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内有关《女神》的定位,如革命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等都不如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根源》中所定性的奔放的浪漫主义来的贴切。其中有关思乡情结和偏执狂的论述最为切合郭沫若和他的《女神》,所以本文试以伯林的有关浪漫主义的论述来分析《女神》,以为其寻找浪漫主义的根源。
[关键词]《女神》;浪漫主义;郭沫若;伯林
一、 伯林的浪漫主义总论
以赛亚·伯林是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的《浪漫主义的根源》也许在文论史上并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从深层次探讨了浪漫主义的各个方面,带有很强的哲理性和可操作性,尤其是他所作的拘谨的浪漫主义和奔放的浪漫主义的划分以及分析了同的持久影响,以便于我们从根本上来认识浪漫主义。
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以赛亚﹒伯林对于浪漫主义约略有一个总体特征的描绘,他说:“……浪漫主义是统一性和多样性。它是美,也是丑;它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是拯救社会的工具;它是有力的,也是软弱的;它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它是纯洁也是堕落,是革命也是反动,是和平也是战争,是对生命的爱也是对死亡的爱。”在这里我不厌其烦地将这一长段论述引在这里是为了说明浪漫主义的复杂性。而它这种复杂性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这就是,人们具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对于人类事物做出一个统一性的回答很可能是毁灭性的。
伯林认为浪漫主义者极具有现实的选择和行动的自由,他把浪漫主义分为拘谨的浪漫主义和奔放的浪漫主义。这是从自觉与否的层面上来讨论的,显然郭沫若在接受西方思想和自我意识上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郭沫若在“自我表现”那种激情澎湃难以抑制的情感的同时,也有他的苦闷与哀愁,这就是除了那些时代性的作品《女神之再生》和《天狗》以外的诗篇如《死的诱惑》中流露出来的困惑与无奈。但无论如何郭沫若是那个时代的呼声,不管从哪个角度定位,他都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二、《女神》的定位:奔放的浪漫主义
郭沫若的诗歌具有多元化诗风的倾向,这也契合了伯林所界定的奔放的浪漫主义。他认为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中存在着无限性,它是无穷无尽的,有限性试图成为无限性的象征符号。而这种思想导致了两种有趣而持续的现象,其一是思乡情结,其二便是某种类型的偏执狂。
(一)思乡情结
思乡情结源于某种尝试,尝试本身是一种表达。对于浪漫主义者而言,这是一种渴望。因此人们不得不远走他乡,寻求异国情调……而郭沫若恰恰在有意无意当中暗合了伯林在《浪漫主义根源》中所划分的奔放的浪漫主义的理念。
在《炉中煤》一诗中,诗人恰切地表达对祖国无限强烈的眷念之情,这种情感是燃烧着的,犹如煤炭在炉中熊熊燃烧一样,“燃到了这般模样”!显然,这是“火在欢唱”! 《黄浦江口 》也是他1921年回国后看到黄浦江与梦中渴望的故乡,所焦想着的爱人 ”合拍交融。。于是放声高歌 ———“平和之乡哟 ! /我的父母之邦 !”再就是郭沫若对日本的深切恋情。本国不能让他尽抒情怀,他便出走,远走他乡,向异国寻求情调。所以他有很多诗篇是描写日本的,这也是一种思乡情结的表达,如《夜步十里松原 》、《笔立山头展望 》、《Venus》、《别离 》等 。
(二)偏执狂
另外一种观念,即偏执狂,则与思乡情结有所不同。它反映了浪漫主义乐观主义的一面。在这里,浪漫主义者认为只要不断前进,只要拓展我们的天性,摧毁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不管它是什么……,我们就能在这个摧毁的过程中不断地解放自己,使自己无限的天性在更高、更广、更深远、更自由、更有活力的境界中翱翔,仿佛接近了我们梦寐以求的神圣。
“天狗之再生”体现了“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审美精神,这个‘我’就是诗人自己,是主宰万物的‘主体的人’,是破坏力、创造力的象征。这与其说是一种泛神论的观点,表现了诗人囊括宇宙翻江倒海的艺术气魄。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偏执狂。”《心灯》中他似乎以为自己具有破坏一切的力量,能够摧毁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于是“我就是我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那种强大的力量,似乎整个天地间都被他尽收眼底,可以“不断地毁坏,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努力哟!” 再加上《女神》中《晨安》、《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诗篇,把他定为伯林论中的偏执狂怕是再恰当不过了。
三、《女神》作为浪漫主义代表之作的价值
在中国新诗短暂而不失辉煌的历史上,郭沫若的《女神》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女神》虽然不是中国白话新诗诗集的第一本。但它以自己特有的激情与意趣,对新诗起到了诗兴纠偏和诗性建构的作用,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女神》以鲜见的大胆与真率向人们显示了“诗是写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这一独到的金言,郭沫若无疑是白话新诗的开拓者和创缔者之一, 而《女神》是他新诗创作的第一篇。
《女神》中那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激情澎湃、汪洋恣肆的诗风,一向被视为《女神》的基本风格,这也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偏执狂的一面,进而甚至被视为典型的郭沫若风格。学界一向忽略了他所表露出来的思乡情结,但这和以上的情感恰恰是郭沫若完整人格的体现。
郭沫若在他的《女神》中表现了他浓厚的思乡情结和他作为现代新诗诗人偏执的一面,这在伯林的《浪漫主义根源》那里找到了归宿。
参考文献:
[1]郭沫若著.女神[M].
[2]以赛亚·伯林著.吕梁等译 浪漫主义的根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3]郭沫若.创造十年[A].沫若文集 七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
[4]李育红.伯林浪漫主义研究述评[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
作者简介:闫伟伟,四川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