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6-1976年的文革十年,文学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学失去自由,文人失去自由,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文革时期的文人在无奈中普遍选择了叛逃,这里的叛逃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一是对社会语境的叛逃,二是对文学自觉的叛逃,本文将结合文革时期文人的命运与一些文学现象来对文革时期文人普遍存在的叛逃情结进行分析和反思,分析其中蕴涵的社会文化成因和这种现象的文化本质。
　　[关键词]文革文学文人叛逃情结;反思
　　
　　1966年2月, 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和一系列极左文艺思想是“文革文学”的“纲领”①。在写作方式上,“文革文学” 最流行的方法是组织写作小组 ,文学成了非个人化的、 为表达社会政治集团观点的行为 。一直到1979年,中央正式撤销《纪要》,在这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作家、 艺术家都要在政治思想的高度约束和规范下改造个人思想,文艺可相当可悲的成为从属于政治、完全为政治服务的工具。那么,文革时期的中国文人在这种极端的政治文艺主张下又将何去何从?是摒弃自我一向尊崇的文学个性与真理去追随当时的社会语境还是在政治无情地打压下依然执着坚守自我文学信仰?结合文革时期一些文人的非常态命运以及文革时期出现的一些非常态创作现象,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文革时期文人内心深处普遍的选择——叛逃!此处的叛逃,意思为背叛并逃离,它表现为两个向度:一、文人背弃并远离社会;二、文人背叛文学并远离真正的文学状态。
　　一、文革时期文人对社会语境的叛逃
　　所谓的“社会语境”,也就是指语言形式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形态②。换句话来讲,是指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语言形式产生的那个社会的环境状态。很显然,文革时期大的社会语境便是政治,政治渗透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左思潮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对于文学,中央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在政治左右一切的社会语境中,文学失去了自由,文人更是失去了自由,那么,为了保存内心那可悲的单纯而自由的文学信仰,他们便以另一种方式来为文学而斗争——对社会语境进行叛逃。
　　文革时期的文人对于社会语境的叛逃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总的来说有两大表现:一种是较为悲怆的,也就是自杀;而另外一种则是沉默,以沉默来叛逃的文人,或者进行地下创作,或者表面屈服实际则是隐秘地坚持自己的文学信仰。
　　老舍,一轮又一轮的被扣上“反动派”、“叛徒”罪名的审问和批判,在身心都遭到巨大的侮辱和折磨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杀,1966年8月23日北京太平湖一跃使老舍成为后人心中的永远的痛和遗憾。傅雷,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长达四天三夜的大抄家,窝藏“反党罪证”的诬陷……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中国翻译界一代巨匠,在遥遥长夜中愤然离开了人世。留给后人的是世界文学巨匠巴尔扎克、伏尔泰智慧的声音。翦伯赞,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每隔两三日、每次三四个小时的审问,逼迫翦伯赞“你只要证明有这么回事,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1968年12月18日夜,他与夫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吃安眠药自杀。在翦伯赞的中山装的两个衣袋里,各搜出一张小纸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还有在我们现代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笔墨的罗广斌、杨朔、闻捷……
　　与自杀相比,可能选择在沉默中坚持创作的文人显得更为理智一些,是他们的忍辱负重,是他们的坚持,给文革时期主流文学显现出的苍白增添了一些绚丽的色彩。他们的沉默主要表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表面迎合遵命实则隐晦地坚持自己的艺术观,他们在表面迎合着当时的主流文学形态,创作了一些满足了当时政治形势需要的题材的作品,但实际上在这些作品中他们依然将自己的文学艺术观巧妙地悄无声息地贯彻始终。在阴谋文艺和文艺专政下,在文革文艺理论的夹缝中,仍然有一些创作者能努力作到不粗制滥造,在文学审美方面有自己的追求。如长篇小说: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克非的《春潮急》、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③他们是在遵命写作的情况下有意识的偏离文艺专政理论创作的作品;一是地下创作,完全不公开自己的身份还有这样一群文人,他们一直处于地下工作中,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文学观念在进行文学创作,他们的作品在当时一直未被公开,但在民间传抄甚广,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我们才看到他们的心血,这就是创造地下文学的文人们。在当时,他们的创作就是非主流的、个人化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潜流创作。潜流创作凝聚了创作者的独立思索,抒发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在题材、手法、风格、个性等方面有所开拓,但在思维方式上,创作者主要还是用文学的方式参与和反抗政治阴谋斗争,思维方式不完全是文学的,带有现实反抗性特征。代表性的作品有黄翔的《野兽》、食指的《疯狗》、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佚名的《少女之心》,靳凡(金观涛)的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赵振开的中篇小说《波动》。④
　　无论是自杀,还是选择在沉默中创作,他们都是为了文学对大的社会语境在进行叛逃,站在单纯的维护文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结局都是完美的,因为他们都很纯粹的在为了文学在活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逃离还是自杀,他们其实都是为了文学在自救。在流行的社会意识中,人们不把人看作“一个人”,而看作群体中的一个分子,那么,他们就要求这个分子为一群人说话,为一群人牺牲,为一群人服务,也就是“你必须”⑤。他们的自救,是“我不承认我是群体的一分子”,我不受群体的摆布和驱使,我只做我愿意做的事。“我”作为一个人,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作为一个作家,只对语言负责,也就是说,我的观念不是“你必须”,而是“我愿意”。所谓作家的主体性,全在于“我愿意”之中。我愿意的写作状态,才是活的状态,自觉的状态。文学看起来最软弱,然而文学一旦真正成为文学,它又是最强大的。它可以不受任何外在的束缚发出内在最真实、最有力的声音。
