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庸”是林语堂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林语堂中庸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语丝”时期;“论语”时期。本文通过对林语堂中庸思想发展阶段的探讨,来弄清林语堂中庸思想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林语堂;中庸;因革;变迁
　　
　　林语堂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中一个复杂的存在,他八十多年的生活和创作无疑是十分独特的。对于作为“历史中间物”的许多中国现代作家来说,“矛盾”的体验于他们并不陌生。在《八十自叙》里,林语堂就曾云:“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这绝不是浮夸之辞,他一生确实处在各种矛盾之中,而且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内心矛盾的平衡,寻求心灵的归宿和精神的皈依。“中庸”作为林语堂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他寻求心灵和谐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像许多存在于林语堂身上的矛盾一样,“中庸”本身在林语堂这里也是相互矛盾的。林语堂对“中庸”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一、“语丝”时期
　　这一时期,以《翦拂集》为代表是他的“浮躁凌厉”时期,也就是胡风提到的“他的黄金时代”。[1]这时的林语堂是把“中庸”看成是造成“老大帝国国民癖气”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极力反对的。在文中他说:“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狂热,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2]同时对由“中庸”所造成的中国国民的软弱、惰性、不思进取进行了深刻的讽刺“你不看见他们多么稳重,多么识时务,多么驯顺。由野狼变到家驹,四千年似乎太快了。你不看见他们多么中庸,多么驯服,多么小心,他们的心真小了。因为我曾看见文明的人,但不曾看见这样文明的人。”[3]通过对国民性的消极面的批判,提出了实行“精神之欧化”的六条方针即“非中庸、非乐天知命、不让主义、不悲观、不怕洋习气、必谈政治”[4]。
　　林语堂这一时期对待中庸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林语堂独特的西方文化背景。众所周知,林语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他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他作为中国第三代基督徒,从小就受到教会的好处。他从小就是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大学念的也是最好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因此他接受了完整的西方式教育和西方知识,这使他在思想上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欧化性。它自身的文化教养使他与现代、先进联系在了一起。他曾说:“被培养成一个基督徒,就等于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对新学表示赞同的人。”[5]并且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四年期间,林语堂又出国留学,这为他更广泛的吸收西方现代先进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使他成为极具现代感的人。另一方面,从一九一九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帷幕。中国开始了打破传统,向西方学习实现现代化的努力。林语堂一九二四年回国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仍在进行中。那么林语堂作为一个有着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现代人,自然而然地就融入了与五四要求相一致的时代大潮中,汇入了改造国民性,实现国家富强和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中。
　　二、“论语”时期
　　五四退潮后特别是三十年代开始,林语堂成为了《论语》的主将,这时林语堂对待中庸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反中庸到提倡中庸。从一九三二年春在牛津大学和平演讲会的讲稿《中国文化之精神》中通过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阐释中提到中庸开始,中庸便作为林语堂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在他的文章中时常出现。他不再一味地批判中庸,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理想人生方式和求得人性和谐的一种有效手段与方法。林语堂说:“我像所有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6]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还把“中庸生活”作为一种“生活的最高典型”[7]而大加称赞。他说:“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学说,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8]前后两个阶段对中庸的截然反差态度使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林语堂。但实际上,林语堂的这种矛盾却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在这一矛盾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更加丰富的林语堂。“中庸”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因此要想弄清林语堂对中庸的态度,就要首先弄清他对传统的态度。在对待传统这个问题上,在林语堂对待“中庸”的第一阶段我们已有所交待,那就是主张欧化,这就表明了他这时对传统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而到了他中庸观的第二阶段他不再一味反对传统,这时他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回归姿态。那么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我们又可分两个层次来论述其转变原因。一是五四退潮后自由知识分子文化选择的自然结果。众所周知五四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全面开启了知识界对于现代信念、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个性解放与自由主义、启蒙主义、民主、科学、进化论以及彻底的反传统精神,它们共同成为五四的具体时代特点。