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醒世姻缘传》中的诙谐，除了俚俗的民间广场语言的诙谐之外，还有它独有的在博学基础之上的掉书袋式的文人诙谐，其间的文人趣味主要体现在对典故的运用、隐字式歇后语的撰用、对通俗小说和戏曲的引用、拆字法的使用、姓名谐音的揶揄、诗歌的套用上，从而体现了小说作者西周生性情谐谑且博学多识。
　　关键词：醒世姻缘传 诙谐 文人趣味
　　
　　引言
　　西周生辑著的《醒世姻缘传》用山东方言俗语描摹人物情状，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诙谐幽默的情趣。如写晁源惧怕小妾，珍哥的话刚出口，他“没等听见，已是耳朵里冒出脚来”；写薛素姐“一个搜风巴掌打在狄希陈脸上”，“外边的都道是天上打霹雳，都仰着看天”。这些描写都富有幽默、诙谐的情趣，逼真形象，夸张得令人忍俊不禁。诗人徐志摩曾称赞《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行文太妙了，一种轻灵的幽默渗透在他的字句间，使读者绝不能发生厌恶的感觉。他是一位写趣剧的天才。他使你笑得打滚，笑得出眼泪，他还是不管，摇着一支笔又去点染他的另一个峰峦了。”[1]《醒世姻缘传》行文中颇多诙谐之语，其中固然多的是市井之诙谐，语言俚俗，下里巴人；但显然不乏文人之诙谐，即在博学基础上的掉书袋式的幽默风趣，这一点至少对我们了解辑著者西周生有所助益。
　　
　　一、诙谐
　　
　　“诙谐”有两个意思，一是（谈吐）幽默风趣，一是笑话、戏语。刘勰《文心雕龙·谐隐第十五》云：“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
　　诙谐文，文体起于先秦，战国时已颇多。汉代司马迁《史记》列传第六十六《滑稽列传》颂扬淳于髡、优孟、优旃一类滑稽人物“不流世俗，不争势利”的可贵精神，及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讽谏才能。他们出身虽然微贱，但却机智聪敏，能言多辩，善于缘理设喻，察情取譬，借事托讽。诙谐文到魏晋时期才真正具有文体上的独立并兴盛起来，正如刘勰所言“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著录“《诙谐文》三卷，又《诙谐文》十卷，袁淑撰”。原注“梁有《续诙谐文》十卷，又有《诙谐文》一卷，沈宗之撰”。今皆散佚，唯袁淑有《鸡九锡文》等五篇，或其孑遗。
　　在中国历史上，“俳优”是专业的逗乐取笑者。大家所熟知的优孟、优旃、东方朔等，都擅长幽默诙谐的言谈。《南唐书·谈谐传序》说：“谈谐之说，其来尚矣！秦汉之滑稽，后世因为谈谐而为之者，多出于乐工、优人。其廓人主之褊心，讥当时之弊政，必先顺其所好，以攻其所弊。虽非君子之事，而有足书者。”唐代民间伎艺中有所谓参军戏，就是由二人互作逗乐，以取笑于观众的滑稽戏。唐代歌舞戏如《踏谣娘》中，“丈夫着妇人衣”、“且歌且舞……以称其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在宋元“说话”中的“说诨话”，其实就是说黄色笑话、讲黄色故事，即今之黄段子也。宋代庄绰的《鸡肋篇》卷上，记载了益州(成都)杂剧演出的盛况：“成都自上元（按指正月十五）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于虚辰……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宫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须宴中哄堂，众庶皆噱者……”明代冯梦龙曾编纂笑话集三种，其中《笑府》、《广笑府》是冯氏所收录的广泛流传在民间的笑话故事；《古今谭概》是集史传、杂录的笑谈和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笑料之大成。后人又编有《笑林》、《笑林广记》、《笑倒》等笑话集。明清长篇通俗小说中，亦每每夹杂雅谑俗谐。
