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下观”这一以文化而不以民族作为区分原则的文化观念、心理观念,与“华夷之辨”一样几乎统筹了中国上下两千余年的文化心理。但随着民族主义浪潮的袭来以及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这场战争也就成为了“天下观”没落以及现代民族意识崛起的重要转折,中国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了近代社会变革大潮中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来。
　　[关键词]天下观;华夷之辨;民族主义;民族意识;甲午战争
　　
　　“民族”(nation)这个词在古代中国人的理解中与“国家”是“融凝为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2],古往今来,中国常常都以多民族国家的面目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中国自古就是这样一个囊括了多个民族在内的国家。用史学家钱穆先生的说法就是:“中国人很早便知以一民族而创建一国家的道理,正因中国民族不断在扩展中,因此中国的国家亦随之而扩展。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做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3]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常能看到“天下观”“华夷之辨”之类与民族、国家概念相关的说法。
　　一、“天下观”与“华夷之辨”
　　从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来看,中国文化发源于一块非常广袤的土地之上,东、南临海,西有高山,北有严寒,在这样一个空间广阔且相对隔绝的地域上,缺乏现代地理知识的先人自然会认为自己所处的地域就是世界,就是天下。因此,钱穆认为“在当时(秦汉)中国人的眼里,中国即是整个的世界,即是整个的天下。中国人便等于这个世界中的整个的人类……‘民族’与‘国家’其意义无异于‘人类’与‘世界’”[4]。这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对“天下”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只是最初的一种空间观,当这种自然的空间观与文化相融合之后,就形成了传承了数千年的“天下观”与“华夷之辨”。
　　“天下”首先是中国古人的一种空间观,在他们视线所及的范围内,中国就是天下,中国就是世界,即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世界的中心。这种观念不仅中国人有,西方民族也是如此。曾几何时,欧洲人的视野也并没有比欧非大陆更为宽阔,他们对亚洲的发现也正如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视野逐步扩大的产物。古代中国人在认为了自己所处的位置是世界的中心之后,在“天圆地方”说的影响下认为天下的大地就像一个四方形的棋盘一样,向四周发散出去,由此就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概念。而这二者之间又存在这文化上的层级意义,即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是荒无人烟,就越是野蛮,越缺乏文化气息,文明的等级也就越低。于是,“九州”“五服”的概念应运而生。“九州”的划分始自《尚书·禹贡》: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九州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河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河南、四川、陕西和山西等地,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划分。而“五服”是一种以洛阳为文化中心的距离层级的划分,以五百里为一个距离单位,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根据《禹贡》的记载:“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显而易见,无论是“五服”还是“九州”,都体现出了古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中国古人早在《禹贡》的年代就已经构建出了一种等级有序的,从中心到边缘文明等级逐步递减的空间观念,这种空间观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空间观或者地理上的空间观,而是以文化作为主要的区分依据的空间观,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空间观。这种以文化作为区分依据的现象不仅体现在空间观念上,也体现在对民族的态度上。
　　中国古人对居于四面边陲的少数民族称呼为蛮夷戎狄,即在东为夷,在南为蛮,在西为戎,在北为狄。诸夏族与蛮夷狄戎的区别不在于民族、血统的不同,而在于文化的差异。商人本为东夷人,也称鸟夷人,聚居地大概以山东半岛为中心,北至东北地区,南达江苏,西至河南,后受到诸夏文化的影响逐渐汉化,并纳入到诸夏文化圈当中,之后不再以东夷人称之,而成为诸夏族的成员之一。此外,周朝姬姓诸侯本为华夏皇族,但也有称戎称狄的,如晋文公的母亲就叫大戎狐姬。楚国位于蛮荆之地,自称蛮夷,但春秋时期,楚庄王也成为诸夏的盟主,称霸一时。由此可见,蛮夷狄戎并非是从血统上来划分同种姓,这也不是一种民族的界限,四夷与诸夏分别的界限在于文化,正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因而,华夷之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之辩,是表现在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上的区别。诸夏族是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城市国家的通称,凡是不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又不以城市国家为组织形式的社会组织就不是诸夏,而是四夷。
　　从蛮夷变成诸夏成员,这其中就必然涉及其共同的心理认同,这种共同的心理认同就是不以一部一族一国为念,而以统一天下为目标,建立一个统一的诸夏同盟。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一族一国的界限就被模糊化了。这也就在客观上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国际行走,及其因此而爆发出的“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与元代、清代少数民族入侵中原而形成的举国抵抗现象是完全不同的,元明清以来,我们始终认定蒙古人、女真人建立的政权是外族入侵的结果,但秦国统一六国时代,却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效应。因此,现代学说中关于“民族”的概念或者说民族意识在中国先秦时代是非常模糊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萌芽、发展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二、“天下观”的没落与民族意识的崛起
　　先秦时代,中国人认为自己所见的地域即天下,自己所处的地方,即世界的中心。这种观念随着汉代以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而发生了转变,这主要是由于汉代帝国疆域的扩张及张骞多次出使西域的结果。据史书记载,汉代辉煌时期的疆域已经具备了今日中国版图的雏形,北达今日的朝鲜半岛及俄罗斯的部分地区,南至印度,西达今日的中亚地区。同时,汉代帝王派出了多位使节进行国际交流,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眼界,中国人从地理的角度对世界的认识已经不再是先秦时仅仅的“九州”地域了,而是扩展到了今天的整个亚洲地区,中国人观察自己的角度也从九州方圆中解脱出来,换成从整个亚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同时,视野的开拓也刺激了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世界的欲望,国际交往由此而成为大多数帝王不可或缺的政治内容。在汉代,中国人除了地理视野得到极大拓展外,文化自尊心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因为当时周边国家、地区的文化水平还处于蛮荒时代,与辉煌汉文化而言存在很大的距离,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由此而生,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与四夷之间的文化等级。
