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我对生活的设问——与裘山山对话姜广平文学教育·中旬版2011年第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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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1年第1期 ID: 152489

[ 姜广平文选 ] 　　

小说是我对生活的设问——与裘山山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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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我对生活的设问——与裘山山对话

◇ 姜广平

　　裘山山，浙江杭州人。1978年起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作品约300万字左右。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到处都是寂寞的心》、《春草开花》；小说集《裘山山小说精选》、《白罂粟》、《落花时节》、《一路有树》、《高原传说》；散文集《女人心情》、《五月的树》、《一个人的远行》，《百分之百纯棉》；长篇纪实散文《遥远的天堂》；长篇传记文学《隆莲法师传》、《从白衣天使到女将军》，电影剧本《遥望查里拉》、《我的格桑梅朵》，电视剧本《女装甲团长》《走进赵雪芳》等。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四川省第二、第三、第四届文学奖，成都市政府金芙蓉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届百花奖，以及夏衍电影文学剧本奖等若干奖励。并有部分作品被翻译为英文、日文和韩文。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这次阅读你的作品是从《一路有树》开始的，于是便对你的人生、个性特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这种情形下再去读你的作品，惊叹于“文如其人”的精准。像《保卫樱桃》《瑞士轮椅》《冷雨西安》等作品，正是那样的率真、自然、质朴。我们可能看到的是散文的风格，然而却是真正的小说。由此我断定，你的写作可能是非常轻松与自然的。至少，你并不太在意于小说技法。
　　裘山山（以下简称裘）：首先我要感谢你这么大量地阅读我的作品，并作了认真的梳理，使我们有了对话的可能。
　　如果说我的小说有散文风格，那不奇怪，我一直喜欢写散文，已经出版了5本散文集，从事创作三十年来，小说和散文一直是我交替进行创作的两种文体，很多朋友甚至认为我的散文比小说更好。我自己也觉得喜欢写散文对我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以至于令你有了“轻松与自然”的感觉。其实轻松是不可能的，我写小说比写散文用力多了，有些篇什貌似轻松，写的时候还是很费劲儿的。至于小说技法，我的确不懂，也没去认真钻研过，尤其惭愧的是我连很多术语都不懂，有时看到评论家点评一些优秀作品时，说其“有张力”，“有质感”，我还琢磨半天，不知道那究竟是指什么。我只是自己凭感觉在写，希望小说写得好看，有意思。
　　姜：我还注意到，你的很多小说，都不太在意人物的设置。《保卫樱桃》里的人物没有姓名，其他很多作品中的人物，其实有名无名似乎也都不太重要，很多作品以“我”的在场联缀。这种状态下的写作，自然流畅，
　　裘：没想到给你留下了这个印象。呵呵。其实多数小说我还是很认真的在给人物取名字，有时候小说都完成了，还觉得名字不对劲儿，又改，好在有word系统，很方便，一点就改过来了。人物名字不理想的时候，我老是写得疙疙瘩瘩。至于《保卫樱桃》，那在我看来是一个寓言式的小说，所以我没有在意名字，还有几个小说，比如《瑞士轮椅》，我想让这个小说看上去更真实自然些，用了“我”在场连缀，其实那也的确是我遭遇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
