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感饱满的前提下讲智慧姜广平文学教育·中旬版2010年第4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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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4期 ID: 153079

[ 姜广平文选 ] 　　

在情感饱满的前提下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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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感饱满的前提下讲智慧

◇ 姜广平

　　东西,原名田代琳,男,1966年3月出生,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获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长篇小说《后悔录》分别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小说家”奖、《新京报》“2005年度文艺类好书奖”;本人获中华文学基金会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后悔录》、《耳光响亮》;中短篇小说集《没有语言的生活》、《我们的父亲》、《不要问我》、《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猜到尽头》、《痛苦比赛》、《东西作品集》(四卷)等。小说《耳光响亮》、《我们的父亲》和《没有语言的生活》分别被改编为同名20集电视连续剧,统称为“后家庭伦理剧三部曲”。
　　
　　姜广平:我在阅读《没有语言的生活》时,深深膺服于这部作品的是,小说的写作,说到底是需要一种智慧的。用语言描写没有语言的生活,如果没有一种智慧,没有充分的技巧,恐怕是很难将这篇小说写作下去的。
　　东西:开始我只想写一个聋子,写他听不到任何指令,哪怕像卡夫卡他爹“去死吧”这样的呵斥他也听不见。写着写着,发现了问题,觉得只写人的某一种残缺很难超越前辈,很可能就是重复。于是我停下笔,开始给自己设置障碍,提高标杆。想了一礼拜,忽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把聋哑瞎放到一起来写?有了这个构思,我才兴奋,对这个小说才充满更大的信心。事实证明,你设置的障碍越大,读者就越喜欢。写作其实是切断所有平坦的大道,选择其中最难走的那一条,所以我的写作一直都很犹豫,轻易不敢一溜小跑。
　　姜广平:使我感觉到写作智慧的还有《后悔录》,这本书的结构方式是需要智慧的,中心词“后悔”的展开,我觉得更需要智慧。因为你是在使用一个关键词在支撑着中心情节。
　　东西:这小说主要是写一个后悔的人——曾广贤,他是我心灵的一部分,只不过把他放大了而已。每个正常的人都会有后悔,问题是怎么样写后悔才到位?这是我的难题。小说我开了六次头都不满意,直到找出后悔的关键词“如果”才高兴起来。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没意见,那我就开始讲了。”写到最后一章,就是全部“如果”,整整用了一万多字让曾广贤把自己的经历全部“后悔”一次,直悔到植物人的父亲掉下眼泪。
　　姜广平:关于这本书,我后来想起来,还得问你一点的是:我们也都经历过后悔,有时候还真的是深刻的后悔,然而,譬如这本书,有了很为广阔的历史纵深感,然而,作为一个小人物,他注定是要被时代的洪流淹没的,用昆德拉的话讲,只存在一次的事就像压根儿未存在过。昆德拉反复强调说,生活是一张永远无法完成的草图,是一次永远无法正式上演的彩排,人们在面对抉择时完全没有判断的依据。我们既不能把它们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这样一来,你书写后悔的意义何在呢?
