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水浒传》自成书至今,几百年流传不衰,可谓家喻户晓。它被冠于中国四大名著之内,已被人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过。尽管它不能算做纯粹的武侠小说,但至少可以被看作具有这种侠义精神倾向的小说,如果从它对英雄和武的崇尚以及对后世小说如《七侠五义》、《施公案》等的影响来看,似乎更可以这么说。把一部几百年前的古典小说来和今天颇为流行的金庸系列武侠之一《神雕侠侣》作比,可能不和一些人的胃口,他们会指责这种评价不合历史的标尺,但是把它们放在武侠文化的长镜下作一管窥,如果能比照其中的缺憾,那正是我所追求的。
　　[关键词]《水浒传》;《神雕侠侣》;英雄精神;人物情感
　　
　　一、英雄、侠客的精神气韵
　　大概武侠小说必须写武,否则便不能体现英雄侠客的面貌。韩非子很早就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水浒传》也不例外,这从它的初名《江湖豪侠传》也能看出。书中不仅写了武松打虎的神勇,还写了多次征战的胜利。
　　问题在于怎样看待这种和武相关的杀戮和征战?如果承认复仇是中外文学很普通的主题,那么像林冲手刃仇人,武松杀嫂,鸳鸯楼大开杀界,杨雄杀妻,还稍稍可以理解。但是当这帮好汉梁山泊聚义后为了这个集团的生存和发展所做的杀戮和征战就未必能被人接受。曾头市和祝家庄是两个地方性的大庄园,和梁山泊一样有着自己的斗士和武装。由于它的存在,对梁山利益构成威胁,便惨遭围歼。所谓的“逼上梁山”,除了少数几个,如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那样有特别遭遇的人外,很多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或者更大的好处,而并非不得已而为之。更有甚者,其中很多著名的将领,如秦明、徐宁都是被梁山设计陷害而勉强上山的,在三十四回这样写到秦明:“秦明见说了,怒气于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厮拼,却又自肚里寻思: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二则被他们软困,以礼待之,三则又怕斗他们不过,因此只得纳了这口气,便说道‘你们兄弟虽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太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这足可见一斑。
　　这种浓重的血腥味,有时更会赤裸裸的表现出来,以至于令人怀疑口口声声强调“忠义”的头领宋江的毒辣和狭窄,这也和他似乎深受儒家“忠恕”之道影响的形象相去甚远。如曾有恩于梁山的好汉朱仝,犯事以后,不愿上梁山,梁山为了拉他入伙,不惜设计陷害,由李逵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孩砍成两半。此种行为实在令人发指。对此,著名学者夏志清教授有些评论能启人思虑:“这些故事至今流传不衰,实在与中国人对痛苦与杀戮不甚敏感有关。”他还写到:“一个怪论就是:官府的不义不正,激发了个人的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他制造了比官府更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
　　对于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任何文明社会都是不能忍受的,但是作者似乎并没有作出丝毫的反思和批判。从全书对英雄的赞颂来看,作者可能以为这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朴素本色。这给后人的一个误区,就是容易误以为当时这种杀戮人们是能接受的。
　　《神雕侠侣》和《水浒传》的精神气韵不同。《神雕侠侣》里面的人物,无论是前丐帮帮主洪七公、东邪黄药师、还是郭靖夫妇、杨过夫妻都有着超人的武功,但这只是小说的表层形式而已,就象金庸先生自己所言:“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任何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在《神雕侠侣》中,杨过作为一个有个性的侠义人物,重阳宫屡受耻辱,被郭芙断臂,知道郭靖夫妇和父亲杨康之死有关,他也曾怀着怨恨和复仇的火焰,但是,最终还是被进一步的反思和良知所止住,而没有表现出一味的江湖快意恩仇。事实上,最后一回《华山之巅》还表现出更深层的对武侠和名利的反思:“黄药师笑道:‘老顽童啊老顽童啊,你真了不起,我黄老邪对名淡薄,一灯大师视名为虚幻,只有你,却是心中空空荡荡,本来便不存在名之一念……五绝之中,以你居首。”