　　诙谐可分为民间的诙谐和文人的诙谐两种。而巴赫金所论述的狂欢文化主要指的是民间的狂欢，其中的诙谐也是民间的诙谐，是一种自由民主基础上的精神宣泄。巴赫金在谈到欧洲的诙谐文化时说：“中世纪的诙谐和中世纪的严肃性针对的对象一样，对于上层。其次，它所针对的并非个别性的和一部分，而是针对普遍性，针对一切，它仿佛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反官方的世界，自己的反官方反教会的教会，自己的反官方国家的国家。”然而，《醒世姻缘传》则与此不同，它除了草莽民间的“鄙谚”“淫哇”之外，还带有鲜明的文人特色，它对于下层奴仆中的劣根性进行了讽刺和冷嘲，其立场和视角是上层社会阶层的；其语言掉书袋或是文绉绉的，甚至取自儒家经典之四书五经，其表达方式是士大夫的，是正统文人的，如果不知其典故或代指，那么就体会不到其中的幽默风趣。
　　“文如其人”，这是诚然不错的，其人喜滑稽、耽幽默，则乐作诙谐文。《醒世姻缘传》行文以及人物对话多诙谐滑稽之语，这是辑著者西周生性格使然，从文本可知西周生其人幽默风趣。另一方面，诙谐之风格也体现在人们的学识上，有市井人俚俗的诙谐，也有文人掉书袋的诙谐，而西周生的诙谐则是浓郁的文人诙谐。
　　
　　二、文人的诙谐
　　
　　文人的诙谐主要体现在其学识的渊博上，如果读者阅读面不广，则难于体会其中的幽默风趣。会心之笑，是以心照不宣的理解为前提的。文人的诙谐，西周生之博物洽闻，在《醒世姻缘传》中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1.“语杂诙谐皆典故”。《醒世姻缘传》第四回“童山人胁肩谄笑，施珍哥纵欲崩胎”中，当晁大舍命李成名去请萧北川为珍哥治病的时候，“他婆子说：‘如今他正合一个甚么周公在那里白话，只得等那周公去了，方好请他哩。’”（第47页）这里便用了《论语》中的一个典故：《论语·述而第七》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与周公说话，指的是在睡觉做梦。在小说中，萧北川是一个酒鬼，喝醉后在睡觉做梦呢。如果不知这个典故，那么读者便会误认为真有一个周公与他说话呢。
　　《醒世姻缘传》第一回“晁大舍围场射猎，狐仙姑被箭伤生”中，当晁思孝到南直隶华亭县去做县令后，晁家富裕了，晁大舍嫌弃原配计氏的相貌，便也不去求欢，于是西周生写到“不要说你闭门不纳，那计氏就大开了门，地上洒了盐汁，门上挂了竹枝，只怕他（按指晁大舍）的羊车也还不肯留住”。这里用了晋武帝的典故。《晋书·列传第一》记载：“时帝（按指晋武帝司马炎）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官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这一“羊车望幸”的典故，平民百姓何由得知？如果不知，如何会心？
　　再如第三十九回“劣秀才天夺其魄，忤逆子孽报于亲”中写明水的土豪学霸汪为露将死，阎王“请他到阴司里去，央他做《白玉楼记》”。这里用了李贺的典故。李商隐《李贺小传》云：“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欻下榻叩头，言：‘阿弥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这篇小传以传奇法作传记文，固然有点怪诞，但深寓讽刺之意。《醒世姻缘传》中以天帝请李贺去作《白玉楼记》表达汪为露这个无赖教书先生之死，纯系文人笔法。显然，老百姓是不会如此表达的，这种叙事他们恐怕也难以理会。
　　其他诸如“陈门柳”“雎逑”“白头吟”“长门赋”“狮吼”、“齐人”、“乐羊子之妻”等典故，一般不读书的老百姓恐怕难于理解，遑论会意其中的风趣呢。此皆文人之笔，如果不熟悉其间的典故，怎么领会其中的诙谐幽默呢？
　　2.作者对通俗小说和戏曲之引用
