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立意在揭示一种诠释方法论,通过对“庄周梦蝶”这一文本之两种诠释进路的评析,试图证立《庄子》文本的开放与多元,从而为诠释者提供可供发挥的多重面向。
[关键词]庄周梦蝶;诠释;方法论
《庄子·齐物论》载“庄周梦蝶”之典故曰:“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1]
历来学者对这一寓言的阐释纷繁复杂,莫衷一是。在此,我将评介两种对该寓言的阐释脉络,他们多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与思维模式来建构一套阐释体系。这便使得原有的文本不再拘限于其固有的或本有的意义,而是开辟了一个更具时代性,更具多学科背景的阐释空间。
第一种诠释路向是融会哲学与美学,既逼问“我是谁”的存在本体,又透显一种悲剧的审美意识,最后通向人的诗意存在。 “庄周梦蝶”这一庄子哲学中最具审美特质的寓言无疑尤其集中的反映了《庄子》中的思想倾向——一种自由与审美的愉悦表象下隐藏的深深地悲哀。
在此种诠释理路里,作者认为庄子哲学中生命和人生的问题永远是其出发点和归宿。表面上看,庄子永远是活泼潇洒的,然实质上,其哲学的人生观却抱持着“有待”的悲观态度。在罔两与景的对话中,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庄子集释》)便明确表达出庄子认为人生有待的悲剧宿命观。
郭象云:“今之不识胡蝶,无异于梦之不识周也,而各适一时之志,则无以明胡蝶之不梦为周矣。世有梦经百年者,则无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梦者也。”(《庄子集释》)作者认为,由于个体存在的偶然性与感性因素的存在,存在的真实性很容易迷失在现象世界中,人的自我意识也会迷失其中,难辨真伪。而庄子对存在真实的追寻与叩问,却因脱离了某个具体的客观时空条件而难以找到答案。于是便陷入“人生如梦”的虚幻当中,便有了一种失落的哀愁。叶朗讲,“闻一多说,庄子的思想和著作,乃是眺望故乡,是客中思家的哀呼,是一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哲学,因为凡大哲学家都寻求人类的精神家园;《庄子》是诗,因为思念故乡是诗的情趣;《庄子》又是美,因为如康德所说,凡最高的美都使人惆怅,忽忽若有所失,如羁旅之思念家乡。”[2]正是这种自我的迷失使得人类整体的存在与追求似乎失去根本的意义与价值依据,反映在“庄周梦蝶”中便是追寻精神与失落情绪的并存。
作者并没有简单的将庄子贴上悲观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的标签,而是进一步厘清了悲剧意识和悲观主义的不同。在我看来,悲剧意识是站在审美的维度来观照《庄子》文本,而悲观主义则更多地站在哲学人生观的视角。基于此种分辨,作者将其讨论的重点转移到了《庄子》中所彰显的中国哲学之乐观和超越的精神。“庄周梦蝶”最后提出的“物化”,就是通过审美的方式超越悲剧“有待”的人生,成为完全的自由之人。“物化”审美的超越,即李泽厚所谓“以美启真”[3],通过“以美启真”达到真善美的感性统一,即人的诗意栖居。故这里的“物化”并非是人的自然化那么简单,而是反映出庄子有了一种模糊地由价值生存形态向本然生存形态返回的“人的觉醒”意识,其模糊处就在于“以美启真”并非全出于庄子高度的理性自觉,而是一种原始初民的“诗性思维”的哲学升华。[4]
这一诠释路向首先从悲剧审美意识切入,以“庄周梦蝶”这一寓言为突破口,试图发掘庄子哲学内在的思想倾向,并对庄子文本中所透显的诗性特质和生命情调进一步展开讨论。如此便将读者领入庄子的梦境,体验其自我迷失的迷离与痛楚,从而激发一种向上的超拔意识,回归人类的本体,达到精神上的无待与自由。正因为庄子是哲学,是诗,又是美,相应的,对庄子文本的诠释路向基本的也有三种,即哲学的,文学的和美学的。《庄子》作为一个整体,诚然是不可分割的,但在作为诠释主体的人看来,《庄子》却有多种不同的面向,哲学文本正因为人的诠释才变得灵动起来。不同时代的人有着被当时所赋予的一套话语系统和价值理念,不同知识背景的诠释者有其特殊的观察角度和关怀面向,有着不同心境和生命体验的读者也有其特异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判准。所以庄子的哲学也应该是与时俱进的,正因其能被纳入不同的诠释系统才彰显其文本的当代意义,才表现出经典文本的涵容和活力。
