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文章中的一篇力作。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匠心独运，摒弃文章体裁常用的“叙述”手法，而用“议论”的手法来彰显许远的胸怀和功绩，收到了超乎想象的理想效果。
　　关键词：韩愈 论辩 文风
　　
　　《张中丞传后叙》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名篇名作。徐中玉、陶型传两位先生将其选入由他们主编的《大学语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这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写作技巧上，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张中丞传后叙》作者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当时和后代文坛上的影响力都相当大，苏东坡誉他为“文起八代之衰”。在创作上，韩愈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他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大力提倡先秦、两汉的散文，主张学古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辞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论点。他学风严谨，其文章说理透辟，气势充沛，语言精炼。读过韩愈的《师说》、《马说》等名篇的读者，恐怕在这方面都有深刻的体会，无不为作者在文章中阐述的观点和说理论辩的技巧所折服。笔者下面所要谈的《张中丞传后叙》虽然不属于议论文范畴，但作者在文章中论辩的技巧和文风丝毫不逊色于议论文。
　　韩愈写《张中丞传后叙》是有历史背景的，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安庆绪（安禄山之子）的部将尹子奇率领13万大军进攻睢阳，张巡、许远率七千疲惫的唐朝将士坚守数月，终因粮尽兵绝致使睢阳陷落，张巡及部将五十余人从容就义，许远被叛军掳至洛阳，不屈而死。睢阳保卫战遏制了叛军疯狂进攻的态势，捍卫了江淮地区人民的生命与财产，为唐军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因而张巡、许远等抗敌英雄受到了人民的赞扬。但当时一些拥有强兵的朝廷武官，他们面临安史叛军的进攻，有人贪生怕死，弃城逃跑而保命；有人心怀鬼胎，坐观睢阳陷落而不增援。平叛之后，这些拥兵自重的人为了给自己的可耻行为进行辩解，与某些嫉妒张巡、许远功绩的文人纠结在一起，肆意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诋毁抗击安史叛军的英雄，为割据势力张目。张巡的友人李翰写下了记叙英雄事迹的《张巡传》，为抗敌英雄张巡立传，宣扬张巡抗敌的功绩。韩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阅读了李翰为张巡鸣不平所写的《张巡传》，他觉得文中存在着许多不足的地方，于是就写下了《张中丞传后叙》这篇不朽的名作。在文章中，作者首先对写作《张中丞传后叙》的缘由作了明确的表述：“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可见，韩愈写此文就是要弥补李翰《张巡传》中存在的缺憾。
　　《张中丞传后叙》这篇文章的体裁是“叙”。“叙”就是通常所见到的跋，跋一般放在书后，它除了具备“序”的作用之外，还可以对著作作适当的补充。此类文章的表现手法以“叙述”最为常见。我们从韩愈对写作缘由的表述中也可以推断出，作者在《张中丞传后叙》中只须对许远等人的事作些补叙就可以了。但韩愈可能是出于对诬陷抗敌英雄许远卑劣行径的义愤，似乎感觉到采用“叙述”的方法，不足以驳斥别有用心的人对许远的诬陷，不足以彰显许远的人格魅力和抗击叛军的功绩。因此，作者就采用了摆事实、讲道理的“议论”方法来写许远，以便更好地彰显许远的人格魅力和抗击叛军的功绩。作者在文章中写道：“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当时流言四起，情况对许远的名节十分不利，别有用心的人所散布的谣言，连张巡、许远两家的子弟都听信了，张巡之子去疾甚至还与别有用心的人一个鼻孔出气，上书言许远畏死降敌，要求追夺许远的官爵。作者针对别有用心之人散布的“其畏死而降敌”的谣言，在文章中先摆出了许远在大敌当前时的坦荡胸襟：“开门纳巡，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许远将兵权交给了张巡，由张巡统一指挥，自己甘愿处其下。仅从这一点来看，就足以显示许远坦荡的胸襟。平时，我们可能都听到过这样一个有趣的笑话：有人在“一把手”领导岗位上干长了，组织部门调任他到上一级机关当副手，他却要求上级领导仍把他调到下级机关当“一把手”，理由是自己长期当“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已经习惯了。许远作为一个封建官僚，与如今那些一心想当“一把手”的领导干部比较起来，仍可见其宽厚胸襟的一面。接着作者在文章中假设同意别有用心者的诬辞，进而提出了强有力的反诘：“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紧接着作者指明了睢阳抗击叛军的情景：“外无蚍蜉蚁子之援”、“而贼来益众”，“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这些铁的事实都证明了“远之不畏死亦明矣”。许远“所欲忠者，国与主耳”。作者反复论证，从不同的角度彰显许远忠勇、坦荡、尽职的襟怀和品行，也无可辩驳地澄清了一个事实，即许远不是“畏死而降敌”，他“城陷而虏”，仅“与巡死先后异耳”。
　　针对诽谤许远之人所散布的“城之陷，自远所分始”的诬辞，作者先以“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两个比喻，论证了睢阳之陷落，许远不应当独担其责。后又从张巡、许远“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和当时朝廷命官中“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的情况进行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充分揭示了睢阳城之沦陷于敌人，是必然的结果，守城的将士是没有责任的。相反，倒是那些弃城而逃、按兵不动的懦夫奸臣们，难道能够逃脱其罪责吗？张巡、许远在睢阳保卫战中虽然战败了，但是，他们“守一城，捍天下”，阻遏了“蔽遮江湖”的叛军的进攻态势。大唐“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可见，他们是捍卫大唐统一的真正英雄。
　　“议论”手法在《张中丞传后叙》中成功地运用，同时收到了两方面的功效：一是以正视听，澄清了别有用心的人对抗敌英雄许远的诬陷，将他们所散布的谬论驳斥得体无完肤，无法站住脚跟；二是客观公正地彰显了抗敌英雄许远宽厚磊落的人格和抗击叛军的功绩，还许远抗敌英雄的本来面貌，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客观真实的许远。试想，如果韩愈当初运用“叙述”的手法写许远，肯定难以达到这样理想的效果。可见，在文章中大量运用“议论”手法，并不是议论文所固有的专利，在其他体裁的文章中只要运用得恰当，同样可以达到不拘一格的艺术功效。后代景仰韩愈文章的人，曾用“韩潮”来比喻、赞誉韩愈的文风。仅仅一个“潮”字，就显现出韩愈的文章如狂涛迅浪，汹涌澎湃，铺天盖地扑面而来，其势锐不可挡，使人有不敢仰视之感。我们仅从作者在《张中丞传后叙》为许远辩诬这段文字中，就可见韩愈文章汪洋恣肆、纵横捭阖文风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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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谋典： 浅谈《张中丞传后叙》及其论辩文风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