同时,也没有对敌对一方,始终抱着刻骨的仇恨,尹克西和潇湘子本来屡次和杨过为难但却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尹克西站起身来扶起了潇湘子向苍猿招了招手……两人挟着一猿脚步蹒跚,……众人见了这个情景,心下恻然生悯,也没有想到再来与他二人为难。”对于这一方面,严家炎教授有几句很好的评论:“旧派武侠小说一味强调所谓‘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中是看不到的。”不仅如此。如果结合《水浒传》后半部分来看,甚至可以说他的不成功很大原因是只看到宋江带兵攻辽,打王庆、方腊等如何英勇。以至于英雄面目绝大多数千人一面,没有个性。英雄面目被武功和杀戮所淹没。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武侠小说之梁羽生的论说:“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重要,与其说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
　　二、英雄,侠客的形象塑造
　　《神雕侠侣》和《水浒传》在精神气韵上迥然异趣,这最终还是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何谓“英雄”?魏刘邵《人物志》曰:“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以此观之,则是见《水浒》所谓一百八人,乃一百零八位英雄。其中最成功的英雄人物如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他们都具有独树一帜的英雄传奇美。黑旋风李逵,是富于英雄传奇美的一个突出形象。小说叙述他反客为主,“把手去碗里捞起鱼来,和骨头都嚼吃了”的纯真过人的气质;江州劫法场“脱的赤条条”,“大吼一声,却似半天打一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的惊人气概;泣岭杀四虎,奋不顾身的异常勇猛,打死殷天锡,置“条例”于度外的冲天豪气;扯诏谤徽宗,提拳打钦差的凛凛英风“抡起双斧,径奔上皇”,吓的梦中天子“浑身冷汗”的巨大威力,等等,把淳朴率真的出奇,粗卤梗直的出奇,勇猛莽撞的出奇的个性与坚定、彻底的斗争精神融为一体,构成他个性中最本质,最光辉的部分,无不使人惊奇、倾倒、赞叹不已。但即使是这些人物,也难以看到他们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各方面的精神需求。作者或许拘泥于古典英雄所应具备的一些条件:如重义气,爱武艺,疏财仗义,慷慨大方,不贪女色而嗜酒贪杯。这便最终造成文学深层的矛盾:虽然他们不象现代心理学家马斯洛那样知道人有诸如生理、归属、尊重、友爱等基本需要,但也不象《水浒传》中那样对女色保持着厌恶,在《水浒传》中关于正面英雄人物只能看到王矮虎一人贪色,而成为众人的话题和笑柄。事实上具有悖论意味的是作为反面人物的王庆、方腊等却被写成贪色、淫荡的人物。同为一时代的人,除非梁山人物本非血肉之躯,才能让人相信这一事实。与此相关的是,书中写了少数几个女性英雄人物,但她们也很难让人们看到它们的性别特征,毋宁说是男性脸谱化了的女性。
　　与此相比,《神雕侠侣》中人物的精神世界要丰富很多,就是由爱而入情魔的李莫愁,尽管杀人不眨眼,作者也没有把她简单化。在向既是情人又是敌人的陆展元寻仇时,当看到其后人拿着当年他赠与陆寄托爱情的信物时,便没有对其再下毒手。这个冷若冰霜、心如毒蝎的魔头在“活死人墓”中决斗,被杨过抱着时,也怦怦心跳,这些都真实的反映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在面对幼婴郭襄时,更表现出一个母性的慈爱,看似不可思议,想想又在情理之中。
　　“情”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取得了突出的位置。但即使象杨过这样对其师其妻小龙女具有执着如盘的爱情的人,在遇到新的异性时,也难免不会心头起伏,这在他和小龙女离散的一些插曲中遭遇程英、陆无双等人可以看出。这种描写真实可信,不会损害人物的高大和丰满,而是进一步丰富了人性内涵。
　　一般来说,作为英雄侠客,身上必须具备两种人格要素:一是仗义;二是超逸。这两种人格要素事实上反映了两种人生理想:建功立业和超凡脱俗。事实上,在《水浒传》中,那种“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士屈指可数,即使如燕青那样的眼光清醒者也是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悄然退去;而鲁智深、武松的最终走向寺院更多是来自一种命运中的神秘昭示,令人难以信服,所有这些,本身就是现实的困惑,当然也是作家处理这些人物命运和他们结局的困惑。《水浒传》中的好汉便在两难中间徘徊,象武松、李逵等反对“招安”的毕竟是少数,而象宋江等大多数,可以说从上梁山那日起盼望的就是这个结局,这不仅是人物性格的局限,更多的是环境使然。除此之外他们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即便杀到东京,真的就能凭李逵那三板斧?何况即便如此,宋江也不一定就比历史上其它皇帝更英明。这些不能不影响到人物性格塑造,在受招安后,宋江等可谓屡建战功,但却在忍气吞声中度过,只有李逵能在梦中痛快淋漓的杀死四大奸臣,但那毕竟只是梦幻而已。
