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旗歌谣》里的时代神话——革命畅想曲,的确是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它充满了时代的狂想主义、廉价的乐观主义、危险的冒进主义,是整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社会心态的再现,这一心态不仅对广大的工人、农民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给知识分子造成深深地伤害,这一影响时至今日还在继续。知识分子无法掌控社会文化资本,日益的民间化、边缘化更是切断了他们自由表达思想的通道,再加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儒表法里、儒表道里对知识分子的再度冲击,使得具有双重人格及人格分裂的知识分子丧失了批判的精神和言说的空间。
　　[关键词]狂想;激情;启蒙;知识分子;儒家思想
　　
　　一、狂想·激情·乐观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战天斗地充满革命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精神。干劲、乐观、人心向上、干群团结,是那个时代的整体的社会心态。《白族人民劲冲天》(白族)里这样写到:白族人民劲冲天,/跃进歌声飞满山,/好似蛟龙出大海,/好似猛虎奔下山。/双手就是破天斧,/双手就是赶山鞭/千山万水齐驯服,/庄稼一直冲上天。虽然不顾客观规律,不分析实际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条件限制,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但那些诗,的确是当时的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呼唤,它采用了民歌、情诗的形式,虽然粗糙甚至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但那充满朝气与乌托邦式想象中的大同世界令人向往。如《河中的鱼儿跟水游》(青海藏族):河中的鱼儿跟水游,/飞起的雄鹰云里走,/我盼阿哥像雄鹰,/入社别落人后头。/海里的浪头海里流,/高空的雄鹰远方走;/我盼阿哥象河里浪,/跟党一直走到头。劳动人民把最朴实的感情献给了党,各族群众真心拥护党,拥护领袖,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种虽然人均穷但其乐融融的壮景,已好久不见了。再看当时的干群关系:干部能拿梯,/我们能上天。/干部能下海,/大海我们填。/干部能翻山,/我们把山翻。/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好干部(《大海我们填》江苏沛县)。群众上山下海、翻山越岭也紧紧团结在干部的身边,今天的人或许会笑话当时人的憨痴可爱,或许不以为然嘲讽他们的“愚忠” ,但这些发自人民群众内心的感情是圣洁的、真诚的。在物质极度缺乏的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反而充满了乐观、狂想和激情,没有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每个人都很穷,但都“兼济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 ,这些难道不让今天的人们反思吗?
　　二、“我来了”——新时代造神运动的反思
　　《我来了》(陕西安康):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一句“我来了” ,象征着一个新神的产生,它既不是西方基督世界的救世主,也非印度教中的多神,而是高高在上的“天” 。在封建时代它体现在万人之上的神权象征——皇帝,今天皇帝虽已走下历史舞台,但新神又笼罩在新的领袖身上。如果说农民这些小生产者出于对人民大救星的感恩戴德而无可厚非,那么那些被先驱者从“铁屋子”呼唤出来的知识者对世界的理解应该更深刻、更理性。他们缺乏康德启蒙信念中的“敢于认知”的“勇气” ,他们事实上只有两条路可走:一、跟随新神,大踏步的投身于翻身解放等伟大的革命建设中,二、自绝于人民,在绝望中痛苦徘徊。在造神成为时代新的神话后,知识者的尴尬地位“这在本质上即人们对理想的功利化和扭曲,是用经验的尺子去苛求超验的存在,它只能导致各种怀疑论和虚无主义。”①
　　“五四”前后一大批知识者找不到救亡图存的路径,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反儒、反传统甚至无不偏激的走向了全盘西化,这严重挫伤了作为想象中的民族国家的尊严,那些狭隘的、自我尊严感强烈的“民粹主义”又竖起大众化、民族化的大旗,一味的要求知识者降低身价,以迎合民众的喜好。这一方面的确让知识者尝到降低身价的甜头,另一方面又使民众深陷另一种危机:全民的集体的无意识的被愚化。自以为成了时代的主人,殊不知已被更深刻的愚弄。这不仅是作为人类启蒙者——知识分子的悲剧,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在于他们生产、掌握、运用文化资本,使得社会有凝聚的力量、评判的标准、前进的方向。”②自清入关后,统治者日益掌握住社会文化资本,知识分子大量的被民间化、边缘化,从而切断了知识者与文化资本的联系,也意味着切断了与民间的联系。大跃进时代貌似加强了与民间的联系,歌谣采风运动搞的风风火火着实热闹了一阵子,但作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桥梁——知识者却缺失了,他们要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么就三缄其口,劳动者和知识者都不自觉的被新造神运动所愚弄。这也难怪作为国家文化领导人的郭沫若,也情不自禁的唱了赞歌——破除时代的隔膜,今天仍显得真诚的呼唤。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那个疯狂时代的疯狂举动?排除政治因素,一方面可能与知识者的缺离、扭曲、边缘化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我们的传统有关。春秋战国
