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电脑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数字化。网络不仅给人类带来了信息传递的快捷和便利，也正在逐渐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种语境中，网络文学应运而生。短短几年间，网络文学在自发和无序状态下，迅猛发展，成为网络文化的“布道者”。
　　一.网络文学产生的技术背景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规模不断扩大，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类基本进入信息社会。它改变了人类发展的基本向度：时间和空间。新的时空结构使人可以在全球以个人的身份存在，由依附观念向独立观念转变，人更具有特别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网络空间延伸了空间的概念，当今世界已经由时间定义走向空间定义。空间具有主宰地位，成为社会结构性要素。人从对自然的依赖、对物质的依赖到走向无限广阔的网络虚拟时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每一次变革，都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时空特性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影响。
　　数字化和网络化把人的发展纳入到全球化时空的轨道上，数字化的时空结构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人的全面发展方式。数字化创造了一种虚拟空间，它将时间转换成人类发展的空间，形成一种创造性的时空结构。它不同于单向度的信息性结构、生物结构、科学结构和信念结构的功能，它还有人所特有的受到新信息刺激产生的幻想、想像、猜测、顿悟、直觉等人的感性思想的内核结构功能，又有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非逻辑的、虚拟的和多维度的结构功能。在数字化平台上人们的交往能穿越时空沟通古人与今人、中国与外国、现在与未来，人们在这个虚拟空间里互相交流信息、思想、情感和知识。也就是说，数字化时空结构使人全面交往、全面需求、全面学习、全面发展的空间维度得到了延伸。
　　人类的活动时空从自然平台发展到数字化平台和网络平台，从而拓展了空间的维度，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推动了人类的全面发展。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条件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一命题在数字化和网络时代更加显示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马克思看来，“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2]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化平台和网络平台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它给人提供了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创造性的技术手段，使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空构建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时下，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信息技术革命，大步走进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与互联网的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全球化、多元化、多媒体化和交互性、广容性、易俭性等特征相伴随，产生了以信息化与数字化为本质的、借助于媒体技术而存在的具有新质的一种文化——网络文化。它是物质文化(作为网络文化的主体)、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作为其指导)的综合体。网络文化强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效益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思考。而由数字化及其衍生出的网络文学，更是凸显出其独特的内质和审美价值视域。
　　二.网络文学的理论支撑：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一）大众文化产生与发展的世界背景
　　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以对人类精神的拯救开始，其精神结构的基本内涵就是现代主义作家怎样看待人自身，怎样看待世界，以及如何看待人与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种关照中，体现了现代主义作家要求对抗命运、拯救人类的精英意识。也由于现代主义作家身为中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他们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也只是他们这一阶层的人对人类悲惨生活的贵族化同情和精英式的拯救意识，从而使现代主义文学表现为一种贵族化的文学话语方式。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自然延续，西方世界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式与贵族化精神文化底蕴的强烈反驳。解构主义文化思潮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它以反传统、反中心、反权威为其基本特征。其理论主旨就是否定权威、传统及一切既定体制和规范，颠覆人们习以为常的各种认知范式；否认终极意义的存在，主张消解一切意义、中心和本原，瓦解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颠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传统的整体性、统一性和确定性加以思想的解构，以突出差异性和不确定性。
　　解构主义文学作家将创作直接指向通俗，崇尚经验的直接性，表现出与现代主义精英文学的决裂，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英意识和伟大艺术抱负进行嘲讽，“我们不需要天才，也不想成为天才，我们不需要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个人风格，我们不承认什么乌托邦性质，我们追求的是大众化，而不是高雅”。[3]可以说正是在解构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文学在无意中破解了现代主义文学家所固有的精英心态和文学观念本身的贵族化特征，促进了平民大众民主意识的普遍增长和强化，从而使文学在精神文化底蕴上与大众文化的文学要求开始合拍，而且在无意中给二十世纪后期精神民主化的兴起和高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文化精神民主化的倾向在后现代主义主流文学中已经有所体现，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精神民主化的要求在二十世纪末遇到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文化精神民主化、大众化趋势势不可挡，并且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学。后现代主义在破除现代主义形成的“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结构后，确立了以大众文化为主潮的多元文化，而这种文化多元化比较明显的体现就是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事实上，网络文学正是在文学“大众化”走向的后现代主义背景与大趋势下诞生并发展的，是大众文化的一种独特形式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对后现代主义主流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民主化思想的延续和继承。