　　姜：《锁着的抽屉》里，我们看到了欧·亨利的影子。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你受这位短篇王的影响非常大呢？这样一来，说你不太在意小说技法也只是一种说法。哪能不讲究技法？只不过，技法隐藏在了小说的纹理之中。我还注意到，你非常讲究蓄势——跟读者较劲，偏不让故事发生，或偏不让读者猜着。《下午茶》等几篇作品，在这方面就非常好，像拉满的弓一样，引而不发，然而却又扣人心弦。
　　裘：关于我的小说有欧亨利的影子的说法，以前也听到过，老实说，还真是碰巧，我并没有刻意去研究过他，第一次有人这样说了后，我就把他的小说找出来认真看了几篇。其实大学里我也读过，当时没太在意，甚至印象不及其他作家深刻。但再读，发现我们的确有些相象，尤其在结尾出人意料这一点上。也许我跟他在个性气质上接近吧，呵呵。我确实很在意结尾，我写短篇一定要想好结局才开始写，而且就像你说的，一定不让读者猜到我的想法，但又一定合情合理。一个好的结尾在我的小说里非常重要。记得有一次某网站登了一篇我发在人民文学上小说《事出有因》，为了商业目的掐了结尾，于是很多读者说，这是什么小说啊？莫名其妙的。我一看，好生气啊，因为我的小说如果没有结尾就完全两样了，大打折扣，甚至成了废品。我前面为了这个结尾做足了戏份，这么一掐，可不是让人莫名其妙吗。
　　姜：当然，说是偏不让故事发生，《正当防卫》里还是有了故事与结局，只不过，这种故事，让人唏嘘不已。掩卷之后，我在想，如果只写李小普与李小通的故事，也一样的精彩，林力的故事完全可以撇开的。当然，现在写，将一个律师内心的律动全都写出来了。可是，我觉得将林力的那一半切除，这篇小说可能也同样出色。
　　裘：这个小说这样写，即写两条线，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是我的律师小说中的一个，我一共写了四个，全部用法律术语作标题：无罪辩护，胜诉，丧失和正当防卫。每个小说里都有两个案子交叉着进行。林力从前两个小说就开始出现了，一直是女律师的好朋友。这里写林力的案子，一来是为了延续，二来也是想作个陪衬，同是经济纠纷，差距多么大。就一篇独立得看，也许会显得多余。
　　姜：当然，说是不让故事发生，也不能算是概括精当，得承认，故事仍然是发生了，过程本身就是故事。
　　裘：是啊，过程本身就是故事，过程是故事的一部分。如果一上来就直奔故事，直奔结局，那就不是小说了，那真成故事了。在展开过程时才可能呈现小说的韵味儿。虽然我很看重小说的结尾，但我仍把大量的时间和力气用在讲述过程上，这个过程既是为结局存在的，同时也有它自己的意义和力量。
　　二
　　姜：既然说到“文如其人”，我们不妨先说说《一路有树》的第一部分《创作与生活》。读这一部分文字，屡屡感慨不已。这些文字，是动情的，也能让一个认真的阅读者动情、感怀。但我知道，像我对这部分文字的动情，可能理解为是在别人的作品中掺进了自己的一份情感，这才能引起某种共鸣。然而细细思量，打动我们的倒可能是“善良”。譬如你在参加北京笔会的那一段，一直让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善良吗？我们被善良地对待过吗？我们善良地对待过这个世界与他人吗？这可能是每一个作家在写作都要遭遇到的写作伦理与基本伦理。而这样的主题——当然，我认为就是一种文学母题，在你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也经营得非常艺术。譬如《红玫瑰》，一路传递，唯独没有传递到应该接受的人手里。这种无心而造成的善良的结局，真让人感动！但是这里，又忍不住地想问：善良能改变什么？这可能也是你潜在的发问。
　　裘：谢谢你的发现。回头去看，我发现我总是在小说里有意无意的表达人的善良，欣赏人的善良。从经历上看，虽然我的父母也曾被社会不公正的对待过，我们家也曾坎坷艰辛，但我发现我父母依然对生活充满感激，依然对他人友善宽容，这对我影响很大。加上所受的教育，再加上秉性，令我形成了与人为善、从善如流的生活态度。这样的生活态度肯定会影响到我的创作。我曾借用我小说里的一个人物说：对人好总是没错的。那就是我的为人处世的态度。至于问到善良能改变什么？我想至少能改变自己，让自己活得愉悦。