　　东西:关键是有的人从不后悔,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比如我们对历史的错误,不要说忏悔,就连后悔的念头都不曾有过。我们很善于把责任推给大环境,推给组织,个人从不承担责任。所以谢有顺说“曾广贤原本是一个渺小的人物,但因为他承担责任,他的生存就变得真实而高尚。《后悔录》仿佛在告诉我们,小人物承担个人的命运,跟英雄承担国家、民族的命运,其受压的过程同样值得尊敬。”我尊重并同情曾广贤,甚至认为有后悔的人是可爱的人,尽管他有耍赖的地方,但是他在不停地调整自己的选择,凡是没选择的道路他都认为是最好的道路,这像唐?吉诃德的幻想,是人类美好的情感。如果我能像鲁迅写阿Q那样写出人类的普遍性,那应该就是创作的意义了。
　　姜广平:你是如何看待作家的写作“智慧”的呢?在这一问题上,我总觉得北方作家,他们的写作非常质朴,而南方作家似乎更多地是在较量着写作的智慧。
　　东西:你多次提到了小说的“智慧”,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写作技巧,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以讲究技巧为己任,在文学形式上有了很多突破,出现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作品,这让中国读者开了眼界,同时也陷入技术的泥淖,弄得好多作品连专业人事也看不懂。鉴于以上教训,“新生代”的作家们纷纷转向写现实、写身边、写身体,彻底地放弃了技巧,生活怎么样就怎么写,技巧不见了,所有的作家都是一种写作腔调。我一直主张既要“写什么”,又要“怎么写”,所以保存了先锋小说的一些遗风。但是,一个作家需要什么样“智慧”很值得研究,如果只剩下“智慧”而没有情感的投入,那是可怕的写作。我喜欢在情感饱满的前提下再来讲“智慧”。从《没有语言的生活》到《后悔录》,我的写作总是从情感出发,以艰难开始,是一种很笨的用身体去体验的写作,只不过想多了、改多了,才有一点点你说的智慧。
　　姜广平:在情感饱满的前提下讲智慧,这应该是最本真也最伟大的写作状态。事实上,你所说的智慧,倒真的有可能是在最初写作时所无法具有的。刚刚萌动的只是一种写作念头与冲动,那时候无法讲智慧。而在写作过程中,如你所说,想、改,这样形成了智慧。看来,我过去对写作智慧的认识确实存在着误区。
　　《没有语言的生活》让我想到你的语言,你对语言的感悟,似乎是从“没有语言”出发的。“没有语言的……”这种先锋式的话语,即使到了现在,也仍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之外,你在《我们的感情》这个短篇里有一句话:“没有语言的性关系,等于梦遗”。你为何对“没有语言”这么执着?是不是想强调沟通之难?
　　东西:语言就是我们的合同,如果没有合同,许多事情即使做了我们也不自信,仿佛是在做梦,因此,这个世界上才有那么的报纸、电视台、电台、杂志,它们要不停地说,把我们做过的事记录下来,用语言不断地重复,使我们自信并且相信。当然,我对语言的强调,或许是因为童年的经历,我出生于一个没有语言的乡村,准确的说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乡村,除了内部的沟通,你的声音传不出去,你的美丽和伤心无法表达,直到我能够写小说,人们才知道广西有一个名叫谷里的山村,那里有茂密的青冈树、忧伤的夕阳、善良的父老乡亲。当《没有语言的生活》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时候,有人叫我谈创作,我说这就好比原来我是一个哑巴,突然会说话了,所以你们惊讶。
　　姜广平:这话有点意思,至少好玩。其实,我强调小说的智慧,也是指的好看与耐看。《没有语言的生活》至少在耐人寻味上做到了别人所难以做到的。
　　在《没有语言的生活》和《后悔录》中,其实都涉及到了苦难叙事。然而,在苦难叙事的过程中,你似乎又总忘不了幽默与荒诞,有意无意地将苦难加以变形与夸张,这样做是不是把情感的成分减弱了?作品会不会因此而缺少感染力?
　　东西:难道生活中苦情的东西还少吗?几乎比比皆是。报纸和电视台也不乏苦情的新闻,甚至到了展览苦情的地步。特别是“底层写作”被人提出之后,许多作家就以展览苦情为主业,滥用这个口号,弄得像我多年前写的一个小说《痛苦比赛》。郜元宝说过如果鲁迅只写了祥林嫂的苦那不叫大师,只算一般作家,但他写了祥林嫂的苦之后,还写了祥林嫂的追问:死后有没有灵魂?我赞同这样的观点。一个作家不能只赚读者的眼泪,还要让作品超越苦难,而幽默正是化解苦难的手段,荒诞则是让我们更深刻地记住。
　　姜广平:这里,幽默与荒诞也有一个方法或者是度的问题。正如你说的,《没有语言的生活》写得比较内敛,而《耳光响亮》则显得张扬。这是不是一个作家随着写作的成熟,会越来越放得开或者越来越有写作的信心?