而到了二十年代末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加剧,阶级和民族斗争压倒了五四的启蒙。左翼激进文学即“普罗文学”取得了舞台“主演”的地位。这样所谓的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就从历史的潮头急剧跌落下来,五四时期一整套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话语被阶级性话语所替换。他们游离于“普罗”与“法西”之间,徘徊在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奉行着他们坚定的个性解放与自由主义原则。他们所处的这种尴尬地位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新的以为旧,而旧的以为新。”他们都是“悲剧里的角色”,“它们对于一切负着责任,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全书他们管。可是一切都不管他们,他们是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9]在这种情况下不甘心失去自己话语权力的他们开始冷静的看待五四时被他们彻底否定的传统,因为这时的他们已在某种程度上被新兴的左翼激进主义宣布为“传统”了。胡风说林语堂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个性拜物教徒和文学上的泛神论者”,“但可惜的是,在这个大地上咆哮着的已经不是五四的狂风暴雨了。”[10]“自由主义躲在墙角吞声哭”是它的现实。这时林语堂作为自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开始了对传统的反思。他实际上和许多自由知识分子一样有这样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我们虽然被宣称为旧的、传统的,但我们真的就“旧”吗?而反过来你们从时间上来看是“新”的,但你们就真的现代吗?从这一思路出发林语堂反思传统的原因很明显就是想用对传统的证明来证明自己,其目的还是现代性的。他相信自己所代表的是五四以来文学的正途,为了对自己身份的证明,他采取了这样的一种策略。当然,除了这一功利性的目的之外,不可否认,林语堂自身对传统是并不排斥的。这主要源于他的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教养,这也正是林语堂与中国现代作家最大的不同。一方面,作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生活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隔绝的西方文化氛围之中,并且从小就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熏陶。这样的生长环境使林语堂几乎很少受到来自中国传统的“文化压迫”。所以他说:“因此当我由海外归来之后,从事于重新发现我祖国之工作,我转觉刚刚到了一个向所不知的新大陆从事探险,与其中每一事物皆似孩童在幻想国中所见的事事物物,紧张和奇趣。”“自我反观,我相信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11]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而不得不远离中国文化的他却又时时为“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而感到“十分愤怒”[12]于是出于“不作被剥夺了国籍的中国人”[13]这一很自然的期待,林语堂“决心反抗而沉入我们民族意识的巨流”[14]之中造成了林语堂一种发自内心的文化寻根冲动。
　　第二个层次的原因是在第一个层次的基础上通过对现代化的反思而产生的。在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上,林语堂不像国粹派一样对西方文化完全拒绝,也不像完全西化论者对西方文化一相情愿的认同。他似乎采取了一种较为“公平”的眼光来看待两者。三十年代以后的林语堂不似《语丝》时代的“浮躁凌厉”而是沉潜了许多。在对传统返顾的同时,也对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通过对比寻找到传统东方文化的价值。他在对现代化表示接受的同时,看到了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即物质财富的增长对精神世界的挤压。看到了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对抗。在林语堂看来要走出西方现代化的科学主义误区,方法就是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使人恢复到自身感性经验的本体,以“常识”、“庸见”来取代理论和逻辑,最终瓦解物质主义得以产生的心理基础,解救在西方工业文明重压下的人的精神得异化。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对传统的一种回视与反思使得林语堂对“中庸”的态度转变成为可能。而且“中庸”本身就是一种传统,并且是传统中比较核心的一部分。所以,林语堂对中庸的态度集中反映在了他对传统的态度中,成为他“中庸”因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10]胡风. 林语堂论. 林语堂评说七十年.(第一版):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p243
　　[2][4]林语堂.给玄同先生的信.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林语堂代表作.(第一版): 华夏出版社,1999年:p24
　　[3]林语堂.萨天师语录.林语堂文选(上).(第一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p166
　　[5]林语堂.大旅行的开始.林语堂文选(下).(第一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p450
　　[6]林语堂.论裸体.林语堂文选(下).(第一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p463
　　[7][8]林语堂.中用哲学?子思.生活的艺术.(第一版):华艺出版社,2001年:p120,p120,p120
　　[9]吕若涵.“论语派”论.(第一版):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p13
　　[11]林语堂.我的头脑和我的心.林语堂评说七十年.(第一版):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p3
　　[12][13][14]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第一版):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1986年:
　　
　　作者简介:刘清涛(1976-),女,白城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延边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 刘清涛： 林语堂中庸与传统儒家中庸之区别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
• 刘清涛： 论林语堂“中庸”的因革与变迁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