　　平民百姓一般是通过听评书获知三国故事、水浒故事或西游故事等的，因为刊刻的书籍，价值颇为不菲[2]，下层民众无力购买。即使是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印刷技术的提高和印刷成本的降低，平民百姓一般也是不购买的。藏书乃士宦的追求，小民通常都是听说书而已。在这种情况下，《醒世姻缘传》广泛引用长篇通俗小说和戏曲文本中的叙述，亦足以说明西周生乃文人本色，引文中的诙谐亦是文人的诙谐。
　　《醒世姻缘传》第九十七回“狄经历惹火烧身，周相公醍醐灌顶”中，太守谈及狄希陈妻妾的姓氏时，吴推官道：“……他的正妻，堂翁说他姓薛。他的姓是随时改的：到的时候姓薛，不多时改了姓潘，认做了潘丞相的女儿，潘公子的姊妹；如今又不姓潘，改了姓诸葛，认了诸葛武侯的后代。”太守笑道：“吴老寅翁惯会取笑，一定又有笑话了。”吴推官笑道：“不是潘公子的姊妹，如何使得好棒椎，六百下打得狄经历一月不起？他还嫌这棒椎不利害，又学了诸葛亮的火攻，烧了狄经历片衣不挂！”太守合军粮二厅一齐惊诧道：“只道是他自己错误，被了汤火，怎么是被妇人烧的？见教一见教，倒也广一广异闻。”吴推官道：“满满的一熨斗火，提了后边的衣领，尽数倾将下去。那时正穿着吉服，要伺候与童寅翁拜寿，一时间衣带又促急脱不下，把个脊梁尽着叫他烧，烧的比‘藤甲军’可怜多着哩。”
　　从这段话可知，西周生十分熟读通俗小说和戏曲，引文中就用了《三国演义》和《鹦鹉记》中的故事。其实不止如此，像《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等长篇通俗小说，西周生都引用自如。如第三回中，珍哥把自己的右手在鼻子间从下往上一推，咄的一声，又随即呕了一口，说道：“这可是西门庆家潘金莲说的，‘三条腿的蟾希罕，两条腿的骚扶老婆要千取万。’倒仗赖他过日子哩！”再如小说中关于顾大嫂、林冲、武松、卢俊义等的叙说，证明了西周生对《水浒传》的谙熟。至于《西游记》，从第二十回写那打抢的十四个婆娘时“分明被孙行者从翠微宫赶出一群妖怪，又恰象傅罗卜在饿鬼狱走脱满阵冤魂”的描述，第三十三回中关于“若是那相处的官蹭蹬一蹭蹬，这便是孙行者隐在火焰山，大家俱着”的叙述，第三十五回中“若把这样北人换他到南方去，叫那南方的先生象弄猢狲一般的教导，你想，这伙异人岂不个个都是孙行者七十二变化的神通”的反问等都可以看出小说作者对《西游记》的熟悉。
　　西周生对戏曲也很熟悉，在行文中对于戏曲的引用如行云流水般顺畅、自然，体现了他对戏曲的酷爱和熟悉，如“昭君出塞”、“孟日红破贼”等（第10页）的信笔拈来，如计氏“按不住放声哭出一个‘《汨罗江》暗带《巴山虎》’来”的戏说（第33页），如“晁大舍那时的光景通像任伯高在玉门关与班仲升交代一般”的刻画（第36页），如对陈妙常、华胥城、柳州城咬脐郎等（第17页）引用的心照不宣等都是。
　　3.隐字式歇后语的编撰，体现了西周生的文人趣味。这一类歇后语具有书生气、学究气，纯似哑谜，只有文人喜欢这样的玩意，以之为娱乐。
　　歇后语一般短小、风趣、形象，它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起“引子”作用，像谜语，后一部分起“后衬”的作用，像谜底。如“张天师抄了手——没法可使了。”（第8页）。歇后语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幽默风趣，耐人寻味，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古代的歇后语虽然很少见于文字记载，但在民间却广为流传，具有鲜明的俚俗性。
　　但还有一类歇后语，把一句成语的末一个字省去不说，也叫“缩脚语”，这一类为文人墨客所喜爱，富有文人气，如《醒世姻缘传》中的“七大八”（隐了“小”字）（第21页）、“十生九”（隐了“死”字）（第25页）、“秋胡戏”（隐了“妻”字）（第26页）、“忠则尽”（隐了“命”字）（第26页）、“重皮惹”（隐了“揖”字）（第346页）等等。有一些隐字式歇后语甚至是文人也未必能够理解的，如“重皮惹揖”等。让不读书的人阅读此等歇后语，可谓是“庄家老儿读祭文——难”。
　　4.拆字法的使用。拆字法也称作字形分拆，或增损离合法。它利用汉字可以分析拆拼的特点，对谜面或谜底的文字形状、笔划、部首、偏旁进行增损变化或离合归纳，使原来的字形发生变化，从而表达含蓄的意义。
