝、天帝之类庄重威严的神祇却较少出现。也就是说，《聊斋志异》缩短了神与人的心理差距。阎罗本是佛教地狱中的主宰，专司生死，在民众中影响最大。人们认为，人死之后都要下地狱面见阎罗，阎罗则根据人在阳世的德行来分别判以赏罚。《聊斋志异》所讲述的有关阎罗故事，基本上就是这些传说的加工改造。蒲松龄认为“韩擒虎、寇莱公死作阴司阎罗”。[11]韩、寇二人是民间传说中的忠臣勇将，所以，蒲氏笔下的阎罗都是正义的化身，为民申冤除害，这也正符合人们心目中的阎罗形象。沂水人李伯言“抗直有肝胆”，被任命为阎罗。他依法严惩了“私良家女八十二人”的江南某。当他想偏袒姻家王某时，“忽见殿上火生，焰烧梁栋”。由此可见阎罗的正直廉洁（《李伯言》）。莱芜秀才李中之“性直谅不阿”，每隔几日就要至阴司做阎罗。曹操虽已死千余年，仍被他提勘鞭笞（《阎罗》）。阎罗对世间种种不义之徒，无不给予惩治，如“以沸油浇其足”来惩罚负义的厍大有（《厍将军》），以将“手足钉扉上”来惩罚恶妇（《阎王》），用“利叉刺入油鼎”来惩罚误使全军覆没的将军(《阎罗薨》)，“以白刃劙胸”来惩罚帘官主司，以“罚作畜”来惩治草菅人命者(《三生》)。阎罗不仅罚恶，而且赏善，特意设宴款待孝子贫士(《阎罗宴》)，维护一般百姓的利益(《王十》)。蒲氏利用阎罗这一俗文化心理，达到了劝惩的创作目的。
　　阎罗以下，城隍、土地在民间流传最广，人们最易亲近。城隍庙及其神早在六朝即已出现，原来只是城池之神，后发展为主管城市一切的神，掌生死、降祸福。新官上任要去城隍庙参拜，人们有心愿要去城隍庙祈祷。明代以来，城隍还兼管孤魂冤鬼之事。城隍既然被百姓视为一地的父母官，其人选就十分重要。只有德高望重者，方可入选，对城隍的选拔还特请关帝为主考官。候选人宋焘在考卷中写道：“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受到了主考官的激赏，当即任命为河南城隍(《考城隍》)。土地神在民间流传也很普遍，它原来专管土地和农作物生长，后来兼任城隍手下的地方行政长官。其人选往往是有善行的人死后担任。《王六郎》中的水鬼不忍以妇儿两条生命代为己死，感动上帝，被封为招远县邬镇土地。这些显然是要借用民俗达到劝善之目的。
　　蒲松龄还特别重视关于雹神的传说。雹神在其他地区或许鲜为人知，但在作者家乡淄川一带，却无人不晓。原来这位雹神就是作者的同乡、汉代将军李左车。《史记·淮阴侯传》中记叙了他的事迹：他原为赵国大夫，后仕汉，立下战功，当地百姓引以为荣，封其为雹神。蒲氏自然不会无视这一民俗信仰，于是编撰了《张不量》及两篇《雹神》的故事，赞扬雹神赏罚严明，富有人情。
　　综上所述，《醒世姻缘传》与《聊斋志异》的作者虽然都非常重视运用民俗信仰以达到各自的创作目的，但在具体描写方面又存在着明显差异，因而其作者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极小。
　　
　　注释：
　　[1]本文所引《醒世姻缘传》原文，均据齐鲁书社,1993年版。
　　[2]齐涛主编，郑土有著：《中国民俗通志·信仰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
　　[3]本文所引《聊斋志异》原文，均据任笃行辑校：《聊斋志异》，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版。
　　[4]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关帝庙碑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5][汉]王充：《论衡·雷虚》，《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80年版。
　　[6][晋]干宝：《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7][清]黄斐默：《集说诠真》，上海慈母堂排印本。
　　[8]杭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万历杭州府志》，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9][清]姚福均：《铸鼎余闻》（卷一），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10][明]冯应京：《月令广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1]日本庆应大学藏《聊斋文库·省身语录》。
　　
　　（王平济南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7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