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如新近出版的《有一种毒药叫“成功”》,从“母亲”的角度,以入微的体察和入骨的笔力书写了现实中那些司空见惯于普泛、悄然发生于日常的情事,让我们读出一种亘古未有变化的麻木,一种通常被安之若素的触目惊心。
“母爱”是感天动地的亲情,属于文学长盛不衰的主题;“成功”是无可非议的生命追求,属于人生需求的终极层阶。问题不在这里,离开具体的语境和语境的具体,我们无法理喻孩子们发出那些饱含怨怼的尖刻言辞:关于“父母皆祸害”,关于“有一种毒药叫成功”——于此我们多有“无心的一代”之议,多有“体制使然”的辩解,并不介意我们的“有心”如何参与了“无心”的酿造,我们在“体制”下的超常发挥,如何褫夺了孩子们的快乐童年,如何扭曲了他们的自由天性。这本书正是一种“反求诸己”的启示录,无异于发出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做母亲的吁请。
作者以新闻家的敏锐发现、散文家的情动于中,罗致的现实境况令人心悸,我多次极而言之地说过,世界上最残酷的事,莫如不把孩子当成孩子。我从《有一种毒药叫“成功”》所披露的内容中,痛感于一种愈演愈烈的现实,揪心于我们对孩子的“施爱”连同对其“成功”的企求,实在已然从根本上发生了面目全非的畸变与南辕北辙的错位。
畸变云者,用作者的话来说,盖因我们“心中有鬼”。兴趣爱好是儿童伟大的导师,玩具游乐是儿童的天使,自由幻想是儿童的天性,我们期盼着孩子有个好的前程,期盼着孩子功成名就,期盼着孩子取得我们所未经取得的身份、实现我们所未能实现的心愿,却无视孩子就是孩子,无视他们所想、所爱、所愿的一切,一味从自己的意愿出发,按自己的要求设计。凭自己的理想去铸造,那么,这种无视孩子是个生命活体的做派就先自击碎了“为孩子好”的妄言,那爱的名义也就显见得十分可疑。当作者从贴切的体验中凭吊那些被剥夺了快乐和自由的童年而生发几多怅惘和追悔,当作者从那些心急火燎地急功近利、从那些“病了的母爱”捉出致病之“鬼”来,我们不能不认同一种剖析的真切、疗救的热切——在时下物化社会的奔竞中,我们简化了孩子,工具化了孩子,隔膜了乃至敌对了孩子,确实非因别的,归根结蒂源自我们爱的是自己,包括我们的“面子”之爱、“身份”之爱、“人上”之爱以及“荣耀”之爱,在这些爱恋的追求中甚至不惜以牺牲孩子的自我为代价。
赵翼如是一位母亲,母子之间的故事在这本书里占有不少篇幅。单身抚养儿子的岁月里,她比通常的母亲对于孩子投入更多的关注和忧思是可以想见的。个性鲜明的母亲跟个性鲜明的儿子之间,有所误解、有所龃龉乃至爆发“家庭战争”的事在所难免,惟其如此,如今在儿子考入国外的大学并颇得师友好评之际,回过头来反思既往,她才切实地领悟到先前那些“理所当然”的担心原属多余,那些“顺常合道”的要求原非必要;她才切实地发现,正是那些不能为母亲理喻的作为,成就了儿子能力的优势和品格的亮点,她为此感到欣慰也感到愧疚,并以一个母亲的反省呼唤于母亲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少一点一门心思的欲求,少一点一厢情愿的专断,不可或缺的则是对于孩子生命的那份“尊重”之心、“体察”之心、“宽容”之心和“平常”之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作者的笔下,潜在着一种真诚的诉告:“成人”比“成功”更为重要。毋庸讳言,这一点须得强调,是因为在普遍层面上的母亲们那里,于“成人不成人”跟“成功不成功”的关顾上,已经发生大幅度的偏斜;作祟的心中之“鬼”,已经在“高分”与“低能”、“智商”与“情商”的诸多悖反中大面积地结出了令人唏嘘的苦果。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那阵,有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发话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鲁迅接过话题调侃说,如此发问正说明须得有的,“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鉴于目下许多父母的心理趋向和行为方式,我们倒也真该办办父范学堂、母范学堂。若然,这本《有一种毒药叫“成功”》,很可以列为基本而必修的教材之一。
(选自《文艺报》2011年8月17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