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台湾诗人陈义芝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登上台湾诗坛后，在诗歌创作中自觉地将现实乡土和古典传统融合，其扎根于乡土台湾的诗作关怀乡土现实并继承古典诗美，呈现出他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其80年代以后贴近乡土大陆的诗作使这一认同得到归趋和落实。
　　关键词：文化中国 现实乡土 古典传统
　　
　　陈义芝于1953年出生在台湾花莲，原籍四川忠县，童年在滨海农村度过，台湾乡野风物和父亲讲述的祖国大陆的民间传说、蜀间旧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早在中学时就大量阅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学又师从名师学古典诗曲章句，很早就与古典结缘。70年代中后期登上台湾诗坛，当时正值乡土文学论战并最终以乡土文学的优势而告结束，这一论战使台湾文学主潮在70年代完成了一次重大嬗变，而它的发生是有其深刻原因的。70年代初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1970年，美方无视我国领土主权，擅自将钓鱼岛划归日本；1971年，台湾国民党政府被逐出联合国，《中美上海公报》发表，日、美和台先后断交。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刺激了台岛同胞“民族本位意识”的警醒，更是催动着有志之士对孤岛前途的思考，“回归乡土”的文化运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而在台湾文坛上，乡土作家早已对日益严重的西化和逃避现实的倾向开始了自觉的反拨，到了70年代，“乡土作家对现代派文学的批判更为集中和猛烈”，“乡土作家最后认定台湾文学必须是中华民族的、台湾乡土的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它应该是台湾文学的主流。”[1]陈义芝正是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开始了诗歌创作的。陈义芝的创作基本上“顺应了当时的文坛主潮，承续了乡土文学的写实基调和主题范畴”[2]，并积极“弘扬乡土文学思潮标示的‘关切现实，接续传统’的基本精神”[3]。对乡土和古典有深切的感受，加上步入文坛时文学思潮走向的影响，在创作中，陈义芝自觉地追求和维系着台湾乡土文学的两大追求和特征—— 乡土根性和传统根性，并将现实乡土和古典传统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创作。其乡土创作中无不浸透着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乡愁和对中华文化的孺慕”[4]。
　　“文化中国”[5]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美国学者提出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盛行的一个概念，笔者倾向于将“文化中国”理解为中华民族在历史的、传统的、文化层面上的积淀，它与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是相互独立而又相互渗透的概念。陈义芝在诗歌领域中从扎根于乡土台湾到贴近乡土大陆的创作过程为我们较为完整地呈现出他对“文化中国”的认同之路。从想象的、精神上的感知大陆到现实中与大陆真真切切的亲密接触，陈义芝在乡土创作中使“他的历史文化乡愁和对中华传统的孺慕进一步得到归趋和落实”[6]。本文试图探讨陈义芝在乡土诗歌的创作中是如何实现对文化中国的认同的。
　　
　　一
　　
