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女性作家叶广芩与张爱玲同是满清没落贵族出身，特殊的身世背景与经历都对她们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她们的成长经历各不相同，这两位杰出的女性作家以其迥异的风格与艺术特色，各自构成了中国女性文学的亮丽风景。本文即立足于从文本角度对叶广芩与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人性描写与开掘进行比较分析。
　　关键词：叶广芩 张爱玲 身世经历 人性开掘
　　
　　一般而言，作家的创作与其身世经历有着不可忽视的紧密关联，从作家的身世经历出发，可以察觉出他们作品的创作灵感、题旨、观念等因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身世经历丰富并且特殊的作家数目可观。如果从中国传统观念出发，不难发现作为读者的老百姓对于有着传统贵族身份的作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叶广芩祖姓叶赫那拉，是凭借那位曾经三次垂帘、执政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而灿烂光耀的姓氏。这注定了叶广芩和她的家族“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作为一名作家，叶广芩的身世经历对于她的家族小说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也正因如此，叶广芩才能够天然地将自己的身世背景、经历体验与情感关怀融入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因而，叶广芩的家族小说作品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作者柔美凄婉中略带风趣调侃的风格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读着贵族出身的叶广芩的作品，笔者不禁想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另一位与叶广芩身世相似的女作家，那就是张爱玲。张爱玲的祖父是晚清著名的“清流派”大臣张佩纶，祖母则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千金。张爱玲的身世背景对于她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她在创作鼎盛时期的小说作品用文字折射出末世贵族的投影，让读者从她的书写之中，既读出了时代变迁之中的人们被压抑的生存状态，又感受到了这位名门之后、贵族出身的女作家在创作方面的才气与考究。
　　同是满清没落贵族出身，叶广芩和张爱玲的出生和成长，都见证了家族的濒危破败，尤其是作为情感和感受力较男性都更为细腻而敏锐的女性作家，这样的身世背景与经历都对她们创作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们分别用自己的小说创作，描绘出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走向没落的贵族命运沉浮的图景。虽然身世相似，却又因为叶广芩和张爱玲成长经历的大相径庭，导致了两位作家的性格、人生观念及处事态度、情感倾向上的差异，从而使得她们在小说创作方面个性分明、风格迥异。分析这两位作家各自的作品，她们对于人性的深入开掘丰富了这一永恒主题的创作手法；也是由此出发管中窥豹，她们迥异的风格便可见一斑。
　　张爱玲的小说大多是描写一个人物的人生历程，并且主要通过叙述主人公生活的横截面来完成展现人性的主题。她总是将笔触深入到人性的深度，挖掘畸形病态的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与人性的扭曲，而这样的生存状态与人性扭曲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带有普遍性的。这样的小说创作题旨极富现代性，与卡夫卡等现代主义作家通过自己的主观体验来表现人类被压抑被扭曲的生存状态与人性弱点的小说创作有相当的共通之处。
　　以《金锁记》为例，小说中曹七巧从嫁入姜家直到她离开人世走过了三十年的人生，然而这三十年间的时代洪流、历史沉浮都是极其模糊的。张爱玲紧扣主人公曹七巧的人生历程，截取发生在她身上的件件琐事以及她对这些事的态度，来开掘曹七巧已经被极度扭曲甚至变态的人性。从麻油店的女儿变为一个患有骨痨的残障男人的妻子，各种来自于旧家庭、旧礼教的道德伦理的束缚，使她的身心、欲望都被极度地压抑，以至于将自己的人生禁锢在象征着贪欲的“黄金的枷”之中。“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1]她逼死了自己的儿媳，毁掉了女儿迟来的幸福，扼杀了一切美好的事物——那些她应得却从未得到过的美好事物。这是她在被这个世界异化之后对于世界的疯狂报复，一步又一步走向极端、走向癫狂。在宴请童世舫时曹七巧疯子般惊悚的形象与乖戾的言行举止，说明此时的她早已被贪欲异化扭曲到了极致，不久后她便凄惶地死去了。在《金锁记》的艺术世界里，作者用那些年轻的爱情作为希望的种子，以对照完全被扭曲的变态的甚至疯狂的人性，张爱玲对于人性的开掘之深令读者对于那些虚伪假面下的真实人性倍感苍凉与绝望。
