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钟嵘《诗品》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话著作，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而《诗品序》作为其审美纲领，在理解《诗品》正文方面具有很大的帮助。下面将就“吟咏性情”说、“自然真美”说、“滋味说”等方面对其进行论说。
　　关键词：感物 怨情 自然 滋味
　　鲁迅先生认为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个时期的文人们重新燃起对诗歌的热情，继《诗经》与汉乐府诗后，五言诗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更是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的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兴起，著书立说之风亦高涨于这个时代，钟嵘所著《诗品》对诗歌进行了系统的品评，可说开时代之先河，颇具特色。
　　《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说：“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此后，诗话成为我国古代文艺美学的重要形式之一。《诗品》之体例、品阶说、诗源说等都为后世所借鉴与评说，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而《诗品序》则集中体现了钟嵘的文学理想与审美倾向。
　　《诗品序》本为三部分，《梁书》本传中所记的是他上品前的序，不记他中品前和下品前的序。开头到“嵘之今录，应周旋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为上品序，以后“一品之中”为中品序，“昔曹刘殆文章之圣”为下品序。但是应注意的是，这些序虽分别列于上品、中品、下品之前，却不是专为上中下而做的序，因而何文焕在《历代诗话》中将三品序合而为一，后古直从之，称之为《诗品序》。后陈延杰之《诗品注》又称为“总论”。如今一般采用古直《诗品序》的称法。下面将就三个方面对《诗品序》进行评说。
　　“吟咏性情”论，认为诗歌由“摇荡性情”而生。首先，序的开篇便提出了诗歌的情性问题，认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气使景物发生变化，人的性情为景物所感，因而产生波动，表现在舞蹈唱歌上面。这自然之气充盈于天地宇宙之间，是万物之元气，诗歌创作须契合这自然之气，由气而生，方拥有灵动与生气。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特有的融合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其次，钟嵘又进一步阐释了“物之感人”中所谓“物”的具体所指。在《礼记·乐记》中便已提到“人心感物”对艺术创作的作用，而陆机注重于自然之物，刘勰又提倡“文变染乎世情，而兴废系于时序”，到钟嵘，才对“物”进行了较全面的阐释。钟嵘之“物”，不仅有“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这四候之感，更有“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股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伐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配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等生活之感。这样，诗歌的题材得到扩大，我们还可看到在钟嵘所列之景中多为悲凉的乱世之景，有野外横尸、战场厮杀、边塞悲凉、士兵出征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就是一个争霸的时代，民不安居，士无所用，钟嵘此论于今日而言便是文艺反映现实的理论，实为可贵。
　　最后，在“吟咏性情”这一“情”字上，钟嵘所着眼的是雅正幽怨之情。所谓“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提倡怨情。这也是钟嵘给诗人列品阶的根据之一，如其对三曹的排列，曹植位于上品，颇具风骨的曹操却列于下品，曹子健一生为兄所压，抑郁不得志，因而诗中自有一股怨艾之情；而雄才大略的曹操，风格悲壮，自有一股豪情。在阮籍嵇康的排列上也是如此，同为“竹林七贤”，阮籍位于上品，嵇康则位于中品，阮籍一生苦闷，于夹缝中艰苦求存，忧闷而“夜中不能寐”，以沉醉来躲避世事；嵇康却是立场鲜明的，他反抗司马氏，于被压抑的人生中求出路，因而颇具悲壮之风。“托诗以怨”这一提倡在他对待陶渊明的态度上更是得到了体现，陶潜之列于中品历来就颇受争议，其评陶诗“文体省净”，“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叹陶潜质直，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我们可看到，钟嵘在陶诗之自然清华方面是肯定的，然则他却没有进一步看到陶潜隐在话语下的怨抑无奈，陶渊明是入世无门转而隐逸，并不是他自愿选择田园生活的，因而任其如何冲淡诗中的情感，总还是会有隐隐的无可奈何之感的。