　　姜：《靳师傅的阳光》一样地写得漫不经心，但朴实、率真、耐读，似乎是不加雕饰，信笔所之，但是抓住“阳光”，抓住“一分钟”“一分半钟”的细节，实在是绝妙了。特别是抓住这些，写出了人性中重要的东西与更重要的东西，让人感慨颇深。我们确实经常在忽略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东西。
　　裘：这个小说来源于一则新闻，好多年前的事了，报上说某房地产商因为挡住了所盖大楼后面的住户的光线，便打算和住户商谈用钱来补偿他们。我看到后马上想，要是我我就不卖。马上又想，如果我很困难怎么办？如果我还是个吝啬到家、很缺钱的人怎么办？我曾说过，小说是我对生活的设问。我提出问题，让我的人物回答，一问一答，就形成了我的小说。事隔几个月报上登出了这件事情的结果：住户们果然不愿意用钱来交换他们的“阳光权”，和我的小说结局一样。我很欣慰，虽然小说并不是用来判断是非的，但我还是很高兴看到那样的结局。
　　靳师傅这个人物如果刻画得还算很成功的话，那是细节的成功。怎样来表现靳师傅的抠门儿？我想我肯定不能去借助现场的成语或者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那样无法让人物鲜活。必须得靠细节，而这些细节又得靠平时积累。当然也有我的想象，比如舍不得给老婆买花，让老婆看人家阳台上的花，电话机不用的时候就拔掉电线等，但最精彩的细节还是来源于生活，比如水要晒热了才烧，吃了豆浆绝不吃豆腐等，这个我可想不出来，都是真人真事，呵呵。我到现在还是习惯看到或听到什么好细节就记到本子上，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精彩的细节能让小说活起来。
　　姜：《我讲最后一个故事》，也非常精致，原来这世界是有感动我们的东西的。但有意义的是，严亮与米晓岚的爱，并不在第一位。第一位是生存或活着——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这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其实大部分人也忽略了。而我们的主人公们，却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抓住了什么，又丢掉了什么。
　　裘：这个小说写了很长时间，老是写不好，就是因为结尾想不好。开始小说题目叫《故事会》，我就是想写一群人聚会，无聊，就挨着讲故事，但故事里面有故事。我先是被这个结构吸引的，可真的写起来发现，如果没有一个足够份量的故事压轴，这个小说是没劲儿的，涣散的。可我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好的压轴故事。直到有一天，我确定了用一个远离都市的西藏故事来收尾，才有信心把整个小说立起来。在纷乱嘈杂世俗的生活中，突然亮出这么一个纯情的并且是陌生化的爱情故事，我有信心打动读者，也有信心让前面的过程显得较为漫长。我有个朋友看这个小说，看到一半给我打电话，他说裘山山你干什么呢，把这么多世俗的故事堆在一起，你想干嘛？我说你看完再说嘛。看完后他告诉我，他忍不住“热泪盈眶”。这也是我比较典型的一个小说，如你所说，前面故事一直没有发生，结尾一出才把全盘激活。
　　姜：这里说是不让故事发生也似乎很恰当。当然，这里可能就是写作者控制的问题。控制，是作家的一种特别的本领，在《白罂粟》和《红玫瑰》里似乎表现得特别充分。其实，刚刚说到的《下午茶》，以及像《可能》这样的小说，其实，偏不让故事发生，也就是控制。
　　裘：写的时候，这样的控制有一种快感：我已经知道后面会怎么样了，读者还不知道，我相信读者一旦知道了，会觉得它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有这样一份信心，我就慢慢展开，把握着节奏，不急于让故事发生。
　　姜：这样，我们就还回到故事上。我已经跟好几个作家讨论过，关于故事的问题。今天仍然想要听你谈谈你的故事观。你觉得故事在小说中应该占据什么位置呢？
　　裘：故事当然很重要，从根上看，小说就是说故事的。其实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很不会讲故事，总是写状态，写情绪，写出来的小说温吞吞的。我先生建议我读读武侠，他说武侠小说的故事性很强。可我就是不喜欢武侠，读不进去，我这个人太实，对超现实的东西很难接受。我只能努力去寻找适合自己的讲故事方式，后来我逐渐发现，只要有一个精彩的出人意料的结局，小说马上就立起来了，而且有一个精彩的结局先放那儿，我讲起故事来就很带劲儿，而且从容不迫。这样我渐渐找到了自己讲故事的方式，或者说风格。
