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查良铮（穆旦）翻译的长诗《唐璜》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也是诗人最满意的译作。但由于历史原因，出版社没有采用诗人自己编撰的注释，而是采用王佐良的注释。本文以《拜伦诗选》中的片段为参照，对查注和王注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分析了王注沿用、补充、删除和修改查注的具体情形，以期从注释中窥见译者当时的思想状况和历史情形。
　　关键词：查良铮 王佐良 《唐璜》 注释
　　
　　拜伦的长诗《唐璜》，是查良铮（穆旦）译得最好的作品。卞之琳认为查译《唐璜》是中国译诗艺术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王佐良称查译本《唐璜》是一部无愧于原作的译著，同原作相比毫不逊色。1985年，诗人的骨灰安放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中同葬的，就是他的译作《唐璜》。
　　查译本《唐璜》之所以让译者、读者和专家学者都感到满意，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译者本人就是一位诗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出色的抒情诗，就出自他笔下。再者，他五十年代初译普希金的作品，接着又译过布莱克、雪莱和济慈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译过拜伦的抒情短诗，到译《唐璜》时，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的译诗技艺已炉火纯青，达到了得之心而应之于手的化境。但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他长期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地严肃劳作。查先生译《唐璜》，从1962年到1973年，前后历时十一年，三次修订译稿，并加了详细的注释。《唐璜》是他最满意的译作，更是他一生耗工费时最巨，花费心血最多的译作。
　　遗憾的是，《唐璜》在诗人去世三年之后出版时，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注释，却未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采用。而是另请王佐良先生，为其译本做了注释。《唐璜》：查良铮译，王佐良注，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唐璜》译本。王佐良先生是译者的挚友，英语文学权威专家，著有英语诗歌史及文学史数种，其注释与查先生的译笔，可称双璧。但对热爱查良铮先生的诗作和译作，或欲借《唐璜》的注释一窥诗人晚年心态的读者来说，看不到查先生的注释，毕竟是件憾事。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拜伦诗选》中，查先生除抒情短诗和《审判的幻景》等长诗之外，还特地从《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唐璜》等长诗中选译了一些精彩片断，加了详尽的注释，单独汇成一辑“长诗选段”。笔者把《唐璜》选段查先生的注释，与人文版《唐璜》相同部分王佐良先生的注释作了详细的对照之后，却意外地发现了颇多耐人寻味之处。
　　《拜伦诗选》选自《唐璜》的片断如下：第一章一至五节，题为“寻找英雄人物”；第一章二百一十三至二百二十节，题为“诗人自讽”；第三章之“哀希腊”一诗；第四章八十二至八十九节，题为“歌剧团”；第五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题为“购买奴隶”；第九章一至十节，题为“威灵顿”；第十一章三十五至四十一节，题为“英国官场”；第十一章五十三至五十六节、六十一至六十三节，题为“拜伦和同时代的人”；第十一章七十六至八十六节，题为“时光不再”；第十二章三至十节，题为“资产阶级”；第十三章七十九至八十九节，题为“上流社会”；第十六章七十至七十七节，题为“议员选举”。一共12段，792行。包括拜伦的原注在内，查先生的注释共116条。在人文版《唐璜》中，包括拜伦原注在内，王佐良先生的注释共91条。