　　与张爱玲相比，叶广芩的作品显然无意达到那样的深度。她的代表作《采桑子》也展示了人性冷漠、丑恶和凶残的一面：《风也萧萧》一篇中三兄弟为了一个话剧演员反目成仇，甚至在利益与生存面前，不惜手足相残，被折磨不堪的生命在瞬间哀怨地枯萎；《雨也萧萧》中，二格格因为自己的婚事而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走上了与传统婚嫁伦理观念背道而驰的另一条路，导致金家的老少都与之断绝了一切关系，直至二格格的生命走到最后一刻，老三仍然闭门不见，这种冷漠可见一斑。但是，老二与二格格的死纵然凄凉，但曾经的仇怨却因为亲人的死亡而渐渐散去，换来的是生者深切的愧疚与心中永远不能痊愈的疤痕。可见，即使触及到被扭曲了的灵魂，叶广芩却没有再继续向深层次开掘，没有像张爱玲那样剖析直至作者自己乃至读者对于人性的复杂与真实倍感悲戚，而是依旧用自己的情感来寻找扭曲与正常的平衡点，用血浓于水的亲情，淡化了亲人之间的宿怨。在暴露人性弱点的同时，也展现了人间亲情对人性被异化的抵抗力。
　　同时，叶广芩在对人物形象与人性的开掘方面，也突出了她自己的特色。她的家族小说系列，具有沉重的历史感，注重在历史变幻当中展现贵族子弟们变化着的心理状态。以《采桑子》为例，小说以金家最小的七格格的视角，记叙描写了从民国末期到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空里金家几乎每一个子女的人生旅程。作者以这相当长的历史时空为背景，凸显出了人物、家族在历史风云变幻当中的命运沉浮，如此清晰的时间线索，让读者能够纵向地探索人物在时代变化当中的心灵之路。小说中，时空变换，沧海桑田，金家因为时代的原因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而金家的子弟也需要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时空中不断适应、嬗变，以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人生。
　　《采桑子》中《雨也萧萧》一篇，讲述了金家二格格舜镅与老三舜錤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人生。年轻时的二格格逃离了金家，不顾父母兄弟的反对，自作主张地嫁给了对面经商的沈家。金家祖传的规矩便是任何人不能与商人有任何瓜葛，而二格格这样的行为更是忤逆不孝之举，因此被金家逐出了家门，她这一生一世不能再为金家的女儿。作为金家的儿子，老三虽然与二格格一奶同胞，但直到二格格离开人世，他仍旧不愿与她见面，因为他不愿接受二格格擅自嫁与商人这种伤风败俗的举动。然而时过境迁，老三这个曾经的贵族子弟如今也和平常的老百姓一样，过着斤斤计较的拮据生活，直到有一天文物部门给老三送来了鉴定文物的六百元酬金。一开始老三为是否接受这六百元钱还反复考虑，认为为了这“玩物丧志的本事”收钱不合适，想是因为他心里念着金家不能经商的祖训。然而，当七格格再次去老三家时，干面胡同的单身宿舍已然变成了亚运村的高级公寓，帮别人鉴定文物的本事也成了老三一家的经济来源。“我”目睹了老三父子帮别人鉴定古玉的全部过程，终了桌上那两个信封让“我”了解了一切。更有甚者，“我”出门时听到老三的愤怒，原因竟是因为“老爷子嫌钱给得少了”。今日这般的金钱社会造成了老三一家生活的经济压力，他不得不抛弃祖训而选择新的出路。但仅仅几年时间，他曾经所固守祖训竟转变为“‘穷且益坚’只能过瘾”，而“‘富且益奸’才能生存”，这一切未免也“进步太快了”。“他厌恶商人的论调仍萦绕于耳，曾几何时，他自己竟变作了口中斥责过的奸商，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再回想二格格的一生，她自己虽然违背了金家的祖训并被赶出家门，却至死不渝地恪守金家的规矩和传统，不忘遵循金家传统的礼节和观念。她调教儿子“无论什么时候见了金家的长辈都要按旗人的规矩行礼”，叮嘱儿女不许经商、“远远地离开商界”，这样“在纷繁迷乱的世界里”使“他们的心才保持了一份宁静”。老三和二格格，到底是谁的举动更“伤风败俗”？难怪在这篇小说的末尾，作者“不知道历史跟金家的兄妹开了一个怎样的玩笑”[2]。可见，叶广芩写出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空里，老三因为利欲熏心而渐渐地丧失了一直以来所固守的精神家园，在时代变迁当中挖掘出了人性的冷漠、自私、贪婪的丑恶一面。同时，叶广芩也发掘出存在于二格格身上的对信念至死不渝的恪守精神，将丑恶与崇高相互映衬对比，从历史纵深的角度探究了人性在时代变迁中变化发展的一面。