　　姜：我一直觉得讲故事固然重要，但不着意于故事的小说，可能才更见出小说家的才能。小说要写出生活那些细腻而又入骨的东西，才是好的小说。
　　裘：我理解你说的“不着意故事”的意思，就是指怎样来讲更重要。我曾做过一个试验，就是你前面说到的《白罂粟》，我很早就写过了，八十年代吧，当时只有两三千字，一个爱情故事。过了很多年后我突然想重写它，就重写了，重写后有万把字，一个简单的故事被我复杂化了，我就是想体验一下同样的故事不同的讲法，如你所说，去捕捉那些“细腻而又入骨的东西”，结果我发现，第一次写的像个故事，第二次写的才像个小说。因为第二次写的时候，我更在意的不是故事，而是人了。
　　往往遇到一个小说题材时，首先打动我的是人，一个特别的人，与众不同的人。像《瑞士轮椅》，我当初就是被那个坐在轮椅上、不得已给我表演轮椅的青年的目光刺痛，很久都忘不了，于是写下这个小说；我不喜欢戏剧化的故事，我喜欢本色一些的故事，那些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生活场景和片段，往往会触动我，然后我去追究故事背后的东西，那个东西大概就是你说的入骨的东西。
　　姜：《传说》与《我讲最后一个故事》是同一个题材，两篇小说，我都非常喜欢。人进来了，见着的，见不着的，都让人刻骨铭心般地感动。但极有意味的是，你让夏天写成他们的军事宣传文章吧，就肯定不是好文章，至少是让政委为难的文章；是感动人的，却又只能秘而不宣的。可一写进小说，却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小说。这里就有那么点疏离而悖谬的感觉了。
　　裘：这两个小说里，我自己更偏爱《传说》，因为在《传说》中，我尝试了一下新的讲述方法：就是在第三人称的讲述中，让“我”随意出现，超然于现实之外，俯瞰着这个故事发生，这在我小说里很少出现。
　　这个故事是我在饭桌上听来的，讲述者是当笑话讲的，他笑话那个政委把一个婚外情事件当成好军嫂的典型，但我听了却难过异常，那顿饭也没吃好。我一直在想那个女人，那个涉过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去看望自己爱人的女人，我好像能看见她跋涉在高原上，她的无望的寻求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心里，很疼，我只能用小说把它拔出来。
　　姜：是这样的。这绝不是婚外情那样简单。这两篇小说，至少还写出了爱的复杂性，写出了这世上有不可理喻的爱，或者说，有超乎伦理之上的爱。鲁敏最近有一篇《思无邪》，我觉得也是在写这东西。不过，鲁敏借着两个近乎白痴的浑沌状态的人，那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却又是形而下的爱，全都给搬出来了。
　　裘：世界上最复杂的最说不清道不白的大概就是爱情了，所以很多爱都是不可理喻的。不过我这两个小说里的爱情还算“正常”，没有超乎伦理。只是因为他们是军人，身份的特殊性、职业的特殊性，让他们无法如正常人那样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感情和美满的婚姻。你说到的鲁敏的这个小说我没看过，我会找来看，想来很有意思。
　　姜：《和月亮无关》信手拈来，却又丝丝入扣。巧设伏笔，自然天成。就像庞大伟的变化，只轻轻一带，就都让人明白了他。我时时能感觉得出，你写短篇可能非常轻松。
　　裘：呵，这个小说我自己倒不怎么看好。的确是信手拈来的，写得也比较轻松，但也许正因为太过轻松了，没有“入骨”的东西。只有一点小“意思”。
　　姜：《遭遇同学》里有那种不经意的幽默。结尾处肖丽英回头取罗宋汤的菜谱，简直是神来之笔，令人绝倒。我觉得这种暖色的幽默，才是中国式的。这里包括像《瞬间》《发生》也都有一种冷眼旁观式的幽默存在着。至于《行窃奇遇》《横竖一场雨》《玛丽医生》《空号》里的幽默，也都是直逼生活真实的。