第二种诠释路向以徐复观先生为代表,即纯以艺术精神来观照“庄周梦蝶”,且把讨论的重点集中在“物化”上。他说,“当一个人因忘己而随物而化时,物化之物,也即是存在的一切。更深切地说,物化后的知觉,便自然是孤立化的知觉。”“惟有物化后的孤立的知觉,把自己与对象,都从时间与空间中切断了,自己与对象,自然会冥合而成为主客合一。”“主客冥合为一而自喻适志,此时与环境、与世界,得到大融合,得到大自由,此即庄子之所谓‘和’,所谓‘游’。”“庄周梦蝶”“是庄周把自己整个生命因物化而来的全盘美化、艺术化的历程、实境,借此一梦而呈现于世人之前;这是他艺术性的现身说法的实例。”另外,徐复观先生认为“庄周梦蝶”还关涉到庄子艺术的生死观。他说,“物化是因为‘忘’,梦为蝴蝶而当下全体即是蝴蝶,即忘其为庄周……死即忘其曾经生,这才能随物而化,以生死为一条。”“物化的境界,完全是物我一体的艺术境界。因为是物化,所以自己生存于一境之中,而傥然与某一物相遇,此一物一境,即是一个宇宙,即是一个永恒。”[5]
第一种诠释进路的特点在于能经由审美的关怀,回归哲学的本体,最后达致一种文学的存在,即诗意的栖居。徐复观的诠释进路则取径中国艺术精神,这无异于更符合《庄子》的文本特质和庄子的游世情怀。庄子本人的生存状态可视为一艺术的化境,而用艺术的眼光和心态去触碰庄子,无疑为我们理解《庄子》提供了一副广角镜,更方便我们立体多维地展示一副全景式的图画,勾勒庄子的生活图景和心态,体认《庄子》的涵容和生命关怀。
综合以上对《庄子》文本两种诠释路向的分析,可以发现元典的解读实有不同的角度和面向,取决于诠释者的知识背景,生命体验,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的重心。傅伟勋先生之“创造的诠释学”应用“层面分析法”, 分辨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或创谓)等五大辩证层次。在“实谓”层次,我们探问“原作者(或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 在“意谓”层次,原典本文的诠释者必须假定原典本文具有原作者真正“意谓”着的“客观意思”存在,诠释者于此层次的学术责任即在发现理解所谓“客观意思”或“真正意思”,且以“依文解义”方式表达诠释者的“客观”的理解。在“蕴谓”层次,诠释者必须继续探问原思想家或原典可能表达什么?或他所说过的可能蕴涵什么?在此层次,我们探问原思想家或原典(本来)应当表达什么?或创造的诠释学家为原思想家或原典应当如何重新表达,以便讲活原来的思想?在“创谓”层次摇身一变,而提升创造的诠释学之为创造的思维方法论的学者(即创造的思想家)不得不问: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我现在必须“创谓”什么?[6]
由“庄周梦蝶”到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这本身也揭示了一种方法论的进路。即对一个文本的分析不应局限在那个特定的文本之内,而应站在宏观的视角,把握其中所透显的内在逻辑,并抽绎出一套独特的阐释方法论,以不变的方法应万变的文本,以变化的眼光应不变的文本,如是便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参考文献:
[1]郭庆藩《庄子集释》,台湾:华正书局,1994.
[2]叶朗《胸中之竹》,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3]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郭公民《“庄周梦蝶”的悲剧内涵及其哲学指归》,湖州师范学院学报,Vol.25 Jun.2003.
[5]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 傅伟勋《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台北市:正中书局,1994.
作者简介:王川,男,湖北黄梅人,本科在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