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教学常规制度是何年何月被中国教育界采用实施的，但我却深感其霸道无耻。教学常规已经将我逼迫得不像一个精神正常的人，而是一名患有典型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了。我深信，凡是在此体制内的同人们一定了解我的苦痛。断断续续地担任学校教研组长的我，从事过多年的常规检查，有必要将我所经历的事情拿出来晒一晒。一则是为了剖析自己的无能与无奈，二则是作为教育历史的见证，若能得到后来人的注意，善莫大焉。
　　1999年，我刚从师专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完小任教，校长见我是这所学校分来的第一位本科生，认为我多少有点墨水，便让我担任语文组教研组长。刚参加工作，头脑里除去教科书给我的影响外，再没有自己的东西了。既然让我搞教研，那好，我应当搞出个样来。于是我便按照上级指示精神，一丝不苟地进行常规检查。开始的时候，是每到月末例行检查，我也没找出教师在执行常规方面的毛病来，只发现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如教案没有板书设计，教学目标不够明确。我这人，生性多疑，总感觉不对味。于是，我决定来个突然袭击。，在获得校长的同意后，我还真的来了一次突然袭击。这一下，让我逮个正着。我发现绝大部分教师没有完成常规任务。我是既郁闷，又愤怒。作为教师，他们怎么能如此行事呢?于是我便将他们的劣迹一一记录在案，等到考核时，这便可以作为他们的“罪证”了。
　　可是，没有过多久，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校长大人也如实地将情况告诉我：写常规材料都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罢了，不要太认真。我只好作罢。一年后，通过自己的切身观察体验，我确确实实知晓了学校除去完成上边硬性规定的教学常规外，哪里还有什么教研呢?而且完成教学常规中的需要记录的几项也无非是造假。写教案，便是拿着学校订购的或者自己购买的教学参考书进行誊录；集体备课，无非是一群教师在办公室里闲聊几句然后记录在案；公开课，就让我们作秀吧，谁作秀最令领导们满意，谁就一等奖。
　　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得到些许安宁，不求他人不造假，但求自己不造假，我决定向校长提出申请，不干教研组长了，这样造假让人活得窝囊。可校长大人不批，还好言相劝，说是这样的社会是如此，各行各业都在造假，你不造假行吗，你就继续干下去吧。本来想与他理论一番，但此时我知道就算我真理在握，也斗不过权力，我还得占着这个其实不愿意占的茅坑，自然无法拉出真屎来。既然如此，就当和尚撞钟吧。
　　从此，我再也不来什么突然袭击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有模有样地检查教师的常规了，我彻底成了一个橡皮图章。每到例行检查的时候，我便在他们的教案、作业批改记录、听课记录等本子上盖上常规检查大印，写上日期，匆匆了事。我舒服，教师也舒服，何乐而不为呢?
　　时间继续向前推移，身陷教育部门越久，我越感到自己无力改变，甚至有时候连自己也不得不充当帮闲者。然而，幸好我多少还保留一点反省精神。我对原来的那次突击检查所表现的不成熟进行了反省。我不能责怪普通的教师，他们没有什么大错，错在我们这个教育体制，更甚的是整个社会体制。他们造假无非就是为了一口饭，想让自己能继续待在教育部门，或者能使自己获得一个更高的职称拿到稍微多一点的工资罢了，更何况他们依旧在按部就班地上课，并没有因此而给学生带来危害。他们的这种行为乃人性使然，没有什么大碍。
　　又过去了几年，我到一所偏远的库区中学任教。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当教研组长，感觉轻松多了。可在去年秋天，领导又让我干这事，我不愿意接受也不行。这下，我学乖了。让我干，那我就得和已经令我深恶痛绝的常规制度周旋，与领导打马虎眼。凡是属于我单独检查常规材料的时间段，我就让教师报个数来，填好检查表，然后根据他们的要求在他们所指定的常规本上盖上大印写上日期便是。至于他们是否按时完成了造假，我才不理睬。
　　不知是该感到愤慨还是可笑，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对常规造假工程特别认真。他希望教师能完全按照常规工作的要求将假造得更真些，更美些，更令上级满意些。每到教导处检查时，他便会蹦出来，告诫我要通知好本组教师将各自的常规材料如期交到教导处进行检查。
　　面对盛行的造假，对于一个求真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灵魂深处的折磨。可我又找不到出路，只能强行压住内心的火焰，窒息着，无法喘气。我不知道这个使人造假的制度什么时候会画上句号，我只知道我还将继续苟活着。
　　
　　推荐理由：教育体系的官僚化消灭了教育的理想、光辉和生命力，而行政部门的泛教化培养了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强力。这二者何以走得这么近?这则八卦里有线索：某研究机构发布的《2010年全国婚恋调查报告》称，男公务员、女教师在择偶人群中人气最高。这么说的话，一位男公务员和一位女教师就是绝配了。

• 黄亚雄： 教学常规检查嬗变记　/　语文建设 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