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语新词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出现的新词汇。新词的出现就像一面镜子,体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反映出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人们思维的更新。本文从维索尔伦(Verschueren)的顺应理论出发,分析汉语新词的翻译过程,以期能指导汉语新词翻译实践。
　　[关键词]汉语新词;顺应理论;翻译
　　
　　一、 引言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基本工具之一,词汇又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而新词是指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出现的词汇。它主要是指反映新事物、新概念、新思维、新经历、新问题等出现在书面语以及口语中表义明确、利于交际的词汇。在我国,这些新词有的指称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中国社会特有新事物或现象;有些是原来就有的但现在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还有些是从国外语言中借来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涌现出了大量的汉语新词,它遍及政治,经济,文化,体育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罗胜雄,2008)。新词的出现就像一面镜子,体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反映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人们思维的更新。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为了对外交往的方便以及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化,急需将这些汉语新词翻译成地道的英语。这一需要直接促使很多翻译者从事汉语新词翻译以及研究工作。一时间,大量的汉语新词得到翻译,但其翻译中出现很多问题,如机械直译、胡译、乱译、文化误译,以及文化缺失。同时,虽然前人的研究中有以不同理论来指导汉语新词翻译的,但大多都是以交际观、目的论、以及认知理论为视角,而且目前还没有从语用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本文即为填补这一空缺,以一个全新的语用学视角——顺应理论,来解释分析汉语新词的翻译。
　　二、 顺应理论
　　顺应理论由维索尔伦(Verschueren)在1985年提出,在国际语用学研讨会上, 他明确提出了语用学是关于语言的一种综观的观点。他认为,使用语言就是选择语言,话语的产生是一个对认知、社会和文化语境进行顺应的过程,即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何自然等,2007)。
　　在Verschueren的顺应理论里,语境成分包括: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其中物质世界包括时间和空间。社会世界包括交际双方的依存关系、权利关系和平等关系等。心理世界涉及交际双方的个性、情感、信仰、欲望、希望、动机、意向等的心理状态。而语言成分的选择包括:语言、语码和语体的选择;音位、停顿、速度(语音);词汇结构和内容;从句、句子结构;命题、篇章;话语构造的原则(如连贯和相关);篇章构造的原则(李鸿鹤、纪墨芳,2009)。
　　Verschueren认为语言的选择顺应性具有双向性:语言成分的选择顺应语境;语境的选择也顺应语言成分。
　　顺应论主要关注的是语言使用者如何在言语交际中做出语言选择,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译者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因此它就为理解译者在目的语认知环境中做出的语言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
　　翻译也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一种涉及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三方面的跨语言、跨文化的语际交际行为。翻译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目的是使交际得以顺利进行。在翻译中,译者根据认知环境、译文体裁、翻译目的等确定相应的翻译方法和手段,以确保交际成功。而制约这一切的基本原则就是动态顺应,一切翻译的过程都是动态顺应的过程。汉语新词翻译也是翻译的一种,其更具特殊性,涉及到文化、认知、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影响,汉语新词的翻译正是一个涉及顺应具体语境以选择恰当翻译方法的过程,将其纳入关联—顺应模式中研究完全具有可行性。
　　三、 顺应理论下的汉语新词翻译
　　汉语新词翻译主要是将我们富有特色的文化信息传递给外国读者,属于一种跨文化的交际,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要不断的进行动态顺应,去顺应读者的认知环境、文化差异、表达习惯以及翻译目的等具体语境,然后确定相应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以确保汉语新词的翻译能够起到传播中华特色文化的目的。
　　(一)顺应读者的认知环境
　　汉语新词翻译过程中涉及到跨文化交际。中西方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生活方式等不同,直接造成双方的认知环境不同。在我们汉语环境中出现的尤其是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在西方人的认知环境中不一定存在。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按照我们中文的意思直接翻译,就会造成外国读者根本无法理解的现象。
　　例如汉语中的“豆腐渣工程”。这是一个富有我们汉语特色的词语,豆腐渣本是很普通的一样食物,而用在这个词语中,它具有比喻意义,形容的是一些“偷工减料、质量低劣得犹如豆腐渣一样的建筑工程项目”,如直接将其翻译成“beancurd project”,无疑没有传达出这个汉语新词隐含的喻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其翻译成“jerry —built project”,“jerry—built”在西方读者的认知范围中才相当于我们的“豆腐渣”类似的不合格的项目。直接翻译成“beancurd”,读者最多只会理解其为一种日常食物。
