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国后第一次文代会，周扬没有邀请沈从文与会，其中郭沫若的因素不容忽视。但作为同乡的周扬，后来对沈从文的改业及文学创作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其中或可折射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反映他们在时代风云变幻之中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周扬 沈从文 关系
　　
　　在新中国最初的十七年里，周扬在文艺界叱咤风云、权势显赫，其政治化的人格和威严的形象，一度让许多作家充满敬畏，或惶恐。然而，对于他的湖南老乡作家沈从文，周扬尽管没有邀请沈从文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但他后来对沈从文的改业及文学创作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一、第一次文代会周扬为何不邀沈从文参加
　　1949年北平解放前后，沈从文因为无法在一夜之间彻底否定自己几十年来的所“思”，精神几欲崩溃。时为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的陈沂，通过沈从文给表侄女张以瑛的一封信，了解到沈从文的境况，曾专门致信给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的周扬，并附上沈从文的信，建议对沈予以宽大处理，并安排适当的工作。陈的信全文[1]如下：
　　周扬同志：
　　沈从文的问题，想白羽已同你谈过。我觉得当着一个党的政策看，沈从文的问题适当处理，将不是沈的个人问题。在这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沈有认识和反省。我感到王芸生尚可去解放区活动，沈从文的罪恶（从政治上看）怕不比王的严重吧！
　　在胜利形势下，我建议对这些人还是宽大一点，从宽大中来争取改造。
　　附去沈的信，当可窥知一二。最好有个人代表组织给他谈，并给他一些可以做的事。继续教书实在是不可能了。教什么呢？本身就是苦恼。
　　不知你以为然否?
　　布礼
　　 陈沂
　　 3月23日
　　给周扬写信的陈沂，与张以瑛的父亲张璋（张兆和的堂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同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工作，相互之间比较熟悉。张璋牺牲后，陈沂不忘旧友，与其女儿张以瑛仍保持着联系。因此，当张以瑛收到沈从文的来信，得知其表姑夫的艰难处境后，便将它交给陈沂。后来，陈到北平曾应约专程拜访沈从文，与之进行交谈，赠送了一些政治学习书报，并劝张兆和尽快走出家门接受新的革命教育。陈上面信中提到他自己“做了一些工作”，指的应该就是这次会面。从这封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陈在致周扬信前曾托刘白羽同周扬谈过沈从文的问题。他与刘白羽应该更为熟悉一些，因为他们两人曾同在东北军队从事过文化宣传工作。陈沂大概还不放心，又专门致信周扬，希望此事能引起周扬的关注。周扬在收到陈沂的信后有什么具体反应，我们无从知晓，但他未邀沈参加稍后举行的第一次文代会，这一事实至少说明陈沂的信在当时并未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沈从文是北方文坛的重镇，京派文学的主将，不仅创作成绩卓著，而且曾主编北方数家文艺报刊，在文坛可谓声名显赫，影响巨大。可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并没有邀请沈从文参加。这一点令当时许多人感到意外。为什么沈从文连代表资格都没有？当年夏衍曾就此当面问过参与会议筹备的主要领导周扬。夏衍后来回忆说：周扬当时的表情很奇怪，只说了一句“说来话长，不谈不谈”。后来他辗转打听，才得知是因为周扬认为沈和战国策学派陈铨他们关系密切。夏衍认为：“沈从文的问题主要是《战国策》，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那个时候刊物宣传法西斯，就不得了。再加上他自杀，这就复杂了。这个问题，不仅是郭沫若骂他的问题。”[2]夏衍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我认为，在他讲的三个因素中，郭沫若的大骂文章才是导致沈从文失去了参会资格的主要原因。因为周扬之所以强调沈从文与《战国策》的问题，正是由于郭的大骂文章，而且郭的大骂文章又是导致沈自杀的重要因素。可周扬为什么那么在意郭沫若的态度？一是因为郭当时被视作继鲁迅之后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在文化界的地位可谓首屈一指，影响巨大；二是因为郭沫若时为“新文协”（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主任，而周扬则为副主任，且早在本次文代会召开之前，郭沫若和周扬就已分别被内定为全国文联主席、副主席，同时都被确定要在大会上作重要报告，因此，作为党内直接负责筹备文代会工作的周扬，不可能不顾忌郭沫若的态度。于是沈从文不在文代会受邀代表之列也就不足为怪了。但从周扬的内心来讲，他对沈的创作业绩应该是比较看重的。
　　二、周扬帮沈从文改业的前前后后
