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称杜甫的诗歌为“诗史”，其实，并非杜甫全部的诗歌都可以称为“诗史”，也就是说，被称为“诗史”的诗歌是需要界定的，那么，什么样的诗歌才可以称为“诗史”呢？
　　首先，称为“诗史”的作品，主要是指那些反映了社会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有强烈写实性的长篇叙事诗。我们把杜甫的诗歌称为“诗史”，是因为杜诗反映了“安史之乱”这样重大的历史与政治事变及杜甫个人在事变中的苦难遭遇，并且他的诗有着强烈的写实性。如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就是杜甫“诗史”作品中的杰出代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全诗一百句，五百字，是一部典型的“史诗”，它抒发了诗人匡世济国的远大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的强烈思想感情，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唐代社会现实，揭露了统治集团奢侈豪华的腐朽生活，表现了人民在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下所承受的贫穷和苦难。《北征》全诗一百四十句，七百字，描写了安史战乱中社会的残破、战后的惨象、人民的痛苦，谴责了国家的罪人，表达了对国家中兴的热望以及对家人儿女的深情厚爱。正像袁行霈所说：“杜诗的‘诗史’性质，主要的还在于他提供史的事实。”所不同的是，“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可证诸史实”的“重要的历史事件”与广阔、具体、生动的生活画面，是构成杜甫“诗史”最为重要的元素。
　　其次，可以称为“诗史”的作品，是以叙事为主，带起抒情、议论的长篇巨制，在艺术上有独特的成就。“善陈时事”是杜甫“诗史”的一个显著标志，诗人继承了《诗经》、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传统，本着“缘事而发”的精神，“即事名篇”，写下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新题乐府及长篇五言。如写在“安史之乱”发生前的《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在“安史之乱”发生后的“三吏”、“三别”以及《北征》等，都可称为“诗史”。这些诗作吸取了叙事诗多用对话、问答和片断情节、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富有典型意义的主题，描绘生动、细节真实。这些描写，或人或物或心情，精心刻画，从细微处见出真实，展开画面，把读者引入某种氛围、某种境界。
　　第三，称为“诗史”的作品，多从诗人自身经历的情境出发，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其中饱含了诗人的血泪和苦难坎坷的人生经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正是从个人的生活遭遇中总结出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北征》具有同样的主题：“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通过描写妻女衣裳褴褛，形象地表现出家庭生活极度得艰难困苦，也表现诗人的内心痛苦，这正是战乱时广大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生活缩影。至于“三吏”、“三别”也是这样，无论是《新安吏》中母亲的哀伤欲绝、《石壕吏》中老妪的深明大义，还是《新婚别》中新妇的悲苦、《垂老别》中老翁的激愤，都有诗人自己真实的感受体验在内。
　　第四，称为“诗史”的作品，必然熔铸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深沉思考及忧国忧民的激情。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例，诗一开始就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漤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这是种执着决心的表达：哪怕是辛苦到老，只要一息尚存，也要去争取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说明正是出于对百姓深厚的爱，对百姓疾苦的关心而产生的忧，以致诗人百折不挠地对自己的理想矢志以求，这种忧不是一般的忧，而是忧到“肠内热”的程度。“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诗人绝不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其后，诗人详细地陈述了皇亲国戚等贵族们的豪华生活：“况闻内金盘，尽在霍卫家。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家中用的是金银器皿；供他们取乐的是薄纱隐身的舞女；供他们欣赏的是管瑟和奏的清歌；他们穿的是华贵的貂鼠裘，吃的是香橘、霜橙、驼蹄羹。然而，这样豪华奢侈的生活却是建筑在对劳苦大众敲骨吸髓式的剥削上的，是建筑在无数饥尸寒骨之上的。紧接着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仅触目惊心地揭示了贫富的极端对立，也表达了诗人对黑暗现实和统治阶级的无比愤怒。这种贫富极端对立的社会现实如不加改变，必然进一步加剧阶级对立，最终导致社会动乱乃至解体！
　　这样看来，在杜诗众多的创作中，可以真正称得上是“诗史”的篇章并不多，算起来也只有那些写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反映了唐王朝转折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一部分作品，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以及《北征》等。可以这样说，杜甫的“诗史”是社会处在巨大动荡、剧变之时的特殊产物，是认识苦难社会、苦难时代的一面真实的镜子，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有独特的贡献。
　　
　　 ( 耿秀爽 河北省威县第什营学区 054700)

• 耿秀爽： 杜甫“诗史”辩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