　　叶广芩小说中这种纵向的、在历史风云变幻中展现人性变化的方式是张爱玲小说中所没有的。张爱玲的小说通常忽略人物背后时代的沧海桑田，只是对人物的人性进行一种具有心理纵深度的开掘与展示。《金锁记》的时间跨度是三十年，夜空中的明月成为曹七巧人生中这三十年的见证，也是张爱玲对于人生、情感、人性与整个世界幻灭的见证。三十年的时间跨度并不小，但是，通篇读完《金锁记》，读者对于那个苍凉的故事发生的时代历史背景并不了解，闻不到属于那个时代的战火硝烟，也感受不出主人公的城市背景。可想而知，那三十年并不是为了定位《金锁记》的时代背景，而是为了挖掘和展现主人公在这三十年间人性被异化的状态。小说中时间的流逝悄无声息，甚至丈夫、婆婆相继死去，曹七巧人生中那十年光阴的流逝竟是镜中一瞬间的转换，这种时空转换的艺术手法堪称绝妙。我们所看到的是曹七巧两个十年人生的横截面，三十年中曹七巧一步一步地走向沉沦与疯狂，人性的脆弱与复杂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3]小说结尾的这一句，更是揭示出了曹七巧这种被扭曲的人性以及造成人性异化扭曲的力量仍然存在，虽然曹七巧死了，三十年的故事结束了，但三十年并不能改变什么，人、社会以及整个世界仍然如同三十年前一样，令人如此的绝望与苍凉。因此，《金锁记》中三十年的时间跨度体现了作者对于人性沦丧的深重的幻灭感，而整部小说对人性进行的无情开掘也由此更加深刻。
　　叶广芩与张爱玲的小说在人性的开掘方面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笔者认为这与她们生活的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张爱玲从1943年发表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始，她的创作主要活跃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已然沦陷，因而张爱玲的创作属于40年代“沦陷区文学”的一部分。当人们还沉浸于“孤岛”（租界）的醉生梦死之中时，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瞬间打破了这种相对的和平与宁静，而突如其来的沦陷令人们对于人生和世界越来越幻灭。有一部分作家“从个体的战争体验出发，转向对作家（知识者）自我的平凡性，对于‘软弱的凡人’的历史价值，对于人的日常平凡生活的重新发现与肯定”[4]。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爱玲创作的美学追求极具代表性，她对于苍凉人生的审美追求很能体现当时人们对于人生、社会与世界的幻灭感与绝望感。现实中的张爱玲在思考与审视问题、现象时折射出灰暗色调的冷酷，在为人处事时总是与自己以外的世界保持一定距离。因此，她的小说创作淡化了翻滚的时代洪流，而是着眼于对苍凉人生的无尽追问。她在建国后不久便赴香港，后来又定居美国，刻意远离政治生活也是她的小说淡化历史与时代的重要原因。然而叶广芩成长的时代与张爱玲完全不同。她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与新中国的历史共同成长。时代风云的变幻、尤其是政治风波的迭起对于叶广芩人生的影响十分深远。文革那个动荡的年代已经过去，但是今天的叶广芩依然没有忽视对社会变迁的关注，她不断发掘着当今社会商业化、世俗化的潮流对于人性的冲击和影响，因而她开掘人性的深度虽然不如张爱玲，却善于从历史变幻的纵向角度来探究人性的变化轨迹。
　　
　　注释：
　　[1][3]张爱玲：《张爱玲小说》，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26页，第227页。
　　[2]叶广芩：《采桑子》，北京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84页，第94页，第98页，第99页，第100页。
　　[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352页。
　　参考文献：
　　[1]叶广芩.采桑子[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张爱玲.张爱玲小说[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邓友梅.沉思往事立残阳——读叶广芩京味小说[J].文学自由谈，1999,(5).
　　[5]赵兴华.从败落家庭走出的畸形人——解读张爱玲的情感世界[J].山东文学,2009，(5).
　　[6]徐陵.苍凉中的眷恋与眷恋中的苍凉——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审美风格[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
　　[7]任一鸣.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8]赵晓红,谭晓云.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苍凉意识[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5.
　　
　　（郭昱晨 湖北省武汉大学文学院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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