　　裘：这些篇什，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写的。那个时期我正在力求形成我自己的小说风格，努力让叙述语言变得生动机智，并幽默意味——并不是说让人物搞笑，而是让他（或她）的遭遇具有幽默意味。当然这要看题材，像《瑞士轮椅》《传说》《冷雨西安》这样的故事，我就幽默不起来。而《遭遇同学》《空号》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带有幽默意味，读者看完后往往会心一笑，一个短篇，能有点儿意思，让读者会心一笑，我就很满足了。
　　姜：中国作家想要祭出幽默这一招来，我总觉得没有弄好。从文化背景上讲，中国其实缺少幽默的传统，缺少幽默元素。或者说，真正的幽默元素终于在你这里给拿了起来。
　　裘：能被你这样评价我很高兴。其实我的幽默风格最初是出现在散文里，九十年代初我就写了一些比较机智幽默的散文随笔，比如《父母大人》《黑白人生》《难以释怀》《吵架》《学骑车》等，记得常有读者告诉我，他们在读我散文时开怀大笑，以至于让旁人侧目，还有学生在课堂上偷看我的散文笑出声来，最巧的一次，我去游泳，看到一个人在游泳池边上看书，乐不可支，我好奇，上前一看，正是我的散文集《女人心情》，那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1992年出版，由此可见我的散文里的幽默元素比较早就有了。我想这里有我主观上的追求，也有遗传，我的母亲写文章就很幽默，父亲说话也很幽默。再后来，这个风格自然而然就渗透进了我的小说。
　　姜：从《把门关上》等篇什里，我发现你非常善于写内心生活。当然，一个作家，得有这方面的绝活。没有不行。《廖叔》《月白风清》都是这种抒写内心的小说。只是《月白风清》以巧合的名字写出了一种诗意化的（也同时是残酷的）生活，让人觉得有点远离生活，但它的结尾处签名这一细节，椎人心骨，非常能打动人。
　　裘：你说的这三个短篇，都有真实故事的影子，有人物原型，这三篇里，我自己觉得《月白风清》没写好，太拘泥于原来的故事了，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入不够，思考不够。虽然你觉得远离生活，但它却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你感觉不真实，说明我没写好。《把门关上》也简单化了些。我比较喜欢的是《廖叔》。虽然也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但滋味儿复杂，有历史积淀。
　　姜：我们在这个对话里，不得不面对的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女性写作的问题。小说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女性体裁，小说是为女性而准备的，即便是一个男性作家，如果没有骨子里的女性情感方式与细腻，还是不要碰小说的好。当然，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我们要说的是，是不是因为是一个女作家，你的小说往往以女性作为主人公，或在写作过程中，以女性视角去看待世界。即便是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题目已经非常明确，应该差不多是以欧战军的视角去写，可是，仍然还是回到了白雪梅这一视角。
　　裘：呵呵，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论点，也许有道理。我在写作中从来不避讳自己的性别，也不像掩饰自己的性别，我想还是自然为好，呈现出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至于你说到我的很多小说都以女性视角去写，或者以女性为主人公，的确如此，因为这样写我比较顺手，比较有感觉。反正男作家比女作家多多了，我就不去费力揣摩男人看问题的角度了，呵呵。哪怕是军事题材的小说，我也写不出所谓的阳刚之气，也只能从感情入手，去写人物的内心。以至于有人说我写的军队小说不像“军事题材”，我也不知为何“像”。当然，我也从来没刻意去追求过所谓的女性化写作，还有什么个人化写作。小说最终流露出什么样的气质，是阴柔的还是阳刚的，男性的还是女性的，不是我主观想追求的，我只想把故事讲得有意思，有深度。
　　三
　　姜：现在，我们来谈谈《春草开花》。这一部书，我的第一个感觉便是，你在语言上并没有过多的追求。甚至，我发现，你的绝大部分小说，在语言上，也并不着意考究。你似乎更愿意追求那种“得意忘言”的境界。
