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名著只有通过读者的解读才能进入意义世界，而这意义的宏大还是微小，深刻还是浅薄，都与解读者的学识程度、心理定势和生命律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诚如《维摩经》所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处各得解。”毛泽东读《水浒》六十年，其解读的时间之长久，内容之宏幅，背景之特殊，都是举世无双。“《水浒传》几乎伴随了职业革命家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全部革命生涯受到了《水浒传》的很大影响。毛泽东爱读《水浒传》，善解《水浒传》，这部描写古代江湖好汉造反起义的传奇小说，在他的精神锻造、意志磨砺和性格形成中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他也让这部反映古代农民革命的小说在现代革命中发挥了作用。”[1]这样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其意义远远超过解读的本身，从一代伟人身上折射出感知意义世界的思维方式，获得一种认识与评价人生意义的标准。
　　毛泽东读《水浒传》，大都是随意的言谈，很少有专门文字的撰述，常常是《水浒传》的人物或情节与其生命体验相撞击的自然流露。因其本身就处在中国政治的巅峰，高屋建瓴，形成的见解多富有创造性。而这些哲思点点滴滴的流露，又林林总总地散落在其人生的旅途上。把毛泽东读《水浒传》这些时间跨度大、零散的东西汇总起来，重新解读，让人们透过毛泽东解读《水浒传》的只言片语，看到历史的境遇，体味伟人的思想。“作为大思想家、大文化人，毛泽东的思想无疑是敏锐深邃的，深挖细察他漫评漫议‘四大名著’所包容的思想内涵和人生价值，既挖掘到位，解释透彻，亮出底牌，又不牵强附会，坐地拔直，胡乱引申，使读者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启迪。要爬上这个陡坡，确非易事，但没有理由不努力去做。”[2]军旅学者董志新肩负起这重任，二十年来孜孜以求，查阅了数百种图书，翻阅了难以计数的报刊，日积月累，写作了长达46万字的《毛泽东读〈水浒传〉》。为了获得引证资料的权威性、准确性和可信性，每每与《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著作核校，以求“上不辜伟人，中不欺今人，下不负后人”。其写作的难度、其资料的繁琐、其辨析的细微，正如先秦哲人庄子所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毛泽东读〈水浒传〉》是毛泽东读“四大名著”系列丛书之一，是当今社会研究毛泽东读《水浒》的集大成之作。
　　“小说是民族的心灵史。一部《水浒》，可称之为思想的浩瀚海洋。按照接受学的理论，阅读作品的行为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毛泽东解读《水浒》，内容丰富、内涵深邃，创造了一种新的《水浒》解读范式——毛泽东解读的《水浒》。本书的任务即是将毛泽东读《水浒》范式展现在读者面前。”[3]于是作者面对毛泽东大量的读《水浒》语录、书信、论著摘录等，首先要条分缕析，创建自己著作中的结构：一条线索是毛泽东读《水浒》的时间脉络，一条线索是所归纳的毛泽东解读的《水浒》内容，以两条线索相交叉，组成的框架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又分割为44个小版块。脉络分明，重点突出。
　　四个组成部分：
　　（1）毛泽东谈《水浒》的作者和版本，5个小版块。有以下内容：“我让你找本《水浒》”、“施耐庵有一肚子火气才写《水浒》”、“《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水浒》三种都要出”。
　　（2）毛泽东谈《水浒》的思想内容，15个小版块。如：“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我看老百姓还是喜欢道教”、“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后来逼上梁山非打不可”、“这支队伍统帅的好”、“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四海之内皆兄弟”、“历史上‘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你们也没有对付日本人的‘蒙汗药’”、“很喜欢看《打渔杀家》”、“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三打祝家庄》很有教育意义”。
　　（3）毛泽东谈《水浒》的人物，21个小版块。宋江三则，晁盖、卢俊义、吴用、王伦、方腊，林冲三则，鲁智深两则，李逵两则，武松、石秀、张顺、三阮、宋徽宗、高俅。
　　（4）最后三则是与毛泽东有关系的“《水浒》现象”。
　　上述四个部分，作者的阐释虽然是平面的，但已凸显出他对“毛泽东读《水浒》范式”的理解。那么什么是“毛泽东读《水浒》范式”呢？即蕴含在每一个小版块中的贯穿思想，形散而神聚，始终如一：（一）视点高远：毛泽东一生视《水浒传》为国学的基本读物；（二）注重文本：毛泽东非常重视《水浒传》的版本；（三）活学活用：毛泽东善解《水浒传》。这三点构成了作者所提炼的“毛泽东读《水浒》范式”，像自始至终流贯和奔腾的潜流，一旦撞击，“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一、视点高远：毛泽东一生视《水浒传》为国学的基本读物
　　
　　作者对“毛泽东读《水浒》范式”的扫描，告诉我们：解读最能表现一个人的生命意识和情感激流，其所带来的情感冲击力，使人灵魂震颤、信念苏醒、生命再生。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伟人，他传统文化功底深厚，又是一个领袖人物，胸怀阔达，视野高远，他从来没有把小说“四大名著”当作小说消遣，而是视为国学的基本读物；认为读它，懂它，才具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才能流淌中国文化的血液，才能像一个中国人。这个思想贯穿他的一生，大体可以划分三个阶段。