　　虽然周扬未邀沈从文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但从后来的一些事实来看，周扬对沈从文的工作安排还是比较关注的。1953年9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北京举行，沈从文以工艺美术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怀仁堂接见部分代表，与十二位老作家见面，并由文化部长茅盾逐一介绍。沈从文也在接见之列，在问过沈的年龄之后，毛泽东对他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后来回忆说：“这次大会，经主席接见，一加勉慰，我不能自禁万分感激而潮湿……照我当时的理解，这对我过去全部工作，不会是完全否定意义。若完全否定，我就不至于重新得到许可出席大会为代表了，不至于再勉励我再写几年小说了……我估计到我的能力和社会需要，若同样用五六年时间，来继续对文物作综合研究，许多空白点，一定时期都可望突破，或取得较大进展。我再辛苦寂寞，也觉得十分平常，而且认为自然、应当、十分合理了。”[3]（见1968年12月写的《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毛的接见与鼓励，使沈从文受宠若惊，既感动，又欣慰。同年九月，胡乔木曾来信表示愿为他重新返回文学创作岗位作出安排，沈从文感到踌躇和犹豫迟迟没有回信。后来胡乔木又安排严文井出面商洽，约他写历史人物卅种，沈当时甚至已表示同意，但最后还是没有完成。因为也就在这同一年间，他曾接到了开明书店的通知：其作品因内容已过时，凡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及纸型，均代为焚毁。这一件事给沈从文的精神打击很大，工作挫败的感觉极为强烈。该年的11月，沈从文经过痛苦的精神斗争之后致信周扬，其中写道：“老朋友为公为私，多以为我还是得写点小说，一面对国家有益，一面对个人生活也会稍有转机。照我理解说来，用我的笔来讴歌新的国家种种，是应分的。来描写在万千种不同工作岗位上，为了国家明天，而热心忘我努力的人，并鼓励年青一代向前看去，这种发展，不仅要改变中国面貌，还要改变世界面貌！我的笔如果还能好好用几年，是应分为这个目的而使用的。不待鼓励，我也要这么用笔来赞美历史和党的领导的。因为我还爱国家。但现在就坐下来让国家养着写文章，我觉得不大好。”[4]他希望周扬和胡乔木商量看能否由他牵头组织一工作组，进行陶瓷和丝织物花纹的研究（该研究计划后来未能实现。可能是因为它并没有引起周扬的积极响应），并表示自己愿意用笔为国家服务，只是眼下还不想让国家养起来，故想暂时放弃写作，继续搞工艺美术研究。他觉得这“可能比写文章还切实际，而对人民有益”[5]。其实这并非沈放弃写作的真正缘由。1968年沈从文在写过的一份检查稿《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中，倒是清楚地交代了当初放弃小说写作的内在原因。他说：“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之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着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工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6]
　　博物馆的工作固然寂寞，但人事关系却并非像沈从文最初想象的那样简单易适应。1955年，他应邀参加了出版总署组织的《中国历史图谱》一书的编写，主要负责实际编辑、找材料等工作。编写过程中，负责编写工作的总署领导与负责编写该书提纲的专家的看法经常出现分歧，沈夹在中间颇感为难，工作极不顺，情绪很不好。于是他写信给丁玲，希望能得到丁玲的帮助，他说“帮助我，照这样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自己又倒下。……来帮助我，指点我吧。让我来看看你吧，告我地方和时间。我通信处东堂子胡同廿一历史博物馆宿舍（是外交部街后边一条胡同）”[7]。收到该信的第二天（1955年11月22日）丁玲并未去见沈，而是把沈的信转给了刘白羽（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严文井（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并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白羽、文井同志：
　　转上沈从文给我的一封信给你们看看。一九（四九）五○年，我同何其芳同志去看过他一次。那时他的神经病未好。五一年土改前他来看我一次，我鼓励他下去。后来又来信说不行，我同周扬同志说，周扬同志说他要王冶秋打电报叫他回来好了。可是沈从文给王冶秋的信又说得很好，可能是后来回来的。五二年问我要了二百元还公家的账，大约他替公家买东西，公家不要，我没有问他，他要下就给他了。去年他老婆生病想进协和，陈翔鹤同志要我替他设法，好像不去不行，我又向陈沂同志替他要了一封介绍信交陈翔鹤同志给他。现在又来了这样一封信。我知道他曾经同陈翔鹤还是谁谈过想专搞创作。过去好像周扬同志也知道。我那个时候觉得他搞创作是有困难的。（当然也不是绝对不行）在历史博物馆还是比较好。看现在这样子，还是不想在历史博物馆。这样的人怎么办？我希望你们给我指示，我应该怎样同他说？如果文井同志能够同我一道见他则更好。我一个人不想见他，把话说扭了就说不下去了。我看见他的萎糜〔靡〕不振，彷相隔世之人的样子，也忍不住要直率的说吧。有另外一个人就好得多了。怎么样？敬礼！
　　丁玲廿二日
　　丁玲这封信透露出了一条信息，那就是1951年时，当周扬从丁玲那里得知沈从文最初不愿下去参加土改的情况后，曾要王冶秋（时任文化部文物事业局副局长）打电报叫沈回来。由此可见周扬对沈还是比较关心和重视的。且说刘白羽收到丁玲信后，遂给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作了报告，并附送沈致丁、丁致他和严文井的信。刘说他对沈从文一点也不了解，“如无罪恶，似乎还是有人出面给以开导，了解一下情况，如有问题需要解决也解决一下。”他建议，如有必要，丁玲、严文井、陈翔鹤还可以接触沈从文一下，或另外指定人与他接触。刘白羽的信没有日期。周扬12月7日作了批示，批给陈克寒（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和王冶秋三位，提出中国作协方面让丁玲、严文井等去看沈，同时也希望文物管理局对沈予以照顾，“对他的工作，亦应考虑重新安排。结果望告知。”陈克寒12月9日在此信上批示：“请冶秋同志找沈一谈，并复周扬同志。”
