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观念上，在创作中，韩东把历史、文化、道德、政治、间接知识甚至直接经验都放进现象学的括号之中，实现了诗的本质还原，甚至先验还原，构造了诗的现象学，以及现象学的诗。
　　关键词：韩东 诗的现象学 现象学的诗
　　
　　韩东自称“古老的诗人”[1]，但他所谓的“古老”大约是指从庄子、钟嵘到李贽关于“天真”的经验性传统。“古老的诗人”不等于“古典的诗人”，韩东并未遵守古典主义者所谓“文学的纪律”而兼顾各方、负重前行，他不是顺应，也非反抗，而是卸去了政治、文化、历史[2]和市场压力，在其诗的现象学要求之下，实现本质还原、先验还原，还原成现象学的诗。
　　韩东曾经开玩笑，说那句“诗到语言为止”，恐怕是他“唯一能够流传下去的诗句”[3]。“诗到语言为止”当然不是诗句，而是韩东诗歌纲领的含混表述。表述的含混给了评论家浑水摸鱼的机会，比如，“诗到”什么样的“语言”“为止”呢？人们曾说，“口语”，而韩东本身对此也有所指陈：“现代汉语是一种未完备的语言，它的来源、它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以为，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汇集到口语中，如果不能变成口语”，“那它就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4]。至于韩东的诗，更是“口语化”的铁证：“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然后见到它/就是这样”（《你见过大海》）。相对于朦胧诗人，韩东自然是相当“口语化”的，于是，“口语化”加上《有关大雁塔》和《你见过大海》，成了贴在韩东面门总也撕不干净的不干胶标签。然而《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之类过分知名的作品，其深度用心大约并非“口语化”吧，也就是说，“诗到语言为止”，并非“诗到口语为止”。“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的反问，并非虚幻的“天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里，直接针对杨炼《大雁塔》里的“金碧辉煌、仪态万方”[5]和历史、文化的无所不涉、无所不知；“就是这样”的语式，同样可与关于“海”、“致大海”的众多主题宏大的诗歌形成互文关系，展开驳议。“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和“就是这样”，的确是“口语”，但是它们的意义在“口语”之外，或者，韩东此处的“口语”，是悬置了历史、文化、政治“三个世俗角色”之后的诗歌语言，他悬置这一切，是要还原诗歌的某种他所信任的本质。
　　“诗到语言为止”，也曾被理解为“语感”。韩东自陈，“八八年以前的诗就是一种顺着语感滑翔的感觉”[6]。“语感”常被理解为“声音”或者“类声音”，相当自然和自足，然而，如果“诗到语感为止”，那么，诗歌还需要经验和意义吗？实际上，“‘诗到语言为止’中的‘语言’不是指某种与诗人无关的语法、单词和行文特点”，“真正好的诗歌就是那种内心世界与语言的高度合一”。韩东的诗歌注意语感，但同样意在语感之外。“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性格中温柔的部分/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温柔的部分》），越过语感，人们看到的却是个人经验；“中午以前/他一直在那儿/像只停在空中的小鸟/已经忘记了飞翔/等我终于写完最后一页/这只鸟儿已不知去向/原来的位置上甚至没有白云/一切空虚而又甜蜜”（《写作》），同样是在语感的鸟儿飞走之后，人们看到了个人经验抵达的某种生命的真实相遇，空虚又甜美，欲辨已忘言。
　　其实，“诗到语言为止”是给诗的创造划定了一条边界，确定诗作为艺术的本质，也在语言的边界之内确保诗作为艺术的品质。如果越过语言的边界，诗将意欲何为？那就是韩东的朦胧诗前辈那样的“介入”，“介入”社会、政治、道德诸领域。“介入”的说法是萨特的，然而“介入”的习惯却是古今中外固有的诗歌传统。韩东作为必须应对世俗世界的现代人，未必反对“介入”，但是作为现代诗人，他对此却是态度鲜明：“介入”并非诗作为艺术的要求和属性。诗人“有话要说”，但这“和老一代作家的政治抱负、为民请愿是两回事”[7]；“文学写作开始于道德判断结束的地方，或在它的空白之处”[8]；“像艾略特的诗，那里面有太多的文化和文明因素，需要放在某种知识体系内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我理想的文学不应是有赖于任何知识体系的，更不是知识体系本身或它的一部分”[9]——韩东的诗歌观念在此已经勾画出了很大一部分，他将政治、道德和文化之类放进了胡塞尔的括号之中。既然诗歌和诗人不需要“介入”和扩张，那么“诗”不是默不作声地“到语言为止”又将到哪里去发表爱国主义或者民主自由的演讲呢？
