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曹操之子、曹丕之弟、建安才子曹植,以其细腻的笔触、深沉的情感、独特的视角,刻画了一个个“妖”、“娴”且“哀”,即兼具形体之妍、气质之雅和命运之悲的女性形象,抒发了“抱利器而无所施”的惆怅无奈之情,以女子的形象生动且深刻地反映出了自己具有悲剧性命运的一生。曹植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对女性独特的审美观,从审美心理学角度看,既符合了直觉、感性的美感体验,又投射出了自身的内在情感,达到了对现实痛苦的宣泄和补偿,完成了自我实现。
　　[关键词]曹植;女性审美观;审美心理学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之子,曹丕之弟。在建安文学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得后世评价最高的一位。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称“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钟嵘在《诗品》中更是对其推崇至极:“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曹植自幼颖慧,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喜爱,并曾认为他“最可定大事”。然而曹植行为放任,屡犯法禁,引起曹操震怒,最终在立储斗争中失败。曹丕继位后,他的生活也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一个过着悠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了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后期一直郁郁不得志。但也许正是凄惨的遭遇、囚徒般的生活、寄人篱下的处境,让作为文学家的曹植具有了更深沉的情感和对人生更深刻的思考,令他的作品变化跌宕,韵味无穷,引人入胜。
　　美的事物历来都是文人骚客笔下不朽的主题:美好的景色、美妙的感觉,特别是美丽的女子,更是令诗人们大费笔墨。古往今来,在中国文学人物的画廊上,亭亭玉立着一个个被作家用笔墨塑造起来的光彩照人的美丽女子,竞相争妍,争相媲美。早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便已到处闪现着女性美丽的风姿: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到了《楚辞》中,屈大夫又以他笔下山鬼含睇宜笑、披荔带萝的香草美人来比喻自己的美好品德;至宋玉“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对美人的描写又进了一步;到汉乐府时,“采桑城南隅”的秦罗敷,“精妙世无双”的刘兰芝等,对美女形象的塑造已越来越丰满。
　　历史翻到了建安时代。血雨腥风的动荡社会之中,俊才云蒸的彬彬盛况之下,卓然标峙着一位“建安之杰”,他就是曹植。在曹植留下的八十多篇诗歌作品之中,关于女性题材的有十五首,在其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曹植笔下美女形象众多,有盛世独处的闺中养女,暗叹青春的易逝;有容若桃李的南国佳人,感伤岁月的迟暮;也有相见不得相近的洛水女神,哀惋人神之道殊;亦有幽怨然不得宠幸的被弃之妇,盼望夫君的回心……
　　那么,从曹植所塑造的美丽女子们那里,我们能看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才子的什么样的女性审美观呢?这样的女性审美观又是怎样来的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探索……
　　一、妖——形体之妍
　　曹植在对屈原“香草美人”传统的继承中,突破了仅仅把美人视为一种文化的符号或象征的局限,将其变为典型的艺术形象,使其神采面貌与精神世界同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具有情致深永的审美价值;对于美女丰姿绰约、流韵溢彩的形体之妍的描写,也从姿态、服饰、容貌、行止等多个角度来展现,并运用了赋、比、兴、动静结合等多种写作手法。
　　曹植《美女篇》中“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将女子置身于优雅别致的桑林中,柔嫩的桑枝轻轻摇动,采下的桑叶翩翩飘落,突出了女子婀娜的身姿和轻盈的步态。并由此逐步展示美丽女子优雅的动作和身上的饰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裙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罗衣飘飘,蝉翼般轻薄的裙裾在风中如翻飞的蝴蝶,顾盼之中,光彩四溢,长啸之时,芬芳如幽兰。
　　在浪漫主义诗篇《洛神赋》里,曹植极尽笔墨渲染了洛水之神的美丽:以珍禽奇兽表其灵性,以适时花木表其艳丽,以天文气象表其含蓄和风流。她轻盈的样子好像大雁,美好的身躯好像游动的神龙,似轻云蔽月,飘渺蒙笼,又似风吹雪花,清风飞舞,如朝霞,如绿波,双肩如雕,腰肢如束……集中表现了洛神的容貌、气质、风度,显示出了洛神的天生丽质,文字之优美、华丽、灵动,让人不禁为之一震。洛神潇洒飘逸、神采飞扬、光彩照人的美好形象不由令人惊呼:“若此之艳也!”