　　又如中国的“高考状元”,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新词,在西方人的认知中完全没有对等的概念。要将其翻译成英语民族能理解又可接受的英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翻译是表达和理解的统一,怎样翻译才符合国外读者的认知环境,才能被他们理解呢?这时译者可采取意译的方法 “the highest—ranking student in entrance examinations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这样视乎才能让西方读者更易于理解,才更适应他们的认知环境。
　　(二)顺应文化差异
　　我们知道每个民族既有自己的语言,又有自己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民族的全部文化,又像一个窗口,揭示着该文化的一切内容。文化上的差异,尤其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了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理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有时,甚至会引起误解(罗胜雄,2008)。比如,由于文化的差异,东西方人对一些词的概念及其褒贬意义的理解和认识也不同。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有必要对文化差异给予一定的处理,即要顺应与西方读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既传达出汉语新词承载的中国文化,又不至于犯触外国文化的禁忌。
　　在翻译“亚洲四小龙”时,将其译成“the four dragons”,表面上传达出了字面意思,而无形当中却触犯了外国文化禁忌。“dragon”—“龙”在我们中国暗示着好运和财富,而在外国人的文化当中是一种凶猛、邪恶、野蛮的动物,将“亚洲四小龙”里面的“龙”译成“dragon”,会给外国读者一种印象:亚洲那四个国家还停留在野蛮人状态,无形之中给外国读者留下不好的印象。
　　再如“红眼病”,在汉语中指“生性好嫉妒的人”,若将其直接译成“red-eyes”则意为“哭红了的眼睛或充血的眼睛”,在西方文化中“green”才有“嫉妒”之意,所以应将其译成“green-eyes”。
　　因此,我们在翻译汉语新词时除了传达出词语的原意外,还要格外注意顺应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翻译后的译文切不可与外国文化相抵触,否则意思会相差甚远。
　　(三)顺应读者语言表达习惯
　　翻译汉语新词的过程中,译者除了顺应双方之间的认知环境以及文化差异外,在语言层面上也需注意要顺应译语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
　　汉语新词是富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对于有些词语的翻译,如一味的按照汉语思维的话,就会照成画蛇添足,影响表达效果。这时译者应注意顺应读者的表达习惯,译成更符合读者理解的表达法。
　　汉语中有很多这种词语,如:“保护伞”,按照汉语思维翻译成“protective umbrella”就有不妥。“umbrella”本就有一项意义为“保护伞”。还有将“开胃菜”译成“appetizer course”,殊不知“appetizer”在英语里本就有“开胃菜”的意思。
　　另有一些汉语新词,由于其本身是从国外语言中借来的,如果再要译给西方读者看时,往往需要采取回译的方法,即要顺应此词在原来语言中的表达习惯,给译者带去一种地道的感觉。如“丁克家庭、冰毒、蹦极、克隆”等等,它们本身源自英语国家,当其进入中国,成为汉语新词后,再次对它们进行翻译时,我们就不宜进行生造,反而需要顺应原来语言的表达习惯,相应回译成“dink, ice, bungee jumping, clone”(高永伟,2003)。
　　因此,翻译汉语新词时如果过于抠汉语字面意思而不顾译语的语言表达习惯,就会照成画蛇添足,给译语读者一种冗繁、奇怪、不地道的感觉。
　　(四)顺应翻译的目的
　　在翻译具有中国特色文化新词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特有文化。这时西方文化中没有对等词语,为了顺应我们翻译的目的,往往采用造词、直译、音译法,以达到保持、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黄永存,2009)。
　　如自从中国宇航员进入太空后,西方语言中便出现大量的“中国宇航员”,如何进行翻译可显示中国特色文化呢,我们便将其译成“taikonaut”,此新造词前半截“taiko”为汉语“太空”的拼音,后半截“naut”为英语“astronaut”(太空人)的后缀,典型的添上了中国文化的标签。又如 “和谐社会”,这是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里的文化,为了传达我们的特有文化概念给西方读者,顺应我们的翻译目的,就可采用直翻译方法,译成“harmonious society”。
　　四、结语
　　汉语新词的翻译一直处在较混乱的状态中,机械直译、胡译、乱译、文化误译,以及文化缺失等现象还大量的存在。顺应论从语用学视角,以语言使用是一个动态顺应过程为指导。将该理论运用到汉语新词翻译过程中,译者在翻译新词时不断的进行动态顺应,去顺应读者的认知环境、文化差异、表达习惯以及翻译目的等具体语境,而不是采用传统的、毫无根据的“机械直译、胡译、乱译”等方法,进而能动态的确定相应翻译方法和策略,以确保汉语新词的翻译得体、成功,更进一步,能够起到传播中国特有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高永伟.谈谈汉语新词翻译中的两大问题[J].上海科技翻译,2003(2).
　　[2]何自然,谢朝群,陈新仁.语用三论: 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3]黄永存.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对汉语新词英译的启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
　　[4]李鸿鹤.纪墨芳翻译语境顺应模式再思索[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9).
　　[5]罗胜雄.汉语新词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
　　
　　作者简介:汤蕾(1984—),女,湖北崇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普通语言学。

• 汤 蕾： 顺应理论与汉语新词的翻译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