　　王冶秋12月14日找沈从文谈了两个小时。谈完话的当天，王冶秋便向周扬等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写信汇报。王冶秋信中讲述了沈从文情绪不好的原因及对未来工作的意见，并且谈了他个人的处理意见：1.若觉得他可以写作，则可调作协，专门写作；2.仍在历史博物馆或故宫博物院搞研究工作。故宫明年（1956年）拟搞织绣服饰馆，他愿来主持这事也好。周扬、陈克寒于12月20日对这封信分别作了批示。周扬提出可让沈从文先搞些通讯特写之类，也是有好处的，并说，“把这样一个作家改造过来，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如作协不好安排，可否分配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这样总比在历史博物馆和文艺界接近一些，也许于他的心情也有好处。”从周扬的批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扬还是倾向于让沈搞创作。因此当周批示请陈克寒斟酌时，陈作了这样的批示：“请考虑能否让他搞创作。”
　　1956年1月中旬，刘白羽又给周扬写信，告知严文井已征求过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意见，张兆和“觉得还是主持织绣服饰馆为宜”。信中说，已决定让沈当政协委员，但沈不适宜做行政工作，如主持故宫织绣馆，应以专家兼行政工作对待，配一有力助手，他可以研究这方面问题，同时跑跑写写。1月19日，周扬在刘白羽的来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办。只是他的行政职务问题，须与文化部商量决定。”2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致函文化部党组，对沈的工作安排提出了建议：
　　关于沈从文先生的工作问题，经我们几次和他本人及夫人接触，最后他夫人表示还是去故宫博物馆主持织绣服饰馆，同时进行写作为好。……如这样安排，则应配备一个有力的助手帮他进行领导和组织工作，让他以主要精力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以一定的时间出去参观和深入生活，进行写作。他的待遇以专家兼行政工作的办法解决。……
　　但直到1956年5月7日，文物管理局才正式下发了调沈从文先生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通知。沈后来并未去故宫报到，但组织还是同意他来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兼研究员工作。他也不负组织的期望在故宫写出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为故宫织绣馆的建立以及人才的培养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建国初期沈从文“转行”后游移不定、矛盾反复，但周扬对沈从文的工作安排问题还是相当重视的，并尽量照顾到沈的意愿。
　　三、周扬安排沈从文从事文学创作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和发展文学艺术的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1957年2月17日，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对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严文井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如果他能出来，将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8]随后，沈从文便应邀写了《跑龙套》、《一点回忆》和《谈“写游记”》等发表在《人民文学》和《旅行家》杂志上。
　　沈从文虽说已改业从事文物研究，但他对文学创作并没有忘怀。当文坛的气候变暖时，他创作的心又活泛了。1957年8月，他在青岛疗养，试作了一篇以讽刺知识分子打扑克为内容的短篇小说。8月13日，他写信告诉张兆和，自己“简直下笔如有神，头脑似乎又恢复了写《月下小景》时代，情形和近几年完全不同了”[9]。当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小说集子，在该书的题记中，他表示自己愿意重新拿起笔来，讴歌人民为建设祖国保卫和平所作的努力。10月28日，他致信大哥沈云麓，其中说道：“过去写作近于完全失败，近来看看老舍巴金，如在地面仰望星空，自己觉得真是离奇好笑。怎么同是努力，照理说还比别人认真、用功、耐烦！而且我还更像是能把一切精力和热情用到国家长远需要和工作上去，无丝毫自私心。倒奇怪，我结果却总是无可奈何的，不知如何是好，从来不如人会生活得那么高明在行！”[10] 11月3日，他在回复沈云麓的信中又说：“比较起来丝绸史一定还会写得相当好，因为这一行常识还够用，材料又多。写来也不至于出毛病。小说可并不怎么好写，批评一来，受不了。”[11]不过，在该年11月20日致大哥的信中他再次表示“我还能写大作品，但得用我自己的方法。和学习什么一样，如只照目下有些人方法，什么也不能写好的！”[12]看得出来，他很困惑。他想写，也能写，但自己的写法又与现实的文学规范和要求相距甚远。他还是担心会出问题。
　　1958年在一次庆祝反右斗争胜利结束的大会上，周扬设宴招待文艺界人士。沈从文也应邀参加。席间，周扬当众提出：打算请老舍多管一些全国文联的工作，由沈从文接替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沈从文听了连忙说：“这不行，我还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直接拒绝了这一提议。周扬能提议沈接替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一方面说明在周扬的心中，沈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有影响的作家；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周扬对建国后的文坛现状并不满意。毕竟他还算是一个具有较高艺术修养、懂得文艺的人，而且从内心来讲，他未尝不喜欢沈从文的作品，只是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个人的兴趣要服从一个时期的政治的需要。内心与外在的表现并不一致，也是常有的事。多年后，当沈从文与人谈起这一段经历时，倒是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自得和庆幸。1977年8月16日，他在一封家书中言及当年周扬提议他接替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这一事时说：“如一时头脑发热，冒冒失失答应下来，结果恐不免比老舍倒得更早，也更惨。”[13]此乃后话，姑且就此打住。