　　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为文化民主化的历史要求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支持，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物质文明的生产中机械代替了人力，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闲暇可以从事精神文化活动，从而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提供了群众基础。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先进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产生和发展，为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文化精神民主化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手段和技术基础。尤其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大众传播媒介——互联网参与到文化艺术领域以后，更是推动大众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它使文学艺术一步步地从高雅的艺术殿堂中走出，消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使文学艺术逐渐由只有少数具有深厚的文化艺术素养的精英人物才能领略到的阳春白雪，变成可以为平民大众尽情享受的日常消费。它为网民们（亦即大众）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松的交流、竞争和协作的环境，同时也为网络文学突破和超越传统作家的精英话语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后盾——网络文学是网络中产生并以网络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网络平等、自由、开放的原则决定了网络文学的平等、自由和个性化等审美特质。
　　（二）中国的大众文化
　　二十一世纪是大众文化狂欢的世纪。但在中国，大众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经历过后现代解构主义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而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在精神意识上的经历，中国大众就随着世界大众文化的发展潮流走进文化大众化时代。在中国它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态，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并存，并且在当前中国无可争辩地逐步充当了主流文化的角色。大众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种轻松与情感的释放，大众的情感体验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因为在这大众化的时代，“我们就会发现，它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明确分野的消失，总体性的风格混杂及戏谑式的符码混合”[4]。
　　那么就需要对“大众”概念作以界定和对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大众”与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之前的文学艺术“大众化”的“大众”作以区分。
　　大众就是“平均的人”，它是一个与经过特殊的训练和教育而具有某种资格的“选择的少数”相对立的群体。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失去了个人和小群体的独特个性和生活方式，在诸多方面都体现出了明显的一致性，有着共同的属性。大众在社会身份和生活方式上的独特性决定了他们有着与传统文化精英们全然不同的精神结构和精神文化需求，他们要求亲自参与文学创造，平等享受人类的精神文化成果，要求一种能够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和文化消费而创造出来的、以通俗化和大众化为特征的新型文化形态的出现。在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都具备的前提下，平民大众要求平等地享受人类的精神文化成果，并且要求亲自参与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这促使了大众文化的崛起和世纪末网络文学的产生。网络文学打破了文化精英和文学贵族的“专制统治”，赋予广大平民大众以创作的自由和权利，同时它本身也体现了平民大众的审美心理和文化趣味，是目前为止最具有平民性和大众化的一种文学形态。
　　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具体说来有两层意思：一是以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文化需求、娱乐需求为旨归；二是文学创作主体真正地属于大众。它与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当代新时期之前出现的文学艺术“大众化”是有区别的。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之前所提及和倡导的“大众化”更多的是由那些拥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地以文化启蒙的角度“走向民众”，即利用通俗形式来传播启蒙新知识，具有比较浓厚的意识形态性；且主要是把大众作为表现、反映的对象，用通俗的大众化的形式来表达以纠正文学与大众的脱离状态，但大众仍然是没有被真正赋予创作的自由和权利而成为创作的主体。
　　具体说来，“五四”时期，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就倡导“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如胡适、钱玄同等就提出过由白话代替文言，用通俗、明了、近乎口语化的现代白话进行创作的观点。左翼文学时期，左联推行过文化大众化运动，即提出以广大的劳动群众、无产者，即工人、农民、士兵，以及其他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为文学表现和服务对象，如郭沫若当时就曾经号召：“大众文艺！你要认清你的大众是无产大众，是全中国的工农大众，是全世界的工农大众！”瞿秋白也指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手工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群众。”“工人、农民、一切劳苦的民众，他们有自己的私人生活……”抗战时期又有过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其争论焦点还是如何以比较能为一般民众接受的文艺方式来宣传动员群众。建国之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围绕革命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提出了“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在他看来，所谓“大众化”，首先就“化”在“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建国后十七年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主张“我们的文学艺术”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笼罩在政治中的大众文艺，多少偏离了艺术的本性。
　　总而言之，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之前的“大众”是匿名的、模糊的、一体的。许多时候，“大众”被视为不可分割的单位——“大众”被无形地转换为“民族”，其文学“大众化”理论是一种服务于上层意识形态的力量，它更多的关注文学艺术的外部功用，而缺乏对文学内部结构、审美意识的思考，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大众化”，真正的文学“大众化”应该具有以下三种倾向：一、以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二、真正实现大众与艺术文本之间的话语交流；三、彻底消除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先锋艺术与通俗艺术、批判意识与世俗意识的界限。
　　在中国大众文化时代背景下，网络文学实现了真正的文学大众化，它赋予所有的社会成员平等地参与文学创作的权利，结束了几千年来文学一直由少数人控制和操纵的命运，这不但满足了文学大众化的时代要求，而且大众的参与也为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给文学带来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版，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4）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
　　
　　李志华，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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