　　东西:不是。这是写作者的多种风格,以题材来决定,和当时的写作心情也有关系。
　　姜广平:我所提出的问题,可能要归结到小说的可能性及其边界的问题。你的很多小说显示出一种幽默荒诞的品质。在我看来,这种品质可能彰显出小说的可能及其边际。也就是说,就像《耳光响亮》,如果不以那种幽默得近乎黑色、残酷却又显得荒诞的方式,小说是否有可能成立,便成了一个问题。而在读者的接受上,可能也会有一个障碍。
　　东西:《耳光响亮》改编为电视剧之后,就把许多夸张、黑色幽默东西的收敛了,但它同样有很好的收视率,就连我尊重的王安忆女士也表扬这个电视剧。可见,这个小说的成立是以情感、牛红梅的命运以及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为基础的。最近出了一个电影叫《疯狂的石头》,好多影视公司来找我,说我的小说写得像那个“石头”,我就觉得他们特没水平,很善于跟风。要知道我的小说,像《耳光响亮》、《痛苦比赛》、《我为什么没有小蜜》、《不要问我》等等,都是五年或十年前的作品,那时中国的读者不喜欢夸张、幽默和荒诞,只喜欢一种小说——老实的小说。他们看见现实荒诞了,才回过头来说我作品的好话。现在我担心的不是荒诞的作品有阅读障碍,而是怕遍地荒诞,以至于媚俗。
　　姜广平: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从《巨人传》开始,幽默与荒诞就伴随着小说,小说也以这种形式,洞穿了现实的荒诞与变形。当然,具体到《疯狂的石头》,我觉得它的意义不在荒诞而只在疯狂——这一点,揭示了现实的某种具有扭曲力量的品相。但这里还有问题,老实的小说其实是很难为的,而且,它伴随着一个问题:在幽默与荒诞下,小说的叙事有没有不可逾越的边际?如何设定这一不可能的边际?
　　东西:荒诞小说以“心里真实”为边界,就像卡夫卡把人变成甲虫了,但那甲虫的思维还是人的思维。现在,许多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远比小说荒诞,我的小说只是看到了荒诞的地平线。
　　姜广平:我总觉得,荒诞这一美学范畴其实又有许多边界,譬如,整体荒诞而细节真实,中心事件荒诞而作为陪衬的环境真实。有时候,我更想问一问,荒诞的意义何在?小说家们为什么喜欢这样的手法?读者又如何看这样的小说?
　　东西:那么我就要问你小说的意义又何在?我认为小说主要是让我们认清事实、抚慰人心、警惕麻木……而荒诞小说的变形夸张,就像在小说中加大药量,让读者更加触目惊心。传统的小说,读者已见怪不怪,现在换一个角度,他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生活是这样的!
　　姜广平:传统的小说似乎也会有这样的力量。我总是觉得幽默,特别是荒诞,仍然是“药”或者是“大药量”在起作用。仍然是借助了外力。
　　当然,我注意到,你的荒诞意识似乎一开始就出现了,《商品》里充满了荒诞意识。《耳光响亮》里的荒诞就更多了。《后悔录》虽然围绕着性写,但那种骨子里的荒诞感还是非常明显的。有时候,我觉得荒诞这东西滑头得很,它表明着作家没有与生活正面接触短兵相接。但又说不定是作家的智慧,作家走过了生活,越过了生活。然后从高处从远处来呈现生活。不知这样理解你的小说写作是不是可以?
　　东西:以为荒诞小说就是逃避生活或者不敢正视现实,那是绝对的错误。能够看到现实中的荒诞,就必须以了解现实为前提,也就是看见了太多的事实才能一笑置之。这是对生活的超越,也是给心灵寻找出口。
　　姜广平:你是如何与这样的小说品质遭遇的?这与一个小说家的个性、气质和人生经历究竟有哪些相关?