　　陈义芝从小就受到父母思乡情绪的极大影响，他最初的文学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母亲为他讲述的祖国大陆的民间传说。童年在台湾当地的乡野风物，父亲半生军旅流徙，以及台湾特殊时空中来自中国各地人的冲突或交融都在陈义芝的心中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木麻黄的家乡》一文中写道“想父亲从四川转徙台湾母亲从山东万里相随而我生在花莲长在彰化现在又从台北来到金门。血脉根缘究竟是川蜀还是齐鲁何尝不永远纪念长养我的台湾及二度登临过的金门”。陈义芝深深地意识到，虽然他对父母亲故乡的土地没有感性的接触，但大陆是他血脉根源的所在，于是他只能站在海峡对岸从文化上去感知大陆，去体会父母的乡思、乡愁，因此他从小便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积累了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带着那份来自父母对大陆的亲切和眷恋主动地接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也意味着他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对文化中国的认同。
　　这位受到现代观念和现代思维方式洗礼过的诗人，工作并生活在现代大都市里，没有现代都市人的自艾自怜，而是积极主动地立足于乡土现实，对社会、对人生作出理性观照和终极思考，在不知不觉中传扬着中国诗歌的人文精神，作为一名现代诗人能做到如此尤其难能可贵。陈义芝在他的诗选《遥远之歌》里附录了他的诗观，他说“诗，不在小情绪上自艾自怜， 而用心经营一种厚实的情怀， 深刻的情境”， 他强调“ 我心目中的诗人是能为自己的土地与人民发言， 把民族的历史、命运、传说、生活情态摆进作品里去的人”。
　　在《山神祭舞》一诗中，他这样写到：“惊蛰已过， 狂歌撼山/野花开遍烟熏的部落/犁耙伸展的岩壁是山神/应许的桃源。”部落是烟熏的，单调灰沉的色泽中透露出的是古旧、原始、落后，而开遍的野花与撼山的狂歌为古旧的布景增添了灵动的色彩。“当甘露淋降，春风随舞者驰过旷野/木柞敲在石上/酒香从七孔中溅出”。部落中的人们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用仅有的犁耙在岩壁上一点点延伸，守护着山神赐予他们的桃源生活，撼山的狂歌、迎着春风的祭舞、单调的木杵声、飘香的美酒，是人们对丰收的期许，是对山神的敬仰，更是对挑战自然的信念的坚守。诗人仿佛在用一幅写实的油画向我们讲述着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他没有带着丝毫猎奇的心理来描写祭祀中的奇异之处，只用了“狂歌撼山”来简单、集中表现，这在充满猎奇心理的现代社会中极其可贵。诗中“犁耙伸展的岩壁”、“应许的桃源”、“甘露淋降”、“春风驰过旷野”、“酒香溅出”，无不体现出诗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诗人关怀他们，但没有将自己的情感作浅露的直抒，而是用“狂歌”、“野花”、“烟熏”、“岩壁”、“桃源”、“甘露”、“春风”、“酒香”来承载自己的情感内容：担忧、心痛、敬佩。传统诗词的抒情表意方式让诗作中体现出的关怀更厚实、深沉。
　　同样充满人文关怀的《采药人》，我们来看看它的开头：“一双手瘦似古藤快如剪/石壁上/他只留下一只药袋/就活在大家心中了/白发入山比云更深/披开荆棘/那株苦草虎嗅过狼吻过/又经他细细咬嚼过/几世代的痴迷/对一山烟雨/啊，多少伤痴/才合成一卷本草的经书……”。古藤似的手，云深不知处的行踪，细细地咬嚼苦草，无数的伤痂，却成为这一山烟雨里最动人的风景，一只药袋让人们对采药人永记在心。诗人用交响曲似的乐句为采药人谱写了一首朴实的赞歌，平淡的语言有力地敲击着人们的心，在现代社会里许多人都只顾平面而单调地抒写一己之私情的时候，诗人却将笔触伸向早已被现代人遗忘的历史角落，履行了他对诗歌的承诺。
　　最能体现陈义芝对台湾乡土现实充满深情关怀的则是他创作的《雨水台湾》。“水牛静伏在水里/清溪缓缓流过它的足蹄腹背/如台湾/磐石安置大海中/牛毛般的雨水降下/落在它褐黑的土地/多汗孔的肌肤”，诗人笔下的雨水台湾仿佛一场春日里清心的细雨，那么亲近、贴心，谱写出诗人对大地满怀深情的赤子之歌。台湾如水牛般静伏在水中，享受着清溪的爱抚，多汗孔的肌肤蒸腾起的水汽，最后成为雨水复归于这片褐黑的土地。牛儿仿佛在雨中嗅到了诱人的谷香，那是它辛勤的汗水所换来的，它像午间进食的农夫一样满足而幸福地远望，目光穿过它平生最爱的青青河边草，穿过那“雾雨苍苍的春野”，看到了它所期许的画面：田土在犁耙的牵引下开始了踢腿、翻身的暖身运动，“睁开童濛的睡眼了”，高墙似的芦苇也纷纷来凑着热闹，帮助木镘细心地呵护怀里的稻种，富含泥土味的地气在诗人眼中成为顽皮的孩子，享受着大地赐予他的活力。“早熟的甘蔗怀藏甜蜜的心事/白胖的萝卜渴望除去厚重的泥袄/当香蕉展笑脸，凤梨吐出青色的爱意/天地和同美丽的正月/雨水/从历书下到田里/从童年的梦流至笔下”。童年梦里的诗人，像早熟的甘蔗、白胖的萝卜、笑盈盈的香蕉、充满爱意的凤梨，各有各的心事和幸福的憧憬。诗人热爱着脚下的这片热土，那原是雨水最亲的兄弟——天府之国，也让他魂牵梦萦，一首赤子之歌让我们感受到来自诗人心灵深处对大地母性的、包容性情怀的向往与深深的崇敬。对于生活在现代大都市的诗人来说，没有对大地、泥土的那份深情眷恋，也就不会有对乡土现实的执着关注。