　　时,儒家也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很难说它的具体影响有多大,自汉以后儒家思想深受重视,逐步取得正统地位。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貌似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成长,但事实并非如此。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汉承秦制”的制度安排与“独尊儒术”的经典认同之间一直存在巨大的反差。以致后来历代王朝都打着尊儒的旗号,表面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实际上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事实上他们采纳的是法家的一套,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高度的集权必然带来专制,在由重血缘族群的时代向大一统帝国的转变中,儒家知识分子的仁、义、礼、智、信逐步被实用、专权的法家中心主义取代,表面的尊儒与内核的法治、道治对知识者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他们苦于内心抱负的不能实现,心怀怨恨;另一方面还不自觉的去认同它。这一悖论经过几千年的文化心理积淀,已深入骨髓,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形成双重人格和人格分裂。③这在西方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却习以为常。大跃进时代,也有一部分理性的、有良知的知识者看到一些问题,但迫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双重人格,他们很少站出来,担负起启蒙者的责任。我们民族把道德理想主义和权力中心主义结合起来,于是产生了对权利的崇拜。政治与表面尊儒的联姻使得“宗法一体的超稳定的文化结构既没有营造真正的信仰光辉,也没有能够在现实世界培养出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与自律精神,这一探讨从本质上阐释了政教合一对理性与自由意志压抑的原因,对现代知识分子走向现代文化秩序,培养现代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无疑具有深刻意义和指导价值。”④再联系四、五十年代的“赵树理方向”等现象来看,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理性精神、批判意识、责任感的扭曲或丧失,就很好理解了。
　　总之,《红旗歌谣》里的时代神话——革命畅想曲,的确是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它充满了时代的狂想主义、廉价的乐观主义、危险的冒进主义,是整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社会心态的再现,这一心态不仅对广大的工人、农民产生巨大的作用,而且给知识分子造成深深地伤害,这一影响时至今日还在继续。知识分子无法掌控社会文化资本,日益的民间化、边缘化更是切断了他们自由表达思想的通道,再加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儒表法里、儒表道里对知识分子的再度冲击,使得具有双重人格及人格分裂的知识分子丧失了批判的精神和言说的空间。真如萨伊德所说,理性的知识分子处境和境界:“这种人既没有职位要守护,有地盘要巩固而防卫,因而他们回应的就不是惯常的唯唯诺诺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⑤我想,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否更具启发性呢?
　　
　　注释:
　　①刘士林:《新道德主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②《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哈佛燕京学社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第9页。
　　③ 参考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哈佛燕京学社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第126-127页。
　　④张光芒:《中国当代启蒙文化思潮论》,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第122页。
　　⑤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8,第301页。
　　
　　作者简介:李先宇(1979-),男,安徽六安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 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抗战文学研究。

• 李先宇： 革命畅想曲之换了人间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2期
• 李先宇： 革命畅想曲之换了人间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