　　1942年10月延安评剧院演出《逼上梁山》之前，是第一个阶段。毛泽东没有直接把《水浒传》说成国学的基本读物，而是把读《水浒传》和做中国人联系了起来。他有一句令人叫绝的话：“中国有三部名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4]由此可见《三国》、《水浒》、《红楼梦》是国粹，蕴含有国学。国学是与“西学”相对应而产生的一个概念。做中国人，起码得粗知国学。1947年3月转战陕北时毛泽东同警卫战士说：“你们的文化低，读理论书有困难，可以先看小说，引起读书兴趣，文化提高后再慢慢读理论书。小说的内容很丰富。有政治，有军事，有文化，有生活，看小说不仅能够增长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也能够提高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例如《水浒》里有个三打祝家庄……”[5]1957年3月7日，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强调“语文课可选《水浒》、《三国演义》、唐宋八大家的作品”[6]。
　　1942年10月延安评剧院演出《逼上梁山》之后，至1975年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显著的特征是，毛泽东作为中共核心领袖，视野更为广阔。他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意识的反作用为指导思想，重视《水浒传》戏剧的改编；把对《水浒》的解读和对文艺宣传工作的批示结合起来了，发挥文艺对广大群众的教育功能。此时毛泽东对《水浒》解读的话语已有了权力的因素，而且与日俱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刻地理解：1945年初，国难当头，抗日烽火遍地的危急时刻，毛泽东观赏了延安评剧院公演《三打祝家庄》后，写信祝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者在书中所写的“从1939年到1959年，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的创作演出、评论欣赏以及发挥作用，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关切和关注”。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1975年毛泽东写下评《水浒》的指示，掀起一场“评《水浒》的运动”。
　　第三个阶段是一个特定的非常时期。即1975年8月——1976年10月。毛泽东评《水浒》的指示，掀起一场“评《水浒》的运动”，引发了党内一场政治斗争。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解读名著本身，无论当时还是其后在国内外、党内外，还是在上层和民间，都引发了不小的震荡。如何认识这特定的非常时期内的毛泽东评《水浒》，是摆在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也是《毛泽东读〈水浒传〉》的重心。因此，作者在《只反贪官不反皇上》这一节，先从各个侧面展示了不同的人物的说法和做法：毛泽东：《水浒》专门反对贪官；芦荻：毛主席评《水浒》没有别的意思；姚文元：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江青：《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邓小平：有人借这做文章搞阴谋；周恩来：我不是投降派；张闻天：用唯物史观评《水浒》的“不够多”；胡乔木：不应把历史和现实作肤浅对比；张春桥：让大家都知道投降派；芦荻：不买江青的账；毛泽东：画在杂志上那黑色红色的大圈；“前言”和专著：《水浒》是投降主义的教科书；外电外报：超越文艺范围的新的“政治问题”。
　　“如果从前面介绍的较为详尽的情况看，要判断其间的功过是非，则首先要恢复事件的历史面貌，对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与‘四人帮’的‘ 评《水浒》’运动要加以区分；对毛泽东评《水浒》的理论局限性和实践消极作用，与‘四人帮’的政治阴谋要加以区分；对毛泽东暮年评《水浒》和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的评《水浒》加以区分；进而对毛泽东评《水浒》谈话在文艺评论层面、思想路线教育层面、政治运动层面的作用加以区分。”[7]这样就把非常复杂的问题辨析得思路清晰了，随着新的材料的出现，人们更加看清淹没在海水下面的冰山的那部分。暮年的毛泽东念念不忘“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心头难于抹去孤独、苍凉、忧患的阴影。……这时，他最愿意做的事情，他认为最好的政略，是教育人民提高路线觉悟，为防修反修打下政治思想基础。因此，他视《水浒》为教材，当然是‘反面教材’。” 对《水浒》意义的解读，谁说了算，谁就是权力的象征。在那个“最高指示”决定一切的年代，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自然会被政治阴谋家所利用。[8]
　　
　　二、注重文本：毛泽东非常重视《水浒传》的版本
　　
　　作者在《毛泽东读〈水浒传〉》一书中，十分注意捕捉毛泽东读书的细节，披露了毛泽东对《水浒传》版本的重视。1949年12月26日毛泽东看见汪东兴看《水浒传》，便问他：“《水浒》这部书有一百回本，有一百二十本。你看的是哪种？”[9]毛泽东最喜欢金圣叹批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1964年8月3日写信要秘书林克“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再看看”[10]。据作者介绍，毛泽东书房里《水浒传》的版本有12种，其中“金本”最多。毛泽东为什么十分重视《水浒传》的版本，因为《水浒传》不同的版本，所解读出的《水浒传》的思想内容、人物性格、农民造反的下场，就会有不同；其文字的优劣，其性格的变异，其叙事的得失，全在不同的版本的比较之中。对版本的重视，是学养深厚的一种表现，是以客观的态度解析文本的结构、求索文本的意义。试想，作为一位领袖，思考国计民生，思索国内外风云变幻，处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能够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版本了解得如此深透，岂能是一般解读学涵盖的了的？