　　《醒世姻缘传》中的诙谐有的来自拆字法，如第四十二回“妖狐假恶鬼行凶，乡约报村农援例”中讲到监生的处境：“凡遇地方有甚上司经过，就向他请帏屏、借桌椅、借古董、借铺盖，借的不了。借了有还，已是支不住的；说虽借，其实都是马扁。”（第620页）这里将“骗”字拆为“马扁”。再如第八十一回“两公差愤抱不平，狄希陈代投诉状”中，差人惠希仁对童奶奶说“狄爷姓林，木木的，和他说不的话”（第1156页），这里惠希仁就将“林”字拆为两个“木”，形容狄希陈口拙。第八十六回吕祥拐走薛素姐的骡子，作者套用了杜牧的唐诗曰：“一骑红尘厨子笑，无人知是贝戎来”，其中“贼”以“贝戎”而表达，使读者看到这里就会心一笑。如此等等，用的都是拆字法。
　　5.谐音之趣。谐音是利用汉字同音或近音的条件，用同音字或近音字代替本字从而取得辞趣的一种修辞。谐音构词能让语言诙谐、幽默、充满活力或言外之意。我们熟知的谐音大多是用于姓名，如《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二回中，写那“郎德新”卖其女儿之不仁不义，实乃“狼的心”：
　　那新夫人的爹叫是郎德新，母亲暴氏，一齐说道：“你们要寻乌大王，与我女儿同去。如乌大王尚在，还把女儿送了与他，这六十两财礼，是不必提了；如没有了乌大王，等我另自嫁了女儿，接了财礼，尽多尽少，任凭你们拿去，千万不可逼我赔你们的银子。”又是那几个老人家，一个叫是任通，一个叫是曾学礼，一个叫是倪于仕，三个都说那新夫人父母的不是，说道：“你收了六十两银子，卖那女儿，你原也不是人了。幸得你女儿不曾被乌大王拿得去，你该千欢万喜才是。你倒狠命的还要把女儿送到妖精手里，你也不叫是郎德新，你真是‘狼的心’了！”
　　除了“郎德新”是“狼的心”之谐音外，学匪“汪为露”其实是“枉为儒”之谐音；晁无宴中“无宴”其实是“无厌”的谐音；晁思才是“超思财”的谐音。此等文字游戏，显系出自文人之手。《金瓶梅》、《红楼梦》等书的作者就都用过此等叙事技法。市井中的说书艺人，一般却是不这样做。
　　6.对前人诗歌进行套用，调侃世态，以生成诙谐之趣。此等剥皮诗，为文人所酷爱，因为它一方面能够体现作者的博学，另一方面又满足了自己打趣他人的心态。
　　在《醒世姻缘传》第四回“童山人胁肩谄笑，施珍哥纵欲崩胎”中，当李成名发现萧北川病酒难醒，要先到家回声话，免得主人晁大舍心焦，这时“萧婆子随套唐诗两句道：‘他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带钱来。’”（第47页）萧婆子以家庭主妇，何以来得士人之口吻，这似乎是玩弄文人之谐谑有点过了，即不是什么人有什么声口，语言似乎不符合人物的身份。
　　其他文人诙谐不胜枚举，如吴推官说：“阳消阴长的世道，君子怕小人，活人怕死鬼，丈夫怎得不怕老婆？”这里的思维方式是阴阳思维，是当时士人所学习的哲学思想，也是文人世代所接受的“道”。再如晁大舍的奴才晁住与晁大舍的小妾珍哥通奸，小说的行文是“晁住受了晁大官人这等厚恩……所以狠命苦挣了些钱，买了一顶翠绿鹦哥色的万字头巾”，又在头巾上“销得转枝莲，煞也好看，把与晁大官人戴”。“转枝莲”、“绿头巾”的这两种委婉表达，也是带有浓郁的文人色彩。再如“一个说得天垂宝像乌头白，一个说得地涌金莲马角牛”，其中的“乌头白”、“马角牛”等极具文人掉书袋之气（第259页）。
　　
　　三、个性与学识
　　
　　诙谐风趣是人之性情，这个强求不得；然而风格由于学识之差异却也大有不同：既有俚俗的下里巴人的噱头，也有掉书袋的阳春白雪的莞尔；既有雅趣，又有俗谑；……从小说的行文来看，西周生学识渊博，尤其是对儒家的一些经典烂熟于心；而其性格又是诙谐风趣的，因此小说文本中除了俚俗的诙谐幽默之外，最为鲜明独特的就是还具有文人的诙谐，而文人的诙谐是建立在知识面广博的基础之上的。
　　《醒世姻缘传》字里行间不是没有俚俗的诙谐，譬如魏三封逼其丈人立下退婚文书，文词如同打油诗；薛素姐请赵先代写的状辞，也是如同顺口溜；小说《凡例》中云“本传敲律填词，意专肤浅，不欲使田夫、闺媛懵矣而墙，读者无争笑其打油之语”，而每一回的开篇大多是“打油之语”。这是作者有意为之。这里着重指出除此之外还有文人的掉书袋式的诙谐，目的是强调西周生诙谐个性基础上的博学，尤其是从四书五经而来的才气——小说虽然以佛家的果报作为结撰的架构，然而字里行间可感知西周生骨子里的儒家理念——从而指出这部小说中的诙谐的特色实乃文人的诙谐。
