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的“硬译”观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历来颇受人们误解。本文试图从“硬译”的定义，“硬译”目的，“硬”和顺的关系，鲁迅对“硬译”的态度以及“硬译”的结果这几个方面的入手，希望能通过各种现存的历史资料找到“硬译”观的本来面貌。
　　[关键词]“硬译”；鲁迅；翻译观
　　
　　一、什么是“硬译”？
　　关于鲁迅的硬译，他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是这么定义的，“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在这篇文章里，他还用了另外一个相近的词“硬造”。他是这么说的：“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这里所谓“硬造”就基本相当于今天的欧化的句子，即汉语本没有的“文法句法词法”，翻译时由于需要新创造出来的。
　　而鲁迅在他自己翻译的文章，卢那卡尔斯基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的译者跋语里这样说：“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在这里，他说“这样的硬译”，也就是由于“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导致的“晦涩，甚而至于难解”的译文。因为中外文的句法差异，译文里，仂句（指长句子中包含的短句）（《现代汉语大词典》）就会频繁出现。然而，仂句太多，“晦涩”“难解”，把它拆开吧，又“失了原来精悍的语气”，以至于连他自己也“没有出路”了。只得寄希望于读者坚持的毅力了。
　　关于这种“硬译”，有这样一处例子，或许很能说明鲁迅的本意。他在《小约翰·引言》中举了一个例子“那下半，被我译成这样拙劣的‘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它们的苦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了，冗长而且费解，但我别无更好的译法，因为倘一解散，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然而原译是极清楚的：上了艰难的路，这路是走向大而黑暗都市区的，而这都市是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
　　可见，鲁迅所提的“硬译”不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翻译标准，而是一个无可奈何，暂且为之的一种翻译策略。他自己也不甚满意，可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具体客观现实的局限性，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二、“硬译”的目的
　　关于翻译的目的，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写道，“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阶级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我的译书，就是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阶级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可见，他主要是为着一些想明白某些个理论的读者而“硬译”的。这些读者为了学习某些理论，“不怕艰难”，有一定的意志力，可以越过因为“硬译”而产生的不顺的障碍。他还用了另外一个比如来说明，“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
　　此外，鲁迅还提到“硬译”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弥补汉语的弱点，改进中文的句法词法。他说，“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为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即使是一般的读者，“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过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丰富起来。”（《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他认为，新的句法词法，也就是欧化的句法，进入汉语之中，乃是一种现实需要，是不得不做的事情。“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原因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家痛恨洋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那样的怪地名；评论家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用外国的句法。”（《玩笑只当它玩笑》）之后有人反驳，他便提出了更加强硬的态度“我主张中国语法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而欧化的一个非常直接必要的手段，就是“硬译”。
　　三、鲁迅对“硬译”的态度
　　“硬译”不是一种对翻译要求的标准，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暂存的过渡状态。他自己也觉得不甚好，但只能退而求其次。“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关于翻译》）
　　鲁迅并不是一刀切，把所有东西都硬译。他是分体裁的。不是什么文章都需要“不顺的”硬译的。比如，他在1929年写给译者陈君涵的信中就这样写道：“我现在看了一点，以为是好的，虽然并未和别的任何译本对照。不过觉得直译之处太多，因为剧本对话，究以流利为是。”而对于小说，他在《“题为定”草·二》中也提到，“翻译《死魂灵》的事情。……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就随随便便，……”
　　由于过于倡导“硬译”，很多人觉得他的译文有些晦涩难懂，其实那不是他的本意。也是有一定的个人喜好的原因的，《鲁迅全集》“略例”之后，许广平的案语这样说：“那时先生正从章太严先生受小学，多喜用古字……现在将这些古字以及似乎句子难懂的地方，却仍旧存其旧，盖亦保存一时好尚。”然而，他自己也对自己译风略显晦涩很清楚。他在《小约翰》的《引言》中就坦白地说，“务欲直译，文句反成蹇涩；欧文清晰，我的力量实不足以达之。”后来，又在《艺术论》的《小序》中说自己参看了很多日译本，“仍苦不能通贯，费时颇大，而仍只成一本诘屈枯涩的书。”
　　在他译爱罗先珂《桃色的云》序中，他提到“日本语原是很能优婉的，而著者又善于捉住他的美点和特长，这就使我很失了传达的能力。……也终于定下开译的决心了，而反正如豫料的一般，至少也毁损了原作的美妙的一半，成为一件失败的工作；所可以自解者，只是‘聊胜于无’罢了。惟其内容，总该还在，这或者还能够稍慰读者的心罢。”
　　“自然，世间会有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硬译”的态度是辩证的事实求是的。明知道有许多缺陷而为之，是因为当时具体的国情，政治需要，他情愿用自己的“难懂的”译文来勉强填补一段空白，以寄期望于后来的好的翻译作品的出现。
　　四、“硬译”的结果
　　“硬译”的未来结果如何，他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
　　“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他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的译文放在历史的时间空间下，如果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则“传下去”，若是“到底不顺”，也就“剩落在过去里”了。把“硬译”产生的新词法，句法生存与否看做一个动态的，一直演变的过程，批判地继承，或许这才是他所希望的。
　　综上所述，鲁迅“硬译”观，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为特定的读者（“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服务，并有着改善中文的目的的一种翻译观。其本身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亦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当看待其“硬译”观时一定要充分考虑鲁迅本人的原意所在。
　　
　　
　　作者简介：魏思超，女，郑州大学外语学院2009级研究生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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