　　裘：你的感觉是对的，因为这本书所写的生活离我太远，我没有生活经验可调动，写的时候有点儿生涩，语言上就不及“寂寞”那么圆熟。不过总的来说，我的小说语言都属于“朴实型”，很不文学，呵呵。这和我的个性有关，我就是个比较本色的人。
　　姜：但可能只有用“很不文学”的东西写春草，才更贴切。《春草开花》似乎也可以归入到“底层”那类小说。然而，我们还是不要谈“底层”，都被谈滥了，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说的。我也反对为小说划类。我觉得，这部书是写人的困境，人的努力，或者说，人被劫持。
　　裘：我同意，我也不愿意简单的划分到“底层小说”。其实我就是写一个人，是“这个人”打动了我，而不是“底层人物”这类人打动了我。我就是想写这个女人的独特的命运，不管她在哪一层。
　　姜：当然，更直接地说，是写人的命运的，写人的性格的。不能说只有索福克勒斯他们写了命运悲剧，只有莎士比亚写出了性格悲剧。当代中国作家在文学技巧的圆熟上，我一直认为，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大作品，应该说也有了。就看人们怎么看的问题了。你的好几部书，包括这部《春草开花》都应该说是大作品。大作品的标志之一，如同波德莱尔指出的，杰作犹如大动物，它通常具有宁静的外貌。春草的悲剧，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宁静得甚至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
　　裘：是的，这样的女性，在中国太多太多，如大地上的草，毫不起眼，无声无息。但你蹲下来细细地看，怀着爱意地看，就会发现她们每一棵都是动人的，美丽的，生机勃勃的。
　　姜：特别她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我们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反向的“厄勒克特拉情结”的样子。只是，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母女之间，怎么会如此刻骨的敌对。当母亲扬起巴掌打向春草时，可能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这样的母亲。
　　裘：不好意思，你说的这个“厄勒克特拉情结”我不太清楚，我这样写春草和春草妈，是因为现实生活如此。并不是每个母亲对子女都是慈爱的，无私的。母亲也有形形色色的母亲，更何况在农村生活重压下的母亲，春草妈不是因为自私而对春草不好，是艰辛的生活让她很难有温情了，生存是第一位的，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她把自己耗尽了，再搭一个人的话只能是春草，因为其他都是金贵的男人。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观念，让她认为春草迟早是人家的人，犯不着付出，犯不着疼爱。在农村，女性在作为男尊女卑的受害者的同时，也常常成为男尊女卑的帮凶。她们因为是女性而受尽生活磨难，一旦有条件了又会去折磨其他女性。自然，城市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但不及农村普遍。当然，春草妈骨子里还是爱春草的，不然她不会在关键时刻帮助春草。那一巴掌很真实，不打就不是春草妈了。
　　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作品真实的力量。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不像一部小说，这是一种纪事。然而，我觉得，这正是大作品的本质特征。做出来的，总是有作家的影子。作家应该在作品中消逝。我觉得，这一点，在这部书这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作家与作品的关系。
　　裘：能有这样的效果让我很欣慰。我和春草的生活状态相差甚远，我对农村生活几乎没有体验，也许正因为此，反而促使我特别努力地去还原她的生活状态，去塑造一个真实可信的农村女性，包括用一些方言，用很多生活细节，赋予她独有的个性，等等。