　　（一）毛泽东喜欢金本《水浒传》
　　毛泽东喜欢金本《水浒传》这一细节，向我们传达出毛泽东对《水浒》版本辨析的精准程度。在金圣叹之前，都是一百回本或一百二十回本。到了金圣叹手里，干脆把《水浒传》七十一回以后有关梁山好汉受招安、打方腊等内容删去，而以卢俊义梦见梁山头领全被杀的[11]情节，即“惊恶梦”结束；并把第一回移作楔子，使之成为七十回的“金本”。毛泽东没有具体说明其优秀之处，而“金本”的优势却是共识：
　　第一，金圣叹从艺术整体性出发，考虑后几十回除少数篇章而外，多数文字失去光辉，特别是征田虎、打王庆、平方腊的描写平庸，与“打祝家庄”、“打大名府”、“打曾市头”等描写相去甚远。他认为七十回本是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四体匀称、左右协调，简直达到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程度。
　　第二，金圣叹改编第一回移作楔子，深化了七十回的思想内涵。原本第一回的内容太虚玄，与后七十回清醒的现实主义描写不协调，移作楔子，只作一个寓言，或者引子。金圣叹解释说：“此一回，古本题曰：‘楔子’。 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谓正楔也。”点明“乱自上作” ，也就是“朝廷贵官，趋却无数英雄入水泊”。
　　第三，金圣叹大刀阔斧删掉叠床垒架的诗词。
　　金圣叹在袁无涯刻本的基础上将小说家的回首诗、评赞诗进行了彻底的删节，将500多诗词韵语全部删节掉了，砍掉的都是回前诗、回尾诗、评赞诗和大量描写景物的韵语。相反，《水浒》诗词中有20多首人物诗词，为表现人物的言语和行为而出现，这些一首没删，全部保留下来。还增添新的诗词２首。如第50回白秀英登场唱的定场诗：
　　新鸟啾啾旧鸟归，老羊羸瘦小羊肥。
　　人生衣食真难事，不及鸳鸯处处飞。
　　这首诗把一位卖唱的歌妓内心的悲苦含蓄地表现出来了，既丰富了过场人物的形象，又切合当时的情景。尽管在这个问题上，金圣叹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但是其艺术处理本身已使我们领略了小说运用诗词这一艺术手法的评价标准和艺术追求。这说明一个问题：金圣叹很懂得小说创作的规律，人物诗词是叙事内容的要素，是有机成分长入人物性格之中的。以诗词特有的含蓄蕴藉、凝练深邃的特征，表现其它文字难以替代的情态世界，这正是小说运用诗词的真正艺术追求之所在。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小说家的说教，缩短了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的距离。
　　毛泽东喜欢金本《水浒传》，并没有具体说到金本的优长，但金本的优长为世人所喜爱，郑振铎说：“一部七十本的《水浒传》……却打倒了、淹没了一切流行于明代的繁本、简本、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全书者几三百年，《水浒传》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一个名辞……金氏的威力真可谓伟大无匹了。”[12]凡是好的，人人喜爱。毛泽东喜欢金本《水浒传》也是很自然的了。
　　（二）《水浒》三种都要出。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著名谈话，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这显示了三点：1.尊重文本的客观性。七十回本与百回本的根本区别，就是文本中没有梁山义军受朝廷的招安，替朝廷打方腊等农民义军的故事。相反，百回本有这些内容。当事人芦荻回忆毛泽东对她讲话的意思：“印行百回本，可以让读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3]解读者在解读过程中不可任意放纵自己的解读，爱怎么解读就怎么解读，文本提供的思想和审美范畴是有一定的“度”的，要求解读与文本所显示的本质特征相一致，遵循文本的框架制约与规范。2.领袖解读亦有民主因素。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著名谈话，是领袖的指示，可毛泽东并没有采取“舆论一律”的做法，而是指示《水浒》三种版本都要出，启发人民群众采取对比式的方法，自己教育自己。3、仍旧强调发挥《水浒》的教育功能，这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的一贯思想。
　　
　　三、活学活用：毛泽东善解《水浒传》
　　
　　《毛泽东读〈水浒传〉》的作者搜集了大量的素材，鲜活地展现了毛泽东善解《水浒传》，形成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突出特征。可概括为三方面：从具体的典型实例中提炼理性认识；从历史人物身上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抓住人物形象某一特点提倡一种革命精神。
　　（一）从具体的典型实例中提炼理性认识。
