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可以说是西方修辞的奠基之作，对后世的修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鬼谷子》一书与《修辞学》产生于同一时代，历史上虽未引起重视，近年才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鬼谷子》中的修辞理论，但对它战国时期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修辞理论上价值极高。中国这本修辞学巨著不但与《修辞学》产生于同一时代，其理论上也有许多的相似之处，特别是都比较重视演讲受众的心里作用。本文通过探讨两部修辞巨著的相似之处，希望能够引起修辞学界对《鬼谷子》的重视，从而对其进行更多的研究。也希望通过对比能够增进对两部修辞著作的了解与研究。
　　[关键词]《修辞学》；《鬼谷子》；亚里士多德；受众
　　
　　一、引言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可以说是西方修辞的奠基之作，对后世的修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鬼谷子》一书与《修辞学》产生于同一时代，历史上虽未引起重视，近年才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鬼谷子》中的修辞理论，但对它中国战国时期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修辞理论上价值极高。中国这本修辞学巨著不但与《修辞学》产生于同一时代，其理论上也有许多的相似之处，特别是都比较重视演讲受众的心里作用。《修辞学》有很多专门的论文论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如硕士论文《理论与实践：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等。还有很多学术著作中涉及到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的修辞思想，如《西方修辞学史》（刘亚猛）、《汉英修辞比较研究》（胡曙中）和《西方修辞学》（从莱庭）。论及《鬼谷子》中修辞思想的文章和著作，则相对很少。如《中国修辞学史》（周振甫）和《鬼谷子 中国修辞学的最早源头》（高圣林）。前者论及了他两个徒弟，苏秦张仪的修辞学说，却对鬼谷子只字未提。后者集中分析了，《鬼谷子》一书的修辞思想和修辞价值, 虽与《修辞学进行了对比，但囿于作者对西方修辞所谈不多，对比不够深入。有涉及春秋战国与先秦修辞对比的文章如，《中西古典修辞学异同比较——以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罗马为例》。此文大致比较了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却未对比《修辞学》与《鬼谷子》的异同。两本修辞巨著在同一时期产生于东西方，且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背景，修辞内容，以及命运都比较相似。本文通过探讨两部修辞巨著的相似之处，希望能够引起修辞学界对《鬼谷子》的重视，从而对其进行更多的研究，也希望通过对比能够增进对两部修辞著作的了解与研究。
　　二、《鬼谷子》与《修辞学》的相似点
　　1.命运相似
　　 两者都为修辞学巨著，但问世之后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鬼谷子》一书至今才有人开始研究它，但在修辞学界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亚氏的学说在当时以及随后的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未能引起修辞学家的广泛兴趣。《修辞学》一书一直到13世纪才有最早的拉丁译本，15世纪才开始引起意大利人文学者的注意并首次有了印刷版（刘亚猛2008：64）。西方修辞史学家托马斯·M.康利曾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尽管充满了智慧和天才，它在其作者身后的许多世纪内却谈不上有什么影响……事实上，可以说一直到了十九世纪它才被看成对修辞学发展真正作出重大贡献的经典（Colley 1990：17）。原因在于，亚里士多德本人具有迥异于雅典的边缘文化背景。他曾经受到柏拉图修辞批评精神的长期熏陶。他带到修辞研究的是一种典型的学者／思想家的视角而不是典型的修辞实践者的兴趣。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他的《修辞学》在所处的时代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表述，一种阳春白雪式的见解（刘亚猛2008：64）。
　　同样虽然苏秦与张仪仰仗《鬼谷子》一书中的辩说技巧而纵横战国。但是其中的理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其后都没有获得较大的重视。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鬼谷子》讲得是口语修辞，而从秦朝开始至清朝灭亡，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没有言论自由。说话都要战战兢兢，哪敢辩论，更甚者到了清朝大兴文字狱，人民说话都要三思，更别说辩论。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到五四运动，儒家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儒家思想以仁义礼忠为核心，而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则品格恶劣为人不齿，加之《鬼谷子》一书中讲权谋与劝说，为达到目的而可利用金钱财物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很容易理解，在一本书长期处于主流意识的对立面它的结果会怎样。
　　中国修辞界从秦以后，把关注点一直放在了书面修辞之上，而忽略了口语修辞。书面修辞方面著述甚丰，如六朝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南宋陈骙的《文则》和元代王构的《修辞鉴衡》等。而则没有一部有关口语修辞的著作。
　　2.定义相似
　　定义相当完备。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待验也。(《权篇第九》)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游说，就是说服对方；说服对方就是要从对方那里有所得。修饰言辞，就是要凭借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凭借它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言语有所增减。回答应对，需要流利的说辞；流利的说辞，需要轻松地谈论。要遵循义理，就要阐明它；阐明了它，就要符合事实，经得起考验。
　　定义很完备，其间包括了修辞的目的、发明与演讲等。比同一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以下简称亚氏）的定义要丰满充实。亚氏在《修辞学》第二章里如此写道：“修辞的定义可以这样下：一种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亚氏的定义里面着重强调了目的，而其他的修辞方面则没有涉及（虽然在书中这些方面都有涉及），如谋篇布局和演讲。
　　3.都比较重视受众方面的研究
　　《修辞学》与《鬼谷子》中都用大量的篇幅，对受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和分析。两者都认为受众所处的心理状态会对劝说的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必须予以重视。
　　亚氏的《修辞学》中如此写道：“既然修辞术的目的在于影响判断（公民大会要做决议，审判要下判决），那么演说者不仅必须考虑如何能使他的演说能证明论点，能使人信服，还必须显示他具有某种品质，懂得怎样使判断者处于某种心情。演说者需显示他具有某种品质，须使听众认为他是在用某种态度对待他们，还须使听众用某种态度对待他，这些办法大大有助于使人信服，特别是在政治演说中，其次是在诉讼演说中。”在整部著作中亚氏花大量篇幅分析了多种情感对人的判断力的影响，从而来指导修辞实践，例如：愤怒、温和、恐惧、羞耻、慈善、怜悯、愤慨和忌妒等多种情感。之后有讨论了人的年龄对劝说的影响。《鬼谷子》一书中也多次提到受众的情感对劝说的影响。夫贤、不肖；智、愚；勇、怯；仁、义；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捭阖篇第一）。鬼谷子谈了如何利用喜和恶：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具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知其变（揣篇第七）。鬼谷子不仅谈受众的感情也谈了受众的其他特点，以及如何劝说他们。“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拙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是故与智者言，将此以明之；与不智者言，将此以教之，而甚难为也。故言多类，事多变。故终日言，不失其类，故事不乱。终日变，而不失其主，故智贵不妄，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此段基本上包括了所有种类的人，并且讨论了劝说不同的人时，分别用什么样的策略。《鬼谷子》涉及受众的篇幅虽然远远不及亚氏的《修辞学》，但是其对受众的重视不亚于亚氏，对受众研究的深度也不亚于亚氏。
　　三、结语
　　通过上述研究表明我国的修辞理论在战国时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鬼谷子》一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与它当前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他们二者都比较关注受众的感情，对修辞效果的影响，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虽然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在一定的时期内没有得到重视，但到十九世纪就已被奉为经典，而《鬼谷子》至今也没有得到中国修辞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它们两者的相似点，引起学界对《鬼谷子》的重视，同时也希望能给《修辞学》的研究提供一些灵感。
　　
　　
　　作者简介：李金隆，男，河南周口人，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 李金隆： 《修辞学》与《鬼谷子》修辞对比研究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