　　陈义芝不仅秉承了中国传统文人对乡土现实的关怀精神，还深受中国传统古典诗美的影响和浸染。诗人的一首爱情诗《最美的话》体现了他心目中的诗美境界：“最美的话是用眼看的/在弹道打滑的目光中/交击出火花/最美的话是用心感觉的/在履带轧临的肌肤上/拥抱出磁场//最美的话是鼻息相通/当双唇亦觉倦怠时/夜，静了/幽幽吐出一株/雪香的兰”。
　　“爱情”早已成为古今中外人们千古咏唱的话题，虽然诗人用颇具新奇和现代感的意象与构思来吟咏爱情，但诗人心中最美的爱情境界却是古典式的：是夜深人静之时，幽幽吐出的一株——雪香的兰。“兰”是中国古典诗词里常见的意象，它是传统文人心目中典雅静穆之美的象征，而这种对美的感受却也深深植根在海岛诗人的心中。诗人心中最美的情话是“用眼看的”、“用心感觉的”、“能鼻息相通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表达和深沉的感受。
　　陈义芝对古典诗美的追求还体现在他的旧题新作《蒹葭》中，《蒹葭》是《诗经》里的抒情名篇，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早的极具朦胧之美的上品。“伊人”留给了后人无穷的解读空间。而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海岛上，“玉臂已觉清寒的时节”，“秋水潺湲地”私语着诗人心目中那“最美的话”，不知是否在交汇的目光中“交击出火花”，诗人“突然想起圈点过的诗经”，心扉随之“摊开在最美的蒹葭那页”，思绪定格于让他心痛的蒹葭，感应于蒹葭的凄凄之情，诗人心痛蒹葭“长在怀思的水湄”，绵绵无绝期的相思煎熬着它，注定了蒹葭缠绵柔长而又坚韧的特质，“这般情怀远从溱水洧水流向南/纷歧的水路错落的泽乡/再南，如候鸟南飞/度过山原即海峡/如今驻停/岛上心怯的急流边”，越过溱水、洧水，度过山原、海峡，蒹葭的凄凄之情与岛上心怯的诗人在急流边相汇，蒹葭的缠绵悱恻从古流到今，漫延在每个人的情感细胞里，让诗人顿悟原来自己来自于这个多情而含蓄的民族，就连在那“翦烛的灯下或骑驴的背上”也会低徊私语。“总是疼惜着伊人/……/当苔湿而又迷茫的路如秋意长/……/恍惚的身影都成了梦里的莲花/那比七世更早以前/就注定要使人痛苦的人啊/亭亭那朵，在蒹葭的水域/在孤鹜斜飞的水中央/我偷眼望着，簌簌垂泪/费神地/为夜空系上一颗颗/晦涩的星结”。“伊人”是让人疼惜的，只因那今生未了的情缘，这份未了之情早已幻化成浓长的秋意，在苔湿而迷茫的路上，注定了一生相随，而在水一方的伊人，只留下一个身影，让多情的人陷入无边的苦海，在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水域中，诗人也无奈地陷入苦海却仍然偷偷凝望、期许着，而诗人注定也只能默默地忍泪咀嚼白莲的清芬与风华。诗人在此作中延续了古典诗词的含蓄蕴藉之美，而“白莲”也成为“伊人”一样朦胧多义的意象。
　　
　　二
　　
　　无论是对乡土现实人生的关怀，还是对古典诗美的继承，都呈现出陈义芝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历程。
　　“台湾乡土文学是中华民族的，台湾乡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7]。如果说陈义芝之前的诗作是扎根于台湾乡土，同时又在精神层面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呼应的话，那么1988年随父亲赴祖国大陆探亲，陈义芝终于对大陆乡土有了活生生的现实感触， “因乡村社会的缓滞壅闭而积淀着较多传统人文内涵的‘乡土’”[8] 在其创作中比重日益增加。从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归趋落实到对地理中国、现实中国的真切感触上，他在《川行即事》的“返乡诗”中对不知名的村庄这样写到：“不知名却感熟悉/如我儿时远足行经的台湾乡下/隔世重逢/始信江山如画/时间的烟幕/起起落落不能改变它/云开是中国云合还是”。这是来自于诗人对祖国山河真真切切的感受。
　　陈义芝在《新婚别》诗集的后记中写道：“时间，近四年来我比较用心经营的主题，台湾中部乡村的童年，或父亲成长后远离的长江边，人与事，情与景，无一不成为我的乡愁。”带着这份感触和乡愁，陈义芝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创作了《新婚别》，在诗的题记中诗人写道：“去年回四川，一位七十岁老妇托我带信来台，寻当年形势仓皇中一去无音讯的丈夫。信上说‘你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后走的，你走时与我说一月给我一次信。分别的一天……还有你的背心和棉衣未带走……’句子象刻在三生石上”，也同样刻在了诗人的心里。