　　“三打祝家庄”在《水浒》中占有四个回目、三万四千字的篇幅。这个故事侧重于描写整个战争的事件和矛盾，描写战略和战术的方法。整个战争过程反复曲折，单各方出动兵力就有七、八千，战将四十多名，堪称是梁山英雄发动的头一个大战役。毛泽东每每提及，多是把它作为一种范例来阐述方法论。毛泽东在《矛盾论》里作过精辟的论述：“《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况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14]《水浒传》展示了一条个人反抗→聚众造反→逼上梁山的农民革命道路。梁山聚义的社会根源——官逼民反。由于个人反抗的动机各有不同，性情气质亦相异，特别是所处的具体社会条件的制约，因而，个人反抗者先后组成八个小山头，如梁山泊、东溪村、清风山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头形成多条辐射式的人物活动带，并先后聚会梁山，汇成奔向梁山聚众造反的总趋势。而其中脍炙人口的故事则是林冲被“逼上梁山”，毛泽东看完延安评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由此触发了他的理论思维，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毛泽东自1944年看过评剧《逼上梁山》，一直非常喜欢这个题材。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个是故事与他自身的经历有某种相似之处，能够产生情感的“共鸣”。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与老朋友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漫谈：“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15]另一个是林冲是《水浒传》塑造最成功的典型人物。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一条硬汉，“刚”是他的主导性格。他被逼上梁山之前，一再表现出“柔”的性格，一忍再忍，逆来顺受。误入白虎堂，发配沧州道，企盼日后归返。当火烧草料场，到了连命都不能自保的无可奈何的地步，才被逼铤而走险，投奔梁山，才显出其性格“刚”的一面。剧本《逼上梁山》既与林冲已有的性格相接轨，又展示了新的性格成分，拓宽了个性化的张力，透过“这一个”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黑暗腐朽的深层内涵。这是毛泽东喜欢的根本原因。直到临终前的1975年深秋，病重的毛泽东，还提出要看著名昆剧大师侯永奎的《林冲夜奔》。
　　（二）从历史人物身上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毛泽东善于从古典小说人物身上引发，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已成为他讲话、写文章的风格，谈古论今，文采飞扬，幽默诙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谈到“战略退却”，举例林冲与洪教头比武，谈林冲使用的谋略。他说：“《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16]披枷戴锁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面临咄咄逼人的洪教头的挑战时，先说不敢，交手仅几个回合，又跳出圈外认输。开枷后正式比武，还是先往后退，诱得洪教头志得意满，轻敌冒进，连续攻打。待其步乱后，林冲只一棒就把洪教头打翻在地，此为后发制人。从吴用这个梁山义军的谋士，看到革命队伍要有知识分子。从王伦的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谈革命者的要求。从宋江主张招安，走投降主义路线，谈革命队伍的领袖问题。
　　（三）抓住人物形象某一特点提倡一种革命精神。[17]
　　如果把毛泽东重视《水浒传》的版本划入客观解读的范畴的话，那么这一部分便属于主观解读的范畴。其特点：它超越传统的解读习俗和思维秩序，把《水浒传》的人物和事件只当作媒介，创造性地拓开新的解读视角和思路。武松是妇孺皆知的文学形象，其产生“共鸣”的原因，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精神。毛泽东提倡这种精神，他说：“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18]石秀是“拼命三郎”，毛泽东抓住这一特征，说：“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他还倡导学习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的人格和精神。
　　假如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是一座艺术宫殿，那么毛泽东谈《水浒传》只是其中一间展室。而《毛泽东读〈水浒传〉》则是一篇解说词，它始终围绕着两个极点：一是文本一极，即《水浒传》，要把毛泽东谈到的《水浒传》的具体篇章重新解读开来；另一是读者一极，也就是要把毛泽东的话和原著结合起来解读。这正是该书雅俗共赏的基本特点，读着很轻松，收益又很大，很值得一读。
　　
　　注释：
　　[1][2][3][4][5][6][7][8][9][10][15][16][17][18]董志新：《毛泽东读<水浒传>》，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63页，第416页，第413页，第8页，第151页，第14页，第402页，第405页，第11页，第40页，第89页，第247页，第320页，第312页。
　　[11]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12]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载于《郑振铎全集》（第4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13]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名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08页。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12—313页。
　　
　　（郑铁生 天津外国语大学300074）

• 郑铁生： 《罗贯中全集》的版本考证与体系特色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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