　　东西:有点复杂,我也说不清楚,你看那些敏感的作家,他们的笑声总是比别人快,他们总会在别人不笑的时候发出笑声来。这也许与人生态度、生活经历和个性都有关系,或者跟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关。那时搞“文化大革命”,我的父辈吃饭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平时还要跳忠字舞,还会因为坏人的指标不够被拿去批斗,整个中国都生活在荒诞之中。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不荒诞才怪呢!
　　姜广平:我们再来谈谈关于苦难叙事的话题。苦难作为题材,可能人们看到了它的容易度,其实一个真正的作家面对苦难是有难度的。你觉得在面对苦难题材或作苦难叙述时,其难度何在?
　　东西:关键你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写苦难。如果你站在苦难者的立场,那么你是希望这种苦会变成甜,希望苦有尽头,所以就会寻找苦难的出口。而问题是有些作者喜欢站在高高的楼上俯视苦难,甚至把苦难当成表演,他利用了别人的苦却没有半点同情心,这样的写作很不够意思。我本人就是贫苦出身,你在我作品里看到了苦,那都是自然的流露,是我的真实体验,并不是用放大镜找来的。但是我的作品并不只是悲情,而是苦中作乐,有辛酸也有温暖,就像小时候希望自己能变成干部那样,一直都有盼头。
　　姜广平:还有苦难题材的伦理意义,苦难题材是否可以有助于文学走出道德困境?苦难叙事的难度何在?你在写作过程中,是否有意识地将先锋写作与苦难叙事做了一次拼接或者拼贴?
　　东西:我的小说一直都有喜剧成份,准确地说是悲喜剧。如果是生硬的拼贴,那作品肯定会假。书上说内容决定形式,这一点没错。你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把内容从形式中剥离出来,已经把写作当成了一种技术劳动。我不否认写作是一种技术,但它是心灵的技术,是有感而发的技术。苦难也不是我惟一的小说题材,只是我写小人物,所以多了一点悲苦。但是小说的人物都活得很快活,即使是聋了的王家宽、瞎了的王老炳,或者一次次受到伤害的曾广贤,他们像我一样生活在困难中,却从来没失去信心和幻想。现在不讲题材决定论了,任何题材都不是文学的灵丹妙药,更不是走出道德困境的救命稻草。文学看的是整体实力,而不只是看你写什么,喜剧或者科幻小说也能给我启发和感动,没必要在一个题材吊死。好小说是写人类的普遍困难,而不只是写自己的伤疤。
　　姜广平:最后,是否能给我们说说《耳光响亮》和《后悔录》这两部长篇写作前后的状态?创作这两部长篇时,心态又有哪些不同?
　　东西:《耳光响亮》是呐喊,《后悔录》是呻吟。写前者的时候我特别激动,希望别人能听到我的喊声,很狂,很夸张,渴望同情。而后者,则收敛了许多,变成了呻吟。呻吟是忍受,是自我对痛苦的消化,没有向别人求救的半点企图。我在写《后悔录》的漫长过程中,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力求准确地表达人物,不多说哪怕一个字。有人说这个效果已经出现,我高兴了好几天。
　　资料链接:
　　资料1:第四届华语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东西的授奖辞
　　东西是一个尖锐的人,一个饱含同情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从世道人心中那些微妙的疑难出发,以富有现代意味和精神警觉的叙事,生动地讲述一个时代的欢笑和泪水。他所塑造的那些躁动的灵魂,在守护自身残存尊严的同时,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孤独和荒谬。他关怀这种荒谬所导致的生命疼痛,又不断赋予这种荒谬感以轻松、幽默的品质。他出版于二○○五年度的《后悔录》,书写了一个小人物如何在禁欲和纵欲的年代里用一生来犯错、又用一生来后悔的荒诞经历,并在新的叙事难度下为个人的不幸作了巧妙的辩护和注释。他写了悲伤,但不绝望;写了善恶,但没有是非之心;写了欢乐,但欢乐中常常有辛酸和叹息。他的小说超越了现世、人伦的俗见,有着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的灵魂刻度。
　　资料2:第五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2005年度作家东西授奖辞