　　《醒世姻缘传》这部小说中的诙谐与《西游记》中的诙谐作一比较，其间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世德堂本《西游记》中陈元之序就曾赞其为“意近滑稽之雄”，如第七十五回“心猿钻透阴阳窍，魔王还归大道真”中，老魔王活吞了孙悟空，后又想让他出来，悟空却说：“如今秋凉，我还穿个单直裰。这肚里倒暖，又不透风，等我住过冬才出来。”魔王听了对小妖说：“一冬不吃饭，就饿杀那弼马温！”悟空却说自己带了个折迭锅儿进来，要煮“杂碎”吃，“将你这里边的肝、肠、肚、肺，细细儿受用，还够盘缠到清明哩！”老魔听了惊吓不已。《西游记》的语言，幽默风趣，很是搞笑，不乏游戏笔墨，讽刺世态炎凉，调侃揶揄人情世故，本质上是狂欢文化的广场语言，具有市井特色，打上了深深的民间烙印。
　　以博学文采而论，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即使是说个笑话或行个酒令，肯定不及士大夫或者说读书人那样咬文嚼字，而是具有农家本色，如《红楼梦》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的行令，鸳鸯笑道：“左边‘四四’是个人。”刘姥姥听了，想了半日，说道：“是个庄家人罢。”众人哄堂笑了。贾母笑道：“说的好，就是这样说。”刘姥姥也笑道：“我们庄家人，不过是现成的本色，众位别笑。”鸳鸯道：“中间‘三四’绿配红。”刘姥姥道：“大火烧了毛毛虫。”众人笑道：“这是有的，还说你的本色。”鸳鸯道：“右边‘幺四’真好看。”刘姥姥道：“一个萝卜一头蒜。”众人又笑了。鸳鸯笑道：“凑成便是一枝花。”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刘姥姥言谈风趣，颇为诙谐，但这一诙谐是通俗的、朴素的和本色的，骨子里是俚俗的，与西周生不时的掉书袋的诙谐有雅俗之别。
　　从《醒世姻缘传》的文本可知，西周生有较强的儒家正统观念，对礼、孝、节俭、正直、公廉等儒家价值观念十分推崇，对儒家设计的礼乐社会十分向往，小说的叙事结构虽然是套用了佛教的因果报应，但通篇来看，儒家的礼乐文化还是占了主流，即使是笔名“西周生”都是如此。西周生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如小说中“下愚不移的心性”（第五十回）中的“下愚不移”出自《论语》，诸如此类的行文，字里行间都感觉得到小说作者对儒家经典的认可和谙熟。
　　结语
　　综上所述，《醒世姻缘传》的诙谐是文人的诙谐，而从这一特点可推知西周生性情幽默风趣、博览群书、阅历颇广、爱好广泛、喜欢小说戏曲，但骨子里依然是儒生本色，因为他谙熟于儒家之四书五经，颇懂得时文制艺，向往于西周之礼乐文明，从而其诙谐颇具书生之底色，这对于探讨西周生究竟是何人应有所助益。
　　
　　注释：
　　[1]徐志摩：《〈醒世姻缘传〉序》，《醒世姻缘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二）《集部一》“李商隐诗集”条：“当为明嘉靖时刊本。书为（嘉靖时人）项子京旧藏，子京有手识一条，云得此书值四两。”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93页。明代钱希言《桐薪》（卷三）记载，武宗正德时期《金统残唐记》“肆中一部售五十金”。
　　
　　（张同胜 甘肃省兰州大学文学院 730020）

• 张同胜： 水浒人物身体叙事的文化阐释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9期
• 张同胜： 论《醒世姻缘传》中的“诙谐”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