　　于是，我认为可以把韩东的诗歌观念命名为诗的现象学，而“诗到语言为止”，正是韩东诗歌现象学的命题，是韩东现象学式思考的逻辑结论。他的诗歌现象学中止了政治、道德和文化判断，还原到直接经验，还原到某种本质规定。再譬如《有关大雁塔》，他放弃了杨炼式的关于大雁塔的文化、历史方面的间接知识，而还原到一种单纯的心物关系，即一个没有任何间接知识前提的普通人与砖混结构的建筑物大雁塔之间直接的意向性关系。按照韩东的回忆，在他当时“单纯的视域中”，“大雁塔不过是陕西财经学院北面天空中的一个独立的灰影”，除此之外，“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考虑到《有关大雁塔》之类诗歌包含着对既有诗歌秩序的某种反抗性，从而，这样的诗在帮助韩东宣示诗的现象学之际，本身却走向了现象学诗歌的反面，也可以说，《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是诗的现象学，而非现象学的诗。反抗性显然是“介入”的，在通往现象学诗歌的路上，这样的反抗和介入必须放到括号中去，诗到自由的经验为止，诗到自足的语言为止。如果追踪韩东的思路，可以发现，韩东对此也有清晰的反省，他多年以后也认为，《有关大雁塔》之类诗歌并非“圆满和成熟”，“后来的写作要成功一些，也不那么偏激”[10]。评论家们在九十年代读了后现代理论的中文翻译之后，曾急急忙忙地把“后现代写作”的烂草帽扣上韩东的光头以及大雁塔的尖顶。韩东对此牢骚满腹：“评论家中也有更聪明的，他们不是等作品出现后再贴标签，而是事先就制造了一只盒子，或者更形象地说，制造了一只捕鼠器。不管被这只捕鼠器夹住的是什么，他们一律把它看作是一只老鼠——哪怕被夹住的是一只猫。‘后现代主义’就是那些聪明的评论家们手里的一只老鼠夹子。至于个人的写作，与此又有什么关系呢？”[11]
　　评论家和学者苦于阅读量过大，有时候自然要将工作简化一些，韩东最好规规矩矩地“口语化”、“后现代”、“反文化”、“反崇高”[12]、“反诗意”[13]，不要越狱脱逃，脱逃了抓不住。然而《有关大雁塔》之类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韩东本意是要从诗的现象学出发，写出现象学的诗——本质的诗。于是人们读到了韩东的变化，读到了《你的手》、《孩子们的合唱》、《来自大连的电话》、《机场的黑暗》，等等。从韩东后来的大量诗作观察，所谓的“口语化”、“后现代”、“反文化”、“反崇高”、“反诗意”，全部失效，因为韩东的诗歌创造实践此后几乎不再标榜某种“反”的姿势和激情，他在悬置了历史、文化、道德和政治之后，集中处理经验与语言的具体关系，他的诗还原了某种单纯的品格，不“文化”，不“崇高”，不“诗意”，也不“反文化”、“反崇高”、“反诗意”，独立不依。譬如，“这只手应当象征着爱情/也许还另有深意/我不敢推开它/或惊醒你/等到我习惯并且喜欢/你在梦中又突然把手抽回/并对一切无从知晓”（《你的手》）——这里没有“文化”，也没有“反文化”，不讲究“诗意”，也不“反诗意”，不存在政治的魅影和道德的面具，只有敏感的内心和敏捷的身手捕捉到的幽微经验，形诸极简的文字，成为现象学的诗——实现了韩东式的本质还原的诗。韩东对诗的现象学和现象学的诗持续探索，在后来的表述中，他援用了“民间”概念，企图在一个大的叙述框架中确保现象学的诗有个安全的、合法的理论居所。本质的诗必然是独立的，独立的诗必须是民间的，以民间的立场自生自灭，维护“独立、自由和创造的可能”，弃绝“权力、奴役和‘庞然大物’”，从体制的权力滥用、从“据西方话语为己有”的人的话语滥用和市场的恶性进攻中退出来，“退回被遮蔽，退回未明，退回民间，或者，在其隐身之处‘不思进取’”——在“民间”，在“权力的场所之外”，在“独立精神的子宫和自由创造的漩涡”中[14]，诗的本质得以存活。虽然韩东的“民间”论述有论争的背景和论战的效果，但其诗歌逻辑则是一以贯之。