　　东西:东西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出色的青年小说家之一,他的写作体现出独特而成熟的艺术才能。他在本年度发表的长篇小说《后悔录》是一部不屈不挠地直问本心的作品,它在历史、政治与人性的错综关系中对中国人复杂的精神生活做出了有力的分析和表现,它在严峻的难度下推进精神叙事,证明了东西对中国小说面临的根本疑难的敏感和克服疑难的雄心和能力,也证明了年轻一代小说家的写作所可能达到的超越性境界,《后悔录》由此堪称本年度最为突出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
　　资料3:屋顶上的东西作者:张柱林
　　有一天晚上,我已经进入梦乡,电话铃突然响了。钟指向子夜十二点,发疯似的铃声似乎正在预告一件重要的事情。电话里传来的是东西那不容置疑的声音:你马上打的到某酒店某号,的费我出。我问了一句,干什么,马上就觉得是多余。一般情况下,这都是他写完了一个作品或某场戏,需要放松,或者写不下去,心烦,需要发泄的时候。他说,这还用问,打拖拉机。实际上,此前两天我们刚刚打了一场,打完一夜后,几个人面黄肌瘦,走在路上,高一脚,低一脚,风都能把人吹跑。东西眯着眼,恨声说,不能再这样干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我都可以写两千字了。要知道,那可是好几千人民币啊。可是我还没有从熬夜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他就不顾人死活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把人当成打拖拉机的110,让人时刻准备着,随叫随到。你可以想像,打完后他又会后悔一轮。
　　去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后悔录》,写一个一辈子没有和女人过过性生活的男子,老是处于不停的后悔中,觉得应该做好的事情都被自己办砸了。表面看来,这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大有关联。后悔是人类都会产生的一种心理,从前没有作家很好地表现过,到了东西这里,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他的灵感和打拖拉机有关。每当看到主人公在书里大发感慨后悔的时候,我就想起,东西每次打完牌后,都会痛心疾首,说太消费时间了,发誓今后不再干这样无意义的事。
　　一个人在事业中的成功有很多原因,比如好的身体、机遇等等,我觉得东西的成功是他长期努力的结果,他为自己的事业做了很多准备。当他立志做一名作家后,他的业余时间都在写作或狂读当时流行的外国文学名著。老家天峨和河池地方小,好书不多,我就受命在武汉和南宁的书店里帮他寻找他想读的著作,还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借出书来寄给他。他很珍惜时间,善于利用时间。他还住在河池的时候,他家是我的中转站,每年回老家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两天。有一次,我长途奔袭,到他家时连提包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和家人马上下厨做饭,一会儿屋里就充满了温暖和饭香。正要上桌,他说,等一下,我灵感来了,先写几句。这几句一写,我的感觉是好久好久,墙上的钟滴答滴答,每一声滴答都让我的胃先扩张然后收缩,节奏配合很合丝合缝。等他终于出来,我正在变花的眼里,他是无比的满足,而我非常空虚,恨不得将桌上正在变冷的饭菜一把抓来塞进肚里充实自己。
　　这些年,他腰身慢慢变粗,写作忙了,锻炼少了。在天峨县中学做老师时,和一群年轻人住在一起,吃完晚饭,喊一声,大家跑到篮球场上,生龙活虎一番。到河池后,要召集一个篮球队很费时间,他就开始练习打乒乓球,这项运动后来成了他的强项。到南宁后,大家都很忙,打篮球当然不可能,打乒乓球也不容易,常常要拔好几个电话才找得到一个有时间打乒乓球的人,还要找场地,等人,时间就拖得很长,于是这项运动也基本取消,干脆买一个跑步机放在家里,不管外面刮风下雨出太阳,想跑就跑,一秒钟也不会浪费。他居住的地方越大,锻炼的空间越小,现在太忙,连跑步机也慢慢地被他抛弃。