钟嵘如此重视“托诗以怨”是与其时代相关的，这也涉及到诗歌的作用问题。《毛诗序》中就已提到诗歌有“怨刺上政”的功能，钟嵘生于乱世，政治腐败，朝代更迭，整个社会状况可说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因而他认为怨情之诗更能反映社会生活，具有认识和批判社会的功能，这在诗歌功能认识方面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自然真美”论，钟嵘所处的文学环境是倾向于唯美的，然而所追求的“美”却过于外在而流于形式，是时有沈约的“四声八病”说，有流行于文坛的浮华绮靡的宫体诗。钟嵘提出反用事、反声律来抵制这一潮流，他讲究“即目”、“直寻”，追求自然真实之美，反对雕琢和矫饰。首先他认为不应当把诗歌与经国文符混淆，“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性情，又何贵于用事”，并指出了用事对诗歌的损害，导致诗歌繁复而意蕴晦涩，有时只为展示自己的学问而硬要给诗歌大量的用典，实在是得不偿失之举。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钟嵘能够“断定病候，前人之所未道，后人之所不易”。可见在反用事这一方面，钟嵘发千古文人之弊病，是很精准而值得提倡的。后便是声律方面的反对，钟嵘认为“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诗歌声律的追求本是为追求诗歌的发展，这是无可厚非的，字词间的抑扬顿挫也增添了诗歌的韵味，只是钟嵘因追求自然而诟病声律对诗歌的限制，他评谢眺诗“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并认为“感激顿挫过其文”，并将其列为中品。然而实际上谢眺的诗歌清新秀丽，圆转流美，情感丰富，是山水诗的上佳之作，我甚而认为其文采要高过谢灵运。
　　《诗品序》中还有一个为后世所注重的论说——“滋味说”，古人向来都将“味”当做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有“品味”、“玩味”等说法，作动词用时指一种审美活动，名词形式时则指文学作品的美感和审美特征。钟嵘的“滋味”集中体现在诗歌的形象表现上，其在序中提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这里体现了钟嵘对诗人感情融入的要求，“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意为指陈事理，创造形象，尽量抒情来描写物象。只有将感情抒发出来并融入到景物之中，这首诗歌才算是有“滋味”，其实也就是赋予诗歌生命使其有内涵。而要以何手法来使感情融入形象呢，钟嵘提出了诗三义“一曰兴，一曰比，一曰赋”，这于《毛诗序》是继承而又发展的。他认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很明显的，这与传统汉儒经学家的解释是不大相同的，“兴”本来只是“托物起兴”等简单的修辞技巧，而钟嵘将其放在首位，表达一种以有限的景物构造无限意境的艺术手法，达到一种意犹未尽的效果，这与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意境论是有共同之处的。“比”本也是一种修辞手法，钟嵘将志与物联系起来构成“比”，使得感情得到形象化，化抽象为具体。“赋”原意铺陈，钟嵘认为它可借言辞来写事物，可通过物象描写来表达思想感情，以达到物与情的融合。不只如此，钟嵘还就三者的用法进行了阐述，认为应“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志也”，应整体用之，不可偏废。
　　钟嵘所列品阶向来是不为肯定的，其在某些诗人的排列方面的确是有失偏颇，但就其思想体系和审美倾向来看又是可以理解的，如其提倡“托诗以怨”，便将陶潜排入中品，逯钦立先生便认为无须诟病，皆因时代需要。在我看来，那些得以流传千古的诗作们本就难分优劣，各有其所长，唯个人喜好尔，譬如有人爱好李白的任情侠气，不喜杜甫的沉郁顿挫，在他的心目中杜甫自是比不上李白的，但从客观角度上来说，一个诗仙，一个诗圣，各有其情采，难分高下。
　　章学诚曾评《诗品》“思深而意远”，作为《诗品》审美纲领的《诗品序》集中体现了钟嵘的审美倾向与文学理想，我们可以从中窥出钟嵘为诗人列等级的根据，不可不说它是品读《诗品》的入门之作，它所提出的新颖见解既丰富了前代的文艺思想，又为后世的理论开拓了新的门径。
　　
　　参考文献：
　　《诗品译注》【梁】钟嵘撰 周振甫译注 1998
　　《钟嵘<诗品序>的诗歌美学思想》 张长青 《中国文学研究》
　　《就<诗品序>看钟嵘对中国古文论的贡献》 丁艳敏 《许昌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年第二期
　　
　　吴玉，华中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试验班学生。

• 吴玉洁： 论《诗品序》的诗美理想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