　　在《新婚别》中，诗人有意味地剪辑了他视野里的场景，对细节和情态进行了准确地把握，“崖边靠落日那棵树名叫秋/多少春天发芽的念头/眼前都只能按下”、“为你打背心毛袜/用雨洒庭阶的细密针脚/追赶你的行期”、“井中映月象闺中独守/月圆以后//我会守你出行的鹰嘴岩/月会一天天瘦下去……”、“你走了，如江水打个小漩而已”、“瞪视着你未带走的棉衣/母亲在昏痛中咒我白虎/醒转时却又嘱咐为她/作三天道场”、“牵引家门纸灰香烛的风都转了方向/所谓的一生显然也已成为空想”、“悠悠无尽/我所能相望的只剩——/新婚暂短的红妆/以及/余年”。再加上开头老妇人给丈夫的那仿佛是被刻在了三生石上的信，仿佛离别就发生在昨天，如今余温还在，平实的情境后面是浓得化不开的思念。更为重要的是，诗人抓住了这份岁月也淡化不了的情缘自身内在的精神：梦中“严丝合缝地/了山也盖了树”，诗人用“一个妇道人家不解的梦境”轻笔带过，然而对于一个与丈夫行将离别并不知归期的女人来说，此刻的任何事情都能引起她的敏感，这个极富暗示性的梦对妇人来说是真的不解，还是不愿去解开，或许也没有必要去解开吧，因为这丝毫不影响妇人那若磐石一般对爱情的坚守。对这份坚守，诗人没有缠绵的抒情，没有海誓山盟的激言，更没有生离死别的场景描写，而是深藏在了那细密的针脚、如平日里搓洗的衣裤、消瘦的容颜、新婚暂短的红妆、悠悠无尽的余年里。几近叙述性的语言如轻滑肌质般疏淡了语义却使情感更为滞重，丝毫不减诗的意蕴，清明、恬淡，极具现场感，却又显得明澈而静穆，其情景如同身受，读后让人情不自禁地痛彻心扉。
　　以上用语无不体现了陈义芝成熟老道的语言控制力，这得益于他深厚的汉语基础和文学修养，以及对大陆乡土和乡愁内在精神的把握。同样在《出川前纪》里有这样几句描写：“也许你还想问我的心情，然而/已经半个世纪喽/该怎么说呢？/人生如寄在江上/无非峰峦、云雾、峡谷/中间有波涛洄漩/大的如家国世事/小的是个人闲愁/船，轻轻一摆首/全都过去了……。”诗里表现了一位四川男子由青年至老年浪迹江湖的生涯，平淡的哀叹中让人感受到无奈的悲哀，这样状似平淡的絮语，其实更令人心酸。“已经半个世纪喽/该怎么说呢？”短短两句却跨越了青年的半个世纪。
　　
　　结语
　　正如余光中所说：“古典诗词是中国文学的上层精华，其下尚有旧小说、民间艺术、江湖传说、乡土习俗等；善用古典传统的作家若能兼顾这下层的种种，其风格当会更加深厚沉潜，也更富民族趣味。”[9]陈义芝对乡情的描写尤其动人，什么是乡情？就是从地理乡土、历史乡土中升华出来的感情，由现实中国，文化中国里凝结成功的感情。
　　陈义芝从乡土台湾到乡土大陆的诗歌创作，始终将现实乡土与古典传统相融合，这样的创作历程体现了陈义芝对文化中国的认同之路。
　　
　　注释：
　　[1][7]陶德宗：《百年中华文学中的台港文学》，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32页，第232页。
　　[2][3][4][6][8]朱双一：《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战后新世代”文学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第22页，第36页，第36页，第36页。
　　[5]张允熠，陶武：《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运思》，2007年11月25日，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http：//www.lunwentianxia.com/ ，据杜维明介绍，有关“文化中国”的提法可能是在1987年，当时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女士和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都希望同时在北京、香港和台北出版一个知识性比较强、文化意义深刻的刊物，而经过大家的共同协商，这个刊物就取名《文化中国》。虽说这个刊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搁浅，当初拟办《文化中国》的学人后来又成了由香港中文大学新办的另一个刊物的编委和顾问。与此同时，美国天普大学的教授傅伟勋也非常关注“文化中国”的提法，曾把当时的一个学术论文集命名为《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并对此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观点。