　　上高中的时候,他是班上的生活委员。做这职务有一个好处,就是发电影票,班主任说这是精神生活。那时,他很想让班上漂亮女孩子的座位跟自己的靠在一起,可又怕同学们说他以权谋私。我私下以为,这是他从事影视剧创作并想做导演的原因之一,这可以让他堂而皇之地谋私。他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人。前些年,有些人见他去写影视剧,很惋惜,以为是浪费才华。不过一个好的作家不去占据最有影响的传播媒介,而让一些混混去瞎搞是没有道理的。东西写出了很好的影视剧,比如电影《天上的恋人》,在国外获了奖,去年他根据自己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响亮》播出后,反响强烈,连一位英国驻上海的记者都注意到了。有一天,他兴奋地打电话给我,说快找《参考消息》来看,除日期外,还指明了版面和方位。我觉得奇怪,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东西是不太看过于严肃的东西的。一看报纸,原来这位英国记者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中国的文化娱乐和影视生产,其中提到的唯一作品就是《响亮》。难怪东西那么得意。
　　大多数时候,东西是越来越安静了。激烈和仇恨已经掩藏到黑暗中。人要是不有点自欺精神,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活下去的。东西最近在把自己的鲁迅文学奖得奖作品《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成电视剧剧本,将由中国电视剧金牌导演杨亚洲执导,该剧正是要大力倡导精神胜利法。有一次,他到一所大学去演讲,出于某种原因,会场没有坐满人。他说,今天听众没坐满,这虽是我第一次碰到,不过这是一件好事,说明来的人都是应该来的人,是坚持和热爱文学的人,是真的喜欢文学,而不是听命令来的,凑热闹来的云云。这些年,他的写作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他为了过上好的生活,拚命写作,现在为了琢磨精品,好好体味生活,他写得很慢,有几年很少发表作品,以至于有人以为他东郎才尽了,去年一不小心弄出个《后悔录》,让文坛大吃一惊。他的眼睛还是盯着文坛的。以前他说,有50个读者就够了,现在这书卖了50000本他还希望加印。写了好作品,作家总是希望其价值得到承认的。两条腿走路也给他带来了一种心理平衡,好小说没得奖或卖得不好,他就在影视剧创作中寻得安慰。
　　东西喜欢嘲讽,但他并不只嘲讽别人,也常常自嘲。比如他对自己的身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感,碰到一个长得高大威猛的朋友,就会说我的身材如果有你这么好,根本就不会去写作了,别人一定以为他在炫耀自己智力上的优越感,其实他说的倒是实话。他这种善于嘲讽和自嘲的态度反映到小说中,就是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当他一本正经地叙述和描写的时候,常常是在讽刺,而你以为他在嘲弄人物的时候,他常常又满含同情和忧伤。《我为什么没有小蜜》就是典型的例子。嘲笑和同情混杂共生,读的时候感受是复杂的。
　　去年,四卷本《东西作品集》出版,包括《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猜到尽头》和《你不知道她有多美》,反响还不错,现在又要重印了,他说出那些数字的时候很有些得意忘形的气息。编这书的时候,他颇有点“悔其少作”的意思,许多他认为不成熟的早期作品没有收入,收入的作品也在语言上作了一些改动。一位法国翻译家在翻译这些小说的时候曾问两种本子为何不同,他没有正面回答,只称以《东西作品集》为准,好像这是定本。不知道以后他会不会还要修改自己的作品。他总是力图尽善尽美,对生活,对自己的作品,他都有这样的要求。
　　在小说《目光愈拉愈长》里,刘井为了看得更远更清楚,爬上了屋顶。她果然看见了遥远地方的真相。这时,眼一黑,她一头栽到了地上。东西的作品深刻地证明,人是无法承受真相的。东西自己何尝不是如此?这就是东西留给我的一个难忘的印象:他站在屋顶上,想洞察一切,但为了不在看清真相时从屋顶栽下来,有时只得闭着眼睛。不说凡人,就是上帝有时也不敢看见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