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
八月秋高风怒号,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胃长林梢,下者瓤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来断绝一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的秋天。杜甫到成都后,在城西浣花溪筑起个草堂居住。上元元年至二年,没有官职,生活困难。八月里,碰上一场狂风骤雨的袭击,诗人屋破,无地蔽身,长夜沾湿,寒冷难寐。这首歌就写下了他这次的不幸遭遇和由此而产生的感想。
诗的内容共分四段。所用的形式是句法参差不齐、声韵变化自由的歌行体。诗的头两段句数成单,都是五句。在通常情况下,诗句是成双配搭的,因为两两相辅,节奏就显得协调而有规律,倘若成单用独,就会使人产生一种不稳定的感觉。这两段杂以独句,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一则表现狂风破屋的声势,一则写出无可奈何的焦急,都因句子成单而增强了不同寻常的效果。第三段由风转雨,由昼入夜,屋破雨打,仍不离诗题,正可见前面诗人的焦急是有理由的,他早已预料茅草被吹走将造成怎样的困难。“布衾多年冷似铁”,足见诗人一直过着穷困的生活;“长夜沾湿何由彻”,不但写诗人因漏雨而通宵无眠,其中还包含着丧乱中无穷的流离颠沛的回忆。这样,顺理成章地转入末段,推己及人,联想到广大贫苦之士。从现实进入幻想,希望能有万间广厦,大庇寒士,行文又杂单句,而且到末尾接连地间用九字长句;在一声“呜呼”的叹息之后,韵亦由平声转为人声。通常,换韵多同时换段;换段而不换韵,有助于增加前后之事相连接的感觉,如第二段到第三段即是;不换段而换韵,则又常常表现为语气的转折或情绪的变化。所以,这一切都适合表现诗人心情的激荡。幻想和愿望,都是远在诗题之外的境界,但诗人用末句“吾庐独破”一笔兜转,收入本题,其疾如风。开而能合,放而能收,变幻之中,自有法度。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穷苦人民的可贵的同情心和深厚的爱。诗无疑是有人民性的,是表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可是,有人以为,杜甫的住宅,茅草既有三重,总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冬暖夏凉,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诗人骂贫穷的孩子为“盗贼”,反自诉贫困,忘记了农民比他穷困百倍;还找出“寒士”二字,说诗人其实只为读书人打算,并不为人民着想,即使有广厦千万间,他们也是不能住进去的;甚至把幻想的图景当做施工的方案说:这许多广厦不知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想到吧?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的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
我们认为这样讥评诗人是不公正的,这样说诗,也是不妥当的。“卷我屋上三重茅”,
“三重”是虚数,言茅草被吹走之多,为的是形容秋风的猛烈,任何简陋的茅屋都不妨用这两个字。诗中“南村群童”,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是贫穷农家的孩子,还是地主乡绅府上的少爷。仇兆鳌以为“此叹恶少凌侮之状”。我们认为,群童调皮捣蛋,甚至喜欢恶作剧,这是可能的;说他们是“恶少”,未免过于认真。但说他们“公然抱茅入竹去”,就是由于“贫穷”,却也缺乏根据;把日常口头戏语中随便说的“盗贼”,当成诗人对孩子们的严斥痛骂,恐怕更不是诗人的本意。
至于说诗人只能为其阶级地位相同的读书人打算,不可能为广大人民着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兵车行》、“三吏”“三别”或者《又呈吴郎》(劝吴郎任凭“无食无儿一妇人”来堂前扑枣)等作品是为谁着想的呢?《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穷年忧黎元”怎么说呢?“路有冻死骨”难道都是读书人不成?此诗结尾说:“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濒洞不可掇。”也是推己及人,所及的却是“平人”“失业徒”和“远戍卒”。
“寒士”,从字面上说,固然不妨讲成贫寒的读书人。但是写诗,总是以个别见一般。所以,这里的“天下寒士”,其实际含义是可以包括普天下一切贫苦人们的。而且,士在古代本男子之通称。如《易·归妹》:“女承筐,无实;士羊,无血。”《诗·郑风·女曰鸡鸣》:“女日鸡鸣,士日昧旦。”等等,皆是劳动人民。何况,诗人不可能有现代的阶级观念,也不会想到要把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对立起来。王安石极其敬仰杜甫的为人,他写过一首《杜甫画像》诗,其末说:“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这里对杜诗中“寒士”的理解,就是“四海赤子”。即使这只是王安石的感想,但王安石能想到的,杜甫就必定想不到吗?
杜甫在这首诗中所表现的人格精神,对后来进步诗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不仅王安石,白居易曾作《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诗,完全与此诗出于同一机杼。白诗的前半写新制绫袄如何温暖轻软,穿在身上去赴夜宴,一点也不觉得冷,然后说:“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都是推己及人,一个幻想有“广厦千万间”,一个幻想有“大裘长万丈”。白居易继承杜甫的精神,从杜诗的艺术构思中得到启发,不是很明显的吗?两首都是好诗。但如果要加以比较,则可以说杜甫的精神更为可贵。因为,在自身温饱的情况下,同情他人的饥寒还比较容易,在自己受苦遭厄的时刻,还念念不忘他人的不幸,甚至宁愿牺牲自己来使他人获得幸福,这就要难得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