　　这种困惑在《神雕侠侣》中也是存在的,但要弱的多。洪七公在雪山之巅炸蜈蚣吃的场景,一位闲云野鹤式的美食家的形象令人历历在目。这位淡泊名利,又热衷于正义的侠士,为铲除邪恶,在雪中熟睡几天几夜,而后和作恶多端的西毒欧阳锋在雪山之巅比武,朗笑声中,一化恩冤,双双死去,令人回味悠长。
　　可以这么说,在《神雕侠侣》中,这些侠士正是由于不热衷于功名也能随心所欲,不受牵制。在他们身上,更多的体现出一种飘逸性格,少了《水浒传》中英雄的人生羁绊,不过他们同样在现实面前没有退路,江湖世界也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人们为着情仇、财富、武学秘诀在争斗,追杀着。唯一的一条路是退隐,杨过和小龙女最后的归宿仍然是“终南山后,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处境的尴尬。
　　两书相比起来,《神雕侠侣》人物感情丰厚,还写了人物的变态情感,瓦解了简单的善恶对立模式,同时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了很好的刻画,符合现代人的情感;《水浒传》对英雄人物文学则是单线条的勾勒,虽然也有一些丰富的工笔描写,但总的来说,显得简约和朴素。
　　三、英雄,侠客的文化渊源
　　在上面的分析过程中,为了表述的方便,笔者把英雄,侠客的概念或放在一起使用。事实上,这样很利于表述他们的各自的精神面貌。宋江、武松等英雄绝不同于杨过、洪七公等侠士,在前者的视野之内,深存着对现实体制的认同和幻想,一个“逼”字从反面深刻的道出了他们对所处社会环境和现存体制的认可和接受;而后者更多的处于边缘社会,尽管他们有时为了民族大义,也挺身而出,但大多数都是功成身退。这就使得英雄人物往往要忍辱负重,而大侠却能够笑傲江湖。英雄和大侠虽然都看重名誉胜过生命,但意义并不相同:宋江、武松等所注重的往往是一种以现实功名业绩为背景的荣誉;而杨过等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是超越于传统伦理规范之上的个体尊严。就像徐岱先生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英雄是舍身取名,唯有大侠才是真正的舍生取义。”当然这里“义”是超越于意识形态和伦理之上的价值信仰。
　　人们往往易于把英雄和侠客相提并论,以至混同使用,这不只是一个习惯问题,而是由于“侠”这种社会身份在历史流变中过早消逝所引起的。追溯到最早对侠有赞许的司马迁,当其作《游侠列传》时说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死厄;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时,由于像韩非子所说的“侠以武犯禁”对现行社会的反叛,随着大一统的秦汉社会定型化,侠这种社会角色消逝是必然的,而人们所见的多是来自于后世文本的阐述。就像杨春时先生所指出的:“侠作为一种人格典范,侠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却保留下来,并最终成为文学阐述的对象,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形成武侠小说这一古典文体。”事实上,由于现实生存环境的压力和时空的差距,古典文学中的侠士已不可能完全如战国时期那种精神存在,中间染上了占主流意识的儒家建功立业,忠君爱国等等其它思想,更多的接近于人们所说的英雄质量。
　　《水浒传》中的古典英雄带有浓重的侠义精神,但和先秦时期的真正的侠士相比,仍然相去很大。《神雕侠侣》倒是对真正的侠士精神的一次遥远的回归,在“人心不古”的现时,他虽有着令人向往的精神气象,但又像一个遥远的梦,有着难以拥抱的“乌托邦”性。好在文学作品毕竟不是现实的等同物,他有自己的超越层面,尽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至少能够给人们开拓出一片精神圣地来。如果人们不完全被《水浒传》的威名所迷惑,或许比照起来,也不会那么赞美他。
　　
　　作者简介:赵啸非(1974-),硕士,河南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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