　　查先生既然已经为《唐璜》加了详尽的注释，且一并寄给了出版社，王佐良先生的注释，显然只能在査注的基础上进行。
　　王注较之查注少15条，这是王佐良对查先生的注释作了删节所致。删节分两种。其一是将数条注释合而为一。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章的“寻找英雄人物”一段。拜伦在第二节历数当时英国社会的所谓英雄人物，提到了弗农、沃尔夫、豪克、凯培、坎伯兰、格朗贝等显赫一时的将领。查先生对每个都作了简明扼要的注释，注明了各自的身份，主要功绩等内容，王佐良将查先生的6条注释合而为一，注明皆系“十八世纪英国海陆军将领”。同样地，拜伦在第三节中提及8位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政治人物，查注8条，王注合而为一：“法国大革命初期有名的政治人物”。同一节诗中接着提及的6位法国将领，查注6条，王注亦合为一条：“法国大革命时法军将领”。此种删节，仅在“寻找英雄人物”一段中就使王注较之查注减少了18条。显然，这种删节，并非查注有误或不合适，而是出于节约篇幅之考虑。
　　另外一种，就是删去查注。第十一章八十节，拜伦感叹时光流逝，万事虚空，追问“哪儿是卡罗琳和弗兰西丝们，哪儿又是《晨报》上曾经灿烂一时的要人？”这里，卡罗琳和弗兰西丝，显系泛称，指那些曾出尽风头的女性，查先生则注解为与拜伦有关的两位女性，过于泥执。王佐良径直删而不注，是有道理的。至于《晨报》，注与不注关系不大，王佐良同样删去。再一个例子，是第十三章八十六节和八十九节，拜伦描写英国“上流社会”世相，分别提及“智多星男爵”和“火面将军”，以诙谐手法讽刺上流社会，借个别而写一般。查先生根据诗中之描写，推测其真实身份，注明可能指某人，亦属泥执不当，未能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着眼。王佐良删去，颇有眼光。
　　王佐良的删减，也有不当之处。比如第三章“哀希腊”一诗，首节第二行“火热的莎弗在这里唱过恋歌”，查先生在“莎弗”之下有注，王注删去，就值得商榷。以专家之眼而论，“莎弗”的确是常识，不值得再加注释。但查良铮考虑到普通读者的知识水准和需要，加上注释，可见其用心。第十三章七十九节，拜伦提及一位“可敬的睡不醒太太”，说她“看来象白羊，却比黑羊还坏”。查先生对“黑羊”作了注：“在英国，一家或一群人中的败类被称为‘黑羊’”。王佐良将其删除，也是未能考虑普通读者的知识水准所致。
　　还有一例，王佐良删得最是不当。第九章第一节，拜伦以讽刺威灵顿（现通译为惠灵顿）开篇：
　　哦，威灵顿！（或不如说“毁灵顿”
　　 声誉使这个英名怎样拼都成；
　　法国对你的大名竟无可奈何，
　　 就用这种双关语把它嘲弄，
　　好使她无论胜败都能够开心，）
　　查先生注“毁灵顿”说，“法国报刊在滑铁卢一役后，经常把威灵顿别称为Vilainton（有‘恶棍’之意），因为这个字音和威灵顿近似。中译为求与原名声音近似，故译为‘毁灵顿’”。此条注释，乃译者的匠心所在，王佐良删去，而又没有说明自己的理由，显然是败笔。这种明显的删节不当的情形较少，仅四例。
　　在删节查注的同时，王佐良又添加了不少注释。有的是查先生脱落了的原注，王佐良补译了出来。如第四章八十六节，拜伦借其笔下人物之口，谈及歌剧团中一男演员嗓门之不阴不阳，比教皇专门培养的还要难得。拜伦在此专门加了注释，指出教皇和苏丹为何喜欢具有此种不阴不阳嗓门的男人。查先生并未译出拜伦的这个原注，王佐良注意到了，弥补了译者的失误。有的则是查先生明显的漏注，王佐良亦作了补充。比如第十一章八十六节四、五两行：
　　“生活是个坏演员，”莎翁说；那么，
　　“坏蛋们，演下去吧！”
　　查先生只注明了“生活是个坏演员”出自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而未注后者，这显然是误以为二者出处相同。王佐良则注明后者：“语出莎士比亚《享利四世》上篇第二幕第四场。”
　　有时，查先生未加注释之处，王佐良也作了注释。第十三章八十二节第七行之“天狼星”一词，查先生未加注，王佐良注为“天上最亮的星”。看得出来，此注可加，也可不加。八十三节第四行中的“婆罗门”一词，查先生亦未注，王佐良注为“印度封建种姓制度中的最高级，此处借指英国上层时髦人物”，对读者理解诗作，大有助益。
　　删节与添加之外，王佐良还对查先生的注释作了改动。有的改动，纠正了查注的失误。如第一章二百一十七节第五行中的“培根的铜头”一词，查注认为培根系英国哲学家，亦精通自然科学，而王注则明确指出此处提及的培根是修道士。
　　有的改动，则是变查注的繁复为简明精要。这种改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删削，无需太多专门的劳作。再者，如不是出于减少篇幅的考虑，查先生的原注实际上是可以沿用的。王佐良对查注的删繁就简，亦有不当之处。第一章二百一十九节，拜伦感叹希望的虚妄说：