　　现象学的还原之路自然不止悬置文化政治而实现本质还原这一程，这一程实际上是“第三代诗人”的共同写作路径，这是个人经验与风格文字的紧密结合，是对宏大叙述的弃绝和对具体、真实的无限趋近。然而正如胡塞尔的理论之路从本质还原走向了先验还原一样，韩东的现象学诗歌也在直接经验的还原或者诗歌本质的还原之后，更进一步，质疑并放弃了个体的经验，或者从真切的个体经验中飞出去，或者说，把真切的、直接的经验也放到括号里去，进入纯粹的诗。诗人应当“放弃自我”[15]，放弃自我之后，自我的经验也就不必执着，可以做普遍化处理，诗人的自我于是泯灭无痕，而纯粹的诗也就隐约初现。在此，韩东靠近了他在诗艺上不太赞同的艾略特身边：“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自然，只有有个性和感情的人才会知道要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义。”[16]纯粹的诗亦即先验的诗，按照韩东的表述，即：“我的诗不为任何人而写，包括我自己。我为诗的构成而写诗，就像瓦匠盖房子并不考虑由谁来住——他为房子的标准而建造。诗歌不从属于另一些目的，它的最高目的就是无目的。诗是无目的的，因为它是一种生命方式。”且看1993年的《美国之音》：“美国之音的报道具有惊人的连续性/世界就像一个逻辑的大家庭/不多的人物和有限的事件，压抑着/更多的人物和事件汹涌的江河//母亲养成了临睡前收听的习惯/她的天线竖起，世界就是一个被倾听的故事/而我更关心她年轻时的想法、兴趣的变化/——世界连续性的又一例”。“母亲”、“收听”，这样的表述自然显示了个体经验的存在，然而在与“世界”及其“连续性”接轨之后，这样的个体经验却消失了，世界的“连续性”成了现象学反思性分析的最后结果。再譬如《甲乙》，所有的细节都是经验性的，真切而又普遍，然而说的是“甲乙”的故事而非“我你”，这也是“放弃自我”却抵达纯粹真相的先验之诗。《看》也是这样，“既看见你/也看见他/但你们二人/不能相互看见/中间是一面墙/一棵树/或一阵烟雾/我在墙的纵面/树的上面/我就是云雾本身”——在这里，个体的、经验的、相对的、带着体温和热情的一切都去括号中休息了，诗从经验的跑道腾空而起，进入先验的天空。
　　诗人把历史、文化、道德、政治、间接知识甚至直接经验都放进括号，似嫌极端，因为这是“把文学作为一种毫无背景的东西”[17]，也许会有新的危险。然而，理论的瞻顾与诗作的经营未必尽合，诗的起源是真实的经验，即便褪去直接经验的个体性而穿上普遍的外套、戴上先验的帽子，经验的血脉依然会汩汩滔滔奔涌不息。韩东的总结性诗集《爸爸在天上看我》，是编年体的编排方式，通读诗集，会发现诗人每一年都很敏感，每一年都有敏锐的好诗或者好诗句明晃晃地闪烁，然而有一年的诗显得尤其敏感却又与诗集中其他年份的写作很不相同，这些诗既非诗的现象学，也非现象学的诗，它们不但不曾拒绝历史，反而只有在历史的背景拱卫之下、在历史的枪声嵌入之后，才能得到贴切的理解。譬如《纪事》，“那雨一再地提醒我的注意/而你被鲜血所吸引，把我/暂时搁置一旁/我看见你在各条新闻中取舍”，“烟从广场的方向飘来/像破碎的旗帜或布条”，譬如《今天》，“有一架机器在脑内讲述着事件的全部细节/精确、冷静像刮去门牙上的珐琅质”，譬如《等等》，“坚信道路的孩子幻想/地球是圆的，而距离/一再加长”，譬如《时间》，“时间过去了很久/在地面留下深坑”，“石头对新版的课本/暗淡的行星对路过的流星/在宇宙间，什么都不说/时间过去了很久”，譬如《雨衣、烟盒、自行车》，譬如《女声合唱》，譬如《灰》。许多诗句，已经有些北岛的色彩了。
　　这就说明，诗人诗作虽有主要的倾向和特征，但也不乏例外，例外不但不会让诗人面目模糊，恰恰相反，例外将诗人的形象刻写得更为真实和清晰。
　　
　　注释：
　　[1][2][3][4][5][6][7][8][9][10][11][15][17]韩东：《韩东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300页，第121－127页，第285页，第291页，第156页，第286页，第193页，第244页，第305页，第274页，第295页，第169页，第193页。
　　[12]刘春：《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4期。
　　[13]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14]韩东：《论民间》，陈超：《最新先锋诗论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0－90页。
　　[16]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姜飞 成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64）

• 姜飞： 韩东:诗的现象学和现象学的诗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