　　姜：我觉得春草是最近几年文学作品中最为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无论别的评论家对其他女性形象如何评价，我保持我对春草的这一判断。我之所以作出如此判断，首先就在于春草的形象真实可感，其次在于她的血肉丰满，再其次，是她在无穷尽的抗争路上，看不到希望却能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对自己有一种清醒的判断与认知。特别当她举起刀给娄大哥一个说法时，她的断指，具有一种人性的冲击力。如果还有，那就是细腻真切的描写……
　　裘：谢谢你的肯定。关于第三点，“她在无穷尽的抗争路上，看不到希望却能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对自己有一种清醒的判断与认知”，我想现实中不一定如此，但我希望她如此。春草已经活在我的心里了，她的抗争就是我的抗争，她的挣扎就是我的扎挣，我希望她不妥协、不气馁，不怨天尤人。
　　姜：如果还有，我觉得还有那些出人意表的情节元素：母女间似乎是宿敌的关系，与娄大哥那种偷情却没有罪恶感的细节，改变命运的努力似乎遥遥无期……
　　我觉得这些，都是这部书格外具有文学品质的地方。
　　裘：我自己觉得我这本书中有两点比较新，一个是春草母女的关系，以往作品里没有，一个是何水远这个农村青年，也与传统的文学作品中的农村青年大相径庭。以往我们看到的农村青年都是朴实、踏实加老实，他却是虚浮滑头加懦弱。读书带给他的不是见多识广，而是好高骛远，投机取巧，渴望一夜暴富。他一次又一次的拖累春草，几乎把春草彻底毁掉。我想借何水远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人性的弱点不是以类别划分的，不是说某一种人就有某一种弱点，不是说只有城里人才会养出公子哥儿，只有城里人的孩子才怕吃苦，耍滑头，相反，也不是只有农村孩子才不善言词，或者不讲卫生。人性的弱点可能出现在各种人群身上。
　　姜：确实如此。何水远这个人物，确实有很多让我们思考的东西。我跟人谈起过这部书，这部书的语言，是可以超越的，这本书的题材，俯拾皆是，这部书是那样的贴近生活本身……总之，这本书其貌不扬，然而，却具有特别的力量。
　　也许，这是我遭遇到的第一部不以“陌生化”却真正写出了“陌生化”的大作。
　　裘：谢谢。我自己觉得写得还不够活，不够生动，毕竟缺乏生活经验，甚至比《我在天堂等你》还要缺乏。写那本书，我毕竟还有数次进藏的经历垫底，至少我熟悉西藏，熟悉西藏军人。这个实在有些陌生，完全靠想象和虚构。
　　姜：对了，还有细节的真实力量，造就了这部作品的大气，譬如春草的盒子里，放进了每一个阶段的重要东西，就是没有放断指与上百次破碎的心。这似乎是一个不经意的细节，真正想起来，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盒子，然而，却有很多人并不想拥有这样的盒子，因为，更多的人，不想面对自己的过去。
　　裘：盒子这个细节，是我有意虚构的，一个生活艰难的农村女性，也许不会有这样的行为。但我希望春草这个人物身上有一些诗意的东西，我让她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所以我还设计了每逢悲伤、愤怒和喜悦时，她都会一个人跑到无人的地方去呐喊。在结构上，我还特意用24节气作为标题，这些都是我渴望在很世俗的日常化生活中，凸现一些诗意的东西。这些细节貌似不太真实，在我看来却是另一种真实，即作家内心的真实：我的内心希望春草就是这样的。
　　姜：你与春草的距离应该是遥远的。可是，我想问一句，在描述春草的人生打斗中，那种细腻真切的感觉从何而来？
　　裘：前面我说过，你要去写某一种人，重要的还不是生活上贴近他们，重要的是心的贴近，感情上的贴近。正是如此。有了感情上的贴近，你就可以找到细腻真切的感觉，好像你就是她。写春草的时候，我很仔细地算她的工钱，她做生意时，我算她什么时候能当万元户，她兼几份工时，我算她一个月到底能挣多少钱，她孩子读书的时候，我算她到底差多少学费？母亲作手术时，我也算了一下她到底能不能拿出这笔钱来。那段时间我和她一样生活拮据，精打细算，一笔笔都算得很清楚。