　　当博物馆的研究工作由于得不到领导的支持很不顺利时，沈从文说自己“也许准备再作冯妇，来做个‘职业作家’省事些。因为十年来作职员……除了我自己知道这么方式使用有限生命，真是对国家一种不大经济的浪费，此外绝对没有人会想到”[14]（1959年1月8日《致沈云麓》）。1960年4月28日，他致信大哥沈云麓，信中谈及计划创作一部以张鼎和烈士事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估计30万字左右。此前他曾谈过准备以传记体来写，这次信中则表示还是用小说更适宜自己。[15]1961年初，沈从文大病一场，仅在北京阜仁医院就住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读了许多中外文学作品，静极思动，作家出身的他不免技痒难耐，“心想还可能写个十来本什么玩意儿的”[16]，正所谓“跛者不忘履”。这一年，由于之前反右反得太惨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被打倒了，当权者想给知识分子“怀柔”一下，于是出现了一段被称为“小阳春”的政治气候。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老作家陈翔鹤问周扬：“沈从文想写小说，听说打算写一个革命家庭，是长篇，可不可以安排……”（估计此前沈对老作家陈翔鹤谈起过自己想创作的想法。）周扬“立即收起笑容，一沉，一绷，静默几秒钟——这几秒钟很长，仿佛有一个沉重的生锈的大针，走动一下先嗤嗤作响，在‘咚’的一声。沉吟道：‘我们给安排时间，创作假，几年？十年，够不够……’”[17]此后不久，中国作协办公室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最近，经周扬同志指示，我们对沈从文同志的创作做了一些安排，并已向历史博物馆领导和齐燕铭同志为他请准了创作假。他将于6月25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请对他的住宿等问题作安排……”[18]但是，作协6月23日突然致电，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到青岛休息。估计是沈提出改去青岛的。因为青岛是他熟悉的地方，也是他早年生活和创作的福地。沈在该年5月27日复大哥沈云麓的信中的说法，可以证实这一点。他说：“又最近闻周扬说，还是让我写小说，也许不久还是要把搁下十年的旧业，重新再抓起来。如先得将拟写的长篇完成，我想有可能去青岛写半年……”[19]这是沈从文建国后最大的一次创作计划，但后来由于他顾忌太多，还是中途夭折了。他的夫人张兆和当时不解：“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20]（ 1961年7月23日致沈从文）从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周扬对沈从文的创作愿望和要求是一直比较重视和支持的，尽管沈从文一直没能如周扬期待的那样，拿起笔为新中国鼓与呼。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2009年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9JK080。）
　　
　　注释： [1]徐庆全：《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2]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3][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第242－243页。本文所引沈从文的书信及文章皆出自《沈从文全集》。
　　[4][5][9][10]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0页，第369页，第232页。
　　[7]此信由郑欣淼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档案中发现，曾以《新发现的沈从文、丁玲书简》为题发表在2005年5月16日的《文汇报》（笔会）第13版。本文第二部分所引部分书信及有关领导批示多出自该文，在此谨对郑欣淼先生表示真诚的谢意。
　　[8]吴世勇：《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5页。
　　[11][12][14][1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第224页，第286页，第406－407页。
　　[1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16][19][20]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第52页，第76页。
　　[17]程绍国：《林斤澜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18]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见王珞编的《沈从文评说八十年》一书，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
　　
　　（任葆华 陕西省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7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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