　　二、文革文人对文学状态的叛逃
　　什么是所谓的“文学状态”呢?刘再复先生在《论高行健状态》一文中这样解释,文学状态一定是一种非“政治工具”状态,非“集团战车”状态,非“市场商品”状态⑥。一定是超越各种利害关系的状态。文学不可以隶属党派,不可隶属主义,也不可以隶属商业机构,它完全是一种个人进入精神深层的创造状态。前文提到的为了文学而叛逃社会大的语境的文人们,他们是一批最具有文学状态的文人,那么下面谈到的放弃自我一向尊崇的文学信仰,违背自我的我文学意志,而去追随当时的政治要求的一批文人,这种改变自己以适应体制的做法便是在对文学自觉进行叛逃。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人,为了保身而叛逃了文学状态去选择了当时的社会语境,回顾历史,可能最典型的就是郭沫若了,曾经创造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神话《屈原》,可是文革中竟然也会写出诸如“谁说工人没力量/请看南京长江大桥/啊/长江大桥/你为什么那么长/它分上下两段/上面跑汽车/下面跑火车”此类糟粕,期间他还为江青写颂歌,江青倒台后又写诗批判四人帮,为了附庸毛主席的意思,而对李白的疯狂的褒奖和对杜甫的疯狂的贬低……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在烈火中再生的郭老,到暮年为何如此阿谀?完全背叛文人本应该有的文学状态,而去为政治逢场作戏。
　　除了郭沫若,就是革命样板戏的追随者们。现在一些学者指出:文革时期全国只有一个作家八个戏。一个作家就是小说家浩然,八个戏就是江青主持审定的八个“革命现代京剧”,即所谓样板戏。主题政治化,人物类型化,结构模式化的样板戏,基本内容不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主要人物(一号人物)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救世主和精神导师。艺术上打磨精致,有些唱段优美动听,但对生活高度净化和美化,审美上苍白贫血。如小说《初春的早晨》、《虹南作战史》(写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写农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西沙儿女》(浩然)(为江青擦脂抹粉、歌功颂德“镶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有一座奇险的山峰,顶端白云之中,挺立着一颗劲松”,把西沙儿女英勇的战斗功绩说成是江青精神鼓舞的结果)等⑦。文学相当可悲地成为了政治斗争阴谋的工具
　　三、对于文革时期文人叛逃情结的反思
　　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语境,造就了一批叛逃的文人,对于这一现象我们不得不反思:文革文人为什么会普遍有一种这样或那样的叛逃情结呢?中国文人会在叛逃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自中国封建社会以来政治与文学、政治家与文人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传统关系中来寻找根源。
　　自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朝,成立中华民国,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国持续了将近2400年,是世界上受封建制度的统治最悠久的国家,而封建往往与独裁联系在一起,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便会千方百计去限制或者铲除一切不利于自己统治的因素存在,而对于文人,统治者只喜欢他们歌功颂德,也未必是因为爱被人恭维奉承,主要是因为通过歌功颂德,控制言论,营造出四海升平、八方宁靖的假象,欺瞒百姓,从而巩固独裁政权。但是文人终究是一群靠思维生存的人,他们更多的是信仰真理与自由,当他们不顾政治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完成创作的时候,这便不可避免的会触动集权独裁者敏感的神经,威胁他们牢固的统治地位,于是文人便与政治家或者说是中国的统治者自古便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巴金所言,“言论自由”与封建集权独裁统治从来都是一对“你存我亡”的死敌。所以越是集权独裁者,便越将言论管制得窒息一般,不容文人们有丝毫喘息。
　　那么对于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最早在秦始皇时期,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矛盾冲突引发的文人的和文学的悲剧,这便是秦始皇为愚民而采取的焚书坑儒。秦亡汉立,开始还表示尊道家,推行所谓老庄的“无为而治”。后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表面将秦始皇坑的儒挖出来了,其实只是换了一件鲜艳的外衣而已,实质和秦始皇一样,还是进一步巩固集权独裁统治。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儒道,只有王道,只有霸道。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文字狱一遍又一遍的重演,文人一次又一次被推上政治压制下的断头台,的确,他们有过反抗,但是一群靠思维和信念存活的柔弱书生又怎能敌得过靠野心和冷漠夺取江山的政治家与统治者?他们带着热血的笔杆在政治家冰冷的枪杆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违背良心的弯曲,或者干脆便折断、消逝。其实民主、自由、独立的特质一直存在中国文人的血液里,但很少迸发,即使偶尔溅射出来,也只是昙花一现,不足为道。中国文人所谓的高尚情操,其实都是蒙着眼泪和屈辱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文人似乎也隐隐约约感受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文学的悲剧与文人的悲剧一次又一次上演,他们累了,他们知道这样硬碰硬的正面交锋文人是不可能有出路的,奇迹从没有发生过,于是他们将此看做似乎是文人的宿命,慢慢的他们便将其认为理所当然了,又有什么要反抗的呢?于是如以上讨论的叛逃历史所言,一开始他们便在无奈中踏上了叛逃的道路,要么以性命保存独立人格、要么隐逸、要么沉默、要么在压迫中去迎合政治家的口味,我们暂且不说哪些方式有多么高尚哪些方式有多么卑鄙,但我们清楚他们有的是叛逃社会语境、有的是叛逃文学状态,他们都是在无奈中作出的痛苦抉择,走得都是一条叛逃的道路,这条道路上有过一些糟粕,但更多的我们庆幸叛逃所带来的开在文学上的奇葩。
　　文革,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一批普遍具有叛逃情结的文人。但不可否认的是,风雨飘摇的年代,文革文人的叛逃仍然为中国当代文学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2]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
　　
　　作者简介:朱国贝(1989-),女,汉族,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当代文学研究,湖北大学文学院。

• 朱国贝： 文学,在浩劫中叛逃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