　　之所以写这样一个吃力的长篇，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一直在关注着春草这样的人物，我希望她们能过上好日子，我希望草也能开花，并且绚烂。
　　姜：就在阅读这本书时，我想到了一个关于阅读的问题。以前我跟方方也谈过，方方感触颇深，认为，读者也是需要培养的。读者如何培养，我们说不好，但是，至少，得把一本书读完，可能才能进行分析与评价。至少，想要获得细致的分析与深刻的评价，是非得将文本工作完整地进行下去的。就像《春草开花》，零碎地阅读，单独地提出某一章节来阅读，都不是最好的方法，也都不能进入到文本深处。只有整体阅读、深入阅读才能真正感受到作品的力量、价值，也才能明了小说何以能够打动人。换一种说法，也才能协助作家完成整个创作。但目前的评论界，这方面的工作可能做得不是十分到位。至少，几个发出有“力道”的判断的所谓“大批评家”们，我觉得他们的阅读肯定有问题。举个最切近的例子，顾彬同志，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感知汉语的魅力，但是，面对《春草开花》，我觉得他的论点是苍白的。当代文学，我一直持这样的观点，已经出现了大作品，只是平庸的读者与评论家们还没有发现。只有一个对自己的阅读负责任的读者，才能感知到大作品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裘：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要对一部作品作出准确的判断，至少应该把全书认真阅读完才是，随便翻翻，静不下心来看，就说一句没啥意思，对作家实在是不公。但现在能静下心来读书的人的确太少了，不要说我们的书，就是有些世界公认的好书，也有很多人没心情去看。像《春草开花》，有的读者一听说是写农村的就丢开了，好像没有官场、职场、情场小说那么有诱惑力。当然，一个优秀的作家是应当不怕这个的，不管什么题材，都是可以写得很有吸引力的。我还需要继续努力。
　　姜：春草，可以有很多言说的空间。譬如，可以拿她与祥林嫂比，也可以拿她与毕飞宇笔下的筱艳秋、玉米相比。某种意义上，她还可以与裘山山笔下的白雪梅相比，与《到处都是寂寞的心》中五个独身女性相比。呵呵。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春草已经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似乎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自己。这也是我不会把这部书归入“底层文学”的原因。
　　裘：春草是一个独立的人物形象，她以她独特的命运立足文坛。呵呵。她不是“农村女人”，她就是春草，一个倔犟的、聪明的、可爱的又有些苦命的女人。
　　四
　　姜：我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最后，我们谈点其他吧。
　　在你写作的过程中，你受哪些中外作家影响最大呢？他或她，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
　　裘：给我影响的作家很多，也随着年龄在发生变化。而且我发现我和其他作家不太一样，就是对我有影响的通常不是最有名的作家，比如俄罗斯作家里我最喜欢的是艾特马托夫和巴乌思托夫斯基；美国的欧文肖，有段时间我很谜他。英国的毛姆，我读大学时也很喜欢；还有个出身于新西兰的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不太出名，但她的短篇集我非常喜欢，看过多遍。还有茨威格，米兰·昆德拉，等等，很多。中国作家里，也有很多我喜欢的。有一位叫王汶石的老作家，他的短篇给过我很好的影响。另外我还有个阅读爱好，喜欢侦探推理小说，家里买了很多这类书，可能对我的写作也有影响。有些作家和作品一时想不起来了。你不断的阅读，肯定就会不断的受影响。这种影响很难具体到哪一方面，潜移默化吧。
　　姜：写作到了你这样的地步，最想对读者说什么？最想对青年作家们说什么？
　　裘：我一直都在说，是读者成就了我，没有读者的认可和鼓励我很难坚持到今天。我由衷的感谢他们。
　　我也曾经是青年作家，我真希望自己还是个青年作家，哪怕写得很艰辛，因为能够写作是一件幸福的事，而青年作家的幸福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