　　统一的汉代帝国在外戚、宦官专权的背景下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数百年的战乱与分裂,佛教的流行对“天下观”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佛教认为,印度才是天下的中心,中国只居于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赡部洲,北俱芦洲这四大部洲之一的东胜神洲。中国的文明并不是世界上最高的文明,世界的中心也不是中国。应该说,这种观点对于打破古代中国人的文明中心主义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但这种观点却遭到了民间和官方的双重否认与排斥,最终没有改变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天下观”。
　　公元1500年前后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的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因为在此之前,人类生活在相互格局有各自独立的几块陆地之上,没有那一块大陆上的人能确切地知道,地球究竟是圆的还是方的,而几乎每一块陆地上的人都认为自己生活的地方就是世界的中心,但这种观点随着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而被颠覆了。
　　在中国,公元1500年前后正出于明朝统治之下,郑和下西洋、利玛窦来华这两件历史事件成为海洋文明冲击“天下观”的重要契机。郑和的船队到达了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印度的沿海以及东非,再一次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但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却并没有随着视野的拓展而受到任何的威胁,直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刻印《山海舆地图》——西洋式的世界地图,这份地图告诉人们,我们生活的陆地并非是天圆地方的,而是一个球体,中国只是这个球体上的一个小小的区域,并不是天下,也不是世界的中心。既然不是中心,那么“四夷”“五服”的说法就自然被瓦解了。
　　其实,在利玛窦之前,就已经有学者在思考中国到底是不是世界中心,中华文化是不是最优越的文明之类的问题了。如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王廷相就已经在《慎言·五行》中说:“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王廷相认为中国只不过是这千百个国家中的平等一个,认为如果天象之变都“为中国之君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说那就是老天太偏心了。这样的观念可以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对于对于天下的认识已经相当开阔,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是确切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普通一个而已。利玛窦的西洋地图对这类知识分子的观点起到了佐证的作用,“天下观”的没落也就从晚明时代开始了。
　　用现代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意识起源于阅读活动,因为“民族”最初是通过阅读来想象的,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的产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小说和报纸作为两种想象形式,为“重现”民族提供了技术的手段;二是资本主义、印刷术、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三者的重合,在西方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与方言性“印刷语言”的兴起,而以个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而形成的特殊主义的方言就成为一种民族语言,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也成为区分不同民族的依据之一。5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小说在明代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地位,充分显示出了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明代也成为小说文学的繁荣时期。从生产方式上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在晚明时期开始萌芽。这二者都为“天下观”的没落、民族意识的崛起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晚明也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裂变期,也被称为夭折的启蒙期6。在这一时期,“天下观”虽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威胁,但并为彻底瓦解,其根源就在于清兵入关之后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领域的禁锢以及“朝贡体系”的继续存在,“朝贡体系”的继续存在为华夏文化中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基础。同时,清初时期对“反清复明”的血腥镇压及女真人自身的主动汉化也暂时压制住了汉族与女真族之间的民族仇恨。但这种局面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而被打破。如果说鸦片战争让中国人认识到西洋文明的先进性及中华文明的落后的话,那么甲午战争的战败则更让当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纵然是在亚洲,中华文明的优越性也已经荡然无存,中国人被迫去接受一个现实,中国人所“妄想”的天下已经不存在了,世界中心、文明中心更已经是痴人说梦。以文化为依托的“天下观”被彻底地颠覆了。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举国都弥漫着愤怒的情绪,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接受了国外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中国必须要“变”,《马关条约》的签订之日,即成为中国变法运动的开始之时,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极大地激发,民族主义的思潮由此高涨并迅速意识形态化,要建立怎样的享有主权的民族共同体成为了当时思想界、变革界论战的焦点,多种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斗争也由此开始,中国也由此开始了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近代开拓之路了。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2]许倬云:《从历史看时代转移》,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出版社,2007年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王丽丽、倪炜:《“天下观”的寓意及其社会学阐释》,《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陈赟:《天下观视野中的民族国家认同》,《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6期。
　　[6]杜永吉、徐长安:《“天下观”与“文化中国”的历史建构》,《河北学刊》,2002年第6期。
　　[7]单正平:《晚清民主主义与文学转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作者简介:陈喆烨(1986-),女,汉族,江西赣州,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08级文艺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艺学。

• 陈喆烨： 天下观的没落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