　　除此之外,曹植的诗篇中,也会用色彩美来烘托美人之美。如绿池、朱华的搭配,构成了一幅幅色彩学上的冷暖对比、浓淡相宜的画面,大大增强了审美表现力;另外还有“有美一人,硕大且俨”、“红颜晔而流光”等描写,勾勒出一个个端庄艳丽的美丽女性形象。
　　人本主义心理学则认为美感是一种高峰经验,是对自我的关照,自我在不停地追求在创造中实现自己的潜能,在达到了自我实现时就会出现高峰经验和美感。从这个角度看,曹植对于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以充满情韵的眼光和超越逻辑思维的智慧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当艺术形象被创作出来的时候,诗人自己也就达到了自我实现。而这些美女们的外在美丽,又正好符合了审美关照对于审美客体的要求:一是感性的、具象的,能够提供给审美主体的知觉以原型或是整体性的材料;二是对象本身具有某种审美属性,或说美的潜质。也就是说,曹植在描写美女的形体之妍的同时,也获得了审美愉悦感,完成了自我实现。
　　二、娴——气质之雅
　　曹植是一个有骨气有追求的诗人,他所咏的美人,与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相比,不仅外表妖娆,装饰华丽,而且还具有娴雅高洁的内在气质。莎士比亚曾说:“没有德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可因为在你的美貌中有一个美好的灵魂,所以美貌才会永存。”曹植笔下的伊人不仅生得美丽,而且内心高雅丰富,有血有肉充满了人情味,这是以往作品所不及的。
　　《美女篇》里正值韶华当年的女子却独处闺中,原因是“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佳人所追求的不是凡俗之夫,而是要选择一位贤德之君,不是美人无处可嫁,而是贤君实在难得。这几句话简练地概括了美人的内在美,写出了她品格的高洁,宁可独居闺中也不委身世俗。这样,美女的形象也更为充实丰满了。又如《弃妇篇》中,石榴花一般光华灿烂的女子因无子被弃。她哭诉着自己的不幸,但仍然恳切规劝,希望丈夫回心转意。一连串的心理描写,显示出了被弃女子善良、坚贞、淳朴的美好品德。再如《洛神赋》中由内到外无处不美的佳人,不仅美貌无双,而且“习礼而明诗”、“含辞未吐,气若幽兰”,表里信修,实在值得诗人仰慕和追求。
　　曹植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实际上是自己情感的体现。如果说佳人的美貌体现了曹植才高的话,那么美女的娴雅则体现了曹植的理想远大。曹植乃一有志之士,要求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他有美好高尚的品德,并且傲视流俗,绝然不与鄙薄的世俗相媾和,反映在他所塑造的女性艺术形象上就是娴雅高洁的内在气质。
　　我们是可以找出曹植这种以美人自喻的创作手法的心理学方面的依据的。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想象是以社会所允许的形式展现出来,使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未得到满足的欲望得到代替性的满足,而这也就是艺术审美的本质所在;创造艺术品的满足和愉快方式,基本上不与周围的真实世界联系,而是与自己的心灵所产生出的幻想王国产生联系。曹植曲折的一生,开始是由于他的任性而失宠于其父曹操,继而屡遭其兄曹丕的诘难和猜疑,最后又终不见信于其侄曹睿,满怀才能却无法施展,品德高尚却不为人所发现。现实中无法实现的远大理想,只能诉诸艺术创作,通过德貌双全的女性形象表达出来。
　　而在移情论的倡导者,德国美学家菲舍尔和利普斯看来,审美的心理过程是移情或外射,即人们把自己的主观情感转移或外射到对象身上,然后再对之进行欣赏和体验。正如曹植把自己高洁美好的性格和情感投射到美人身上,然后再讴歌美人坚贞明礼、追求贤明的内在美丽。
　　三、哀——命运之悲
　　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曾指出:人最大的困境是他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有意识的自由人,又是被生理学和社会条件所约束的奴隶。恩格斯也说:“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而曹植就体现了这种矛盾和冲突。他的一生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一生,忠不被用,才不被识,抱利器而无所施,终不得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心灰意冷。壮志难酬的苦闷压抑着他,所以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明显地体现出这种悲剧意识。元代刘履《选诗补注》中就有提到:“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
　　曹植笔下有那以妇女自叙的口吻诉说着“悦新婚而忘妾,哀爱惠之中零”的悲惨遭遇;有“忧伤从中来,叹息通鸡鸣”的哀怨;有美丽佳人由于世俗谗巧,于是哀叹自己的青春美貌在俯仰之间就到了迟暮;也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沉吟着“孤妾常独栖”;正当年轻貌美之时的女子,却独处深闺之中,面对无情的现实,无可奈何的美女只有“中夜起长叹”。越是写美人的“妖”和“娴”,就越能衬托出命运的悲与叹,使女子的悲剧特征表达得更加突出。《洛神赋》的人神恋爱的悲剧也堪称动人心魄,“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为此女神悲痛欲绝,痛惜此次交往将要永远断绝,哀叹人神一别,天各一方,留下的只是永恒的回忆,内心痛楚不可名状。
　　正如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容且气质高雅的丽人找不到知己或被弃而独叹青春易逝、命运多舛一样,自诩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雄才大略的曹植,用“妖且闲”的女子们的悲剧美来抒发自己的忧愤哀怨、怅然失意之情,从而营造了一个丰富的心灵内涵意境。在这里我们似乎又隐约地听到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那低声的哭泣——同为兄弟,为何一个高居九五之尊、极尽人间之崇荣,另一个却匍匐于地、受尽磨难的不平待遇?曹植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描写,正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著名心理学家容格认为追求美并非艺术的直接目的,美仅仅是一种武器,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魅力,就是因为其他人和艺术家一样,也是在某种程度上遭受着同样的挫折,他们尽管也可以在梦幻中去寻求解脱的办法,但生活的枯燥乏味让他们无法从精神上得到慰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不仅是一种精神补偿的手段,而且被公认为是一种社会性的治疗手段和摆脱苦闷的出路。弗洛伊德也认为,艺术是脱离现实的,是对痛苦的补偿,艺术是人类为了忍受生活中的困苦而提供的缓冲措施之一。曹植创作了大量“妖”、“娴”且“哀”的女性艺术形象的根本原因恐怕就在此。从这些女性形象的创作中可以看出,曹植把她们当作是对人生痛苦的宣泄和补偿。
　　综上所述,曹植诗中的女性形象兼具形体之美和气质之雅,但大都有着悲剧性的命运,这实际上是风流倜傥、才高八斗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作者对自己悲剧命运的总结和感慨,是作者内心情感的投射以及对人生痛苦的宣泄和补偿。
　　
　　参考文献:
　　[1]赵彩花.《先秦到汉代诗歌中女性形象的三次变迁》[J].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 第21卷,第5期.60-63.
　　[2]欧阳竹.《论前代文学对曹植女性题材作品的影响》[J].大众文艺.104-105.
　　[3]裴登峰,张音.《曹植作品中女性美的象征意义》[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 第4期. 59-60.
　　
　　作者简介:刘从武,厦门大学哲学系。

• 刘从武： 论曹植的女性审美观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