　　人的希望又是什么？古埃及王
　　基奥普斯造了第一座金字塔，
　　为了他的威名和他的木乃伊
　　永垂不朽，这塔造得最为高大，
　　可是他没有料到，他的墓被盗，
　　棺材里连一点灰都没有留下。
　　唉，由此可见，无论是你，是我，
　　何必还要立丰碑把希望寄托？
　　查先生对“基奥普斯”的注释是“基奥普斯，约公元前二千九百年的埃及国王，他造了最大的金字塔。据希腊史家希罗多塔斯记载：他使用三十六万民工，用了二十年时间，用六百万吨石头筑起一座金字塔以储藏其尸体，并设以曲折而诡秘的小径，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入口处，但尽管如此，后来有人‘进入这幽暗的墓穴时，无论在石棺或地道内，都未见有基奥普斯的一根骨头。’（一八一八年四月《季刊》载）”。王佐良删简为“古埃及王，公元前2900年左右在位。”简则简矣，但却失去了查注那种与诗作之内容相互生发，增加诗作的生动性与感染力的效果。
　　王佐良对查注的改动，有时与删繁就简刚好相反，是将查注一条分解为数条。第三章“哀希腊”第一节，拜伦称颂希腊群岛说：
　　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
　　狄洛斯崛起，阿波罗跃出海波！
　　查先生注释狄洛斯时，也顺便指出，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掌管诗歌与音乐的太阳神。王佐良则将狄洛斯与阿波罗分别注释。查注一条，王注二条，内容完全相同。
　　最值得注意的，是王佐良对查注的沿用。一字不改或仅有三五字之改动地沿用查先生的注释，共18条之多。如果把略有改动，但其改动并非必要，且内容可改可不改者，亦视之为沿用，则王佐良沿用查注的情形，约占三分之一。第十一章七十六至八十六节，即查先生题为“时光不再”一段，沿用原注的例子最为集中。第九章一至十节，查先生题为“威灵顿”一段，也相当集中。
　　总的来看，王佐良对查先生的注释，主要是删节、补充、改动和沿用四种处理方式。其中补充部分最有价值，删节和沿用的情形最多。查先生在作注时，以一般文化水准的读者为对象，故不厌其详，有时不免失之繁琐、泥执。王佐良的删节，除了查注显得比较泥执之处外，主要是为了节省篇幅，减少注释数量，并非查注内容不当。当然，节省篇幅，恐怕不是王佐良的本意，而是出版社的意思。
　　查先生早在1973年，就将《唐璜》的译稿和注释寄给了出版社。编辑虽然有意出版，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译者“历史反革命”的特殊身份，使得《唐璜》的出版一拖再拖。直到1978年，查先生去世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仍然因为译者在某些人眼中“有历史问题”而不能出版查译《唐璜》。舍查注不用，另请王佐良先生作注，或许正是出版社为了避开译者“有历史问题”的压力，早日出版《唐璜》而采取的策略性措施。
　　王佐良先生还为查译《唐璜》写了“译本序”，从序末的内容看，该序应是在《唐璜》的出版已定之后写的，其时为1979年8月。从序文的写作日期看，王佐良先生重新为查译《唐璜》作注，时间不会太长，大约一年左右。这当然不可能全部推翻查注，从头做起，删节和大量沿用查先生的注释，也是情理中事。
　　最后，有两点补充说明一下。其一，查先生修订《拜伦诗选》的工作是在1976年进行的。《拜伦诗选》中选自《唐璜》的片断，文字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唐璜》有几处文字稍有出入，可见是修订过的。相应地，其注释或许也有所修订。其二，《唐璜》共计一万六千多行，笔者未能见到全部查注，仅依据《拜伦诗选》中不到八百行的片断来对比查注与王注之异同，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处。若非资料极度匮乏，这种做法本来不足为据。
　　据周与良先生回忆，查先生为《唐璜》所作的注释，虽未被出版社采用，但仍保存在她手中。如今，周与良先生也已经辞世，査注的存留问题，更加难以确定。就此而言，笔者挂一漏万的粗疏之比较，也就有存在之价值了。
　　
　　（段从学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610015 ）

• 段从学： 查良铮(穆旦)译本《唐璜》的注释问题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