这些，可以说是“文化中国”命题的滥觞。1990年夏天，杜维明到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主持了“文化中国”与“文明对话”两个研究项目，从而得以集中探讨“文化中国”这一课题，并注重历史回顾和社会现实的比较研究。在主持东西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期间，他于1990年10月24日在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主办的“做中国人的意义”（The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正式提出“文化中国”的英文表述；又于1991年春，发表英文著作Cultural China (《文化中国》)，在英语世界造成了回应；同年2月，在夏威夷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第一次用中文进行了有关“文化中国”的学术讨论会，此后两年内又分别在夏威夷、哈佛和普林斯顿三地举行了四次“文化中国”的座谈会。自此，“文化中国”这一话语便从英文世界扩展到中文世界，影响范围越来越大，日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话题。“文化中国”最基本的内涵，按照杜维明自己的表述，这是由广义上的汉人所组成的社会，即西方所谓的Greater China，它涵盖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新加坡地区，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广义上的“文化中国”不只是一个政治文化的概念，也是一个精神意义世界的概念，换言之，广义的“文化中国”就是地球上以中国人为主体组成的社会，或普适意义的“由华人做主体并运作的社会”。“文化中国”是与“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并列为三的层次概念，它“既渗透政治和经济之中，又凌驾政治经济之上”。换言之，“文化中国”虽然跟“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却可以独立于“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而存在的。杜维明提出“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概念，他认为，“文化中国”是从宏观的文化视域来理解广义的中华世界，是动态的过程。
　　[9]余光中：《从嫘祖到妈祖——读陈义芝〈新婚别〉》，收录于《新婚别》，第24页。
　　参考文献：
　　[1]陈义芝.陈义芝诗精选集[M].台北：新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2]陈义芝.陈义芝·世纪诗选[M].台北：尔雅出版社，2000.
　　[3]陈义芝.新婚别[M].台北：大雁书店有限公司，1989.
　　[4]陈义芝.不能遗忘的远方[M].台北：九歌出版社，1993.
　　[5]陈义芝.遥远之歌——陈义芝诗选（1972—1992）[M].台湾：花莲文化中心，1993.
　　[6]陶德宗.百年中华文学中的台港文学[M].成都：巴蜀书社，2003.
　　[7]朱双一.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战后新世代”文学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8]刘登翰.台湾现代诗选[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9]张默.台湾青年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杨洋 贵阳 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550018）

• 杨洋： 雨中小记　/　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 2011年第11期
• 杨洋： 从乡土台湾到乡土大陆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1期
• 杨洋： 对《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