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庸”作为林语堂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林语堂文化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作为一种传统元素,“中庸”在林语堂这里以一种与传统中庸完全不同的方式存在着,显示出一种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林语堂 中庸 传统
　　
　　“中庸”作为林语堂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林语堂文化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林语堂对待人生及艺术的基本态度。作为一种传统元素,“中庸”在林语堂这里以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存在着,它与中国传统中庸有着根本的不同。
　　首先,目的不同。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中庸是以“仁”为目标的。孔子以“仁”为总原则,提出“仁者,爱人”的思想。但这种“仁”是指一种在礼的限制下的伦理道德原则。它不是今天我们普遍意义上的那种具有西方人道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而是在封建礼教限制下的具有阶级性的“仁”。在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范下,“仁”的实现是有所限制的,它不具有自发性。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仁”。这就是说人们的视、听、言、动都必须遵循周礼。既然儒家最高道德准则“仁”受礼的限制,那么中庸作为实现的手段和方法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普泛化的色彩。中庸在传统儒家这里同“仁”一样具有了一种伦理道德色彩。它也时刻以礼为标准,在伦理道德的限制下成为了一种普泛化的准则。
　　相较于传统中庸以“仁”为目的不同,林语堂以“人”为他中庸实现的最终目标,以人性内在平衡的实现为目的。这里的“人”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个人,而不同于传统的非个性化。林语堂的中庸在实现人性平衡的过程中已不带有传统中庸的那种伦理道德色彩了。林语堂中庸的内涵指的就是一种人性化的实现。它不受道德伦理的诸多限制,只是服从于人性的要求和需要。所以,林语堂的中庸较之儒家中庸就带有很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他不是把中庸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提出来,而是以最具人性化的具体方式表达出来,以近情为主旨,以常识为主要内容,赋予中庸以鲜明的个性色彩。他更多的是以一种在生活中的感悟与发现来阐述自己的中庸理念。他不把中庸看成是形而上的,而更多的是继承了子思形而下的中庸观念,在平平常常的日常生活中,叫人体悟着他的中庸精神。可以说林语堂是把中庸的日常生活性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他更注重个体自在的日常生活状态。这也正是林语堂把西方现代人文主义中的个性精神融合在传统中庸中的反映。林语堂的中庸是既脱胎于传统又具有时代特点的现代中庸。同传统儒家一样,林语堂认为人的本然天性是善的,因而应当充分实现这种人性。但他不认为人性的实现需要外界的诸多限制,反对以“灭欲”来维护“天理”。他举了这样的例子来表现他的近情的中庸精神:“一个人的女儿请求她的父亲许她进大学读书,她的父亲或许在回信之中列出许多极合于逻辑的理由,第一怎样,第二怎样,第三怎样,例如:已有三个哥哥在大学读书;负担已经很重;她的母亲正在家中患病,需要她在旁服侍等等。他在信末署名之后,又加写了一行附言:不必多说了,一准在秋季开学时入校吧。我总替你想法子。”[1]这里的父亲是一个近情的人,他有理智和逻辑,但最终还是天性中的父爱起了主导作用。而也正是这种行为使他的真人性自然地表露出来。在林语堂看来,只要人们能够按照合于常识的逻辑来处理问题就是近情的人,也就是掌握中庸之道的人。这样人才能达到合于理智的平衡。林语堂认为以近情为主的中庸实际上就是人之为人的常道,是普通的个体的人的常识。他甚至坦诚地说:“中庸之道,实即庸人之道”[2]林语堂认为人是有为善的本领的,所以极为赞赏孟子的“性善”说。“我是自小爱孟子的。……《孟子》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这句话不知如何,永远萦绕在我心上。这样的人生观,不是很好吗?人无有不善,就其善而养之。”[3]从这一点出发,林语堂相信人都有为善的本性。他的中庸讲求的是个体人性的自然舒展,在顺随人性的基础上追求个体的内在和谐与平衡,并以个体的幸福、快乐为旨归。
　　其次,方式不同。伴随着实现目的的不同,林语堂中庸在实现方式上也与传统中庸有很大不同。林语堂中庸在实现方式上与传统中庸最大的不同是通过他对中庸之道的具体实例陈述中体现出来的。他举了这样几个例子:(1)“当一个英国人不知是否应该送自己的儿子去剑桥还是牛津上学时,他可能干脆决定送儿子去伯明翰。于是,儿子从伦敦出发,到达布莱奇利(Bletchley)之后,既不向东去剑桥,也不向西去牛津,而径直向北去伯明翰。他正是在奉行中庸之道。”(2)“孟子意识到杀生的残酷,但又不舍得完全放弃肉食。所以他想出一条妙计,为自己规定了一条纪律,‘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看不见厨房在干什么,这使得儒家的良心有所安慰。对这个饮食难题的答案就是典型的中庸之道。”(3)“许多中国的老祖母们,既想使弥勒佛高兴,又不想完全禁止肉食。于是她们实行了另一种方式的中庸之道:规定在某一段时间内食素,一天至三年不等。”从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中庸之道与传统儒家中庸之道的具体要求相去甚远,甚至相反。那么林语堂中庸例子中所表现的巨大差异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在这里主要是两者在中庸的向度上产生了较大分歧。传统儒家中庸之道的运用是主体对矛盾双方的调查、研究,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实践过程,它的实践目的不是做得不够而是做到在礼的限制下的最好。可以说这一实践过程是比较艰苦的,没有多少主观随意性。正如前面所讲到的“叩其两端”和“执两用中”都是指主体经过实践后用于实际的过程。这是一个用智的过程,而且这种“智”是经过艰苦的学习与实践积累起来的,是一种后天性的知识性的智慧。而林语堂的中庸之道不求是否符合客观最好,他也用“智”,但林语堂的“智”指的却是一种浅明简朴的常识。那么林语堂不求最好他求得是什么呢?“杜利特尔是一个儒家,知道怎样才能高兴,只要高兴就可以。”正如前面提到的林语堂的中庸具有很强烈的个人主体色彩。所以这就必然要求对个体自由的保证,有了个体的自由,才会有个体的独立性。在整个林语堂中庸之道的例子描述中,我们看不到一点儿与传统儒家中庸法则一致的东西,相反他的这种中庸观点正是传统原始儒家中庸所反对的,有折衷和调和矛盾的嫌疑。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林语堂的中庸是脱胎于他的“中国人文主义”的,而这种人文主义又是他西方文化与传统儒道相交融的产物,那么他的中庸自然而然的不是纯粹传统意义上的儒家中庸了。他的中庸本身也是吸纳了多种文化滋养而成的。最确切的解释就是他把道家的人生哲学与中道观糅和进了儒家中庸观。他以儒家中庸观为骨架加入了道家自由、任情以及西方个性自由的精神。而且道家的中道精神成为林语堂填充他中庸内涵的主要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林语堂中庸在表现形式上实际是借用了道家的中道观。林语堂作为接受过西方先进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是他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因此他的中庸与传统中庸的第二大区别就是林语堂中庸体现了主体的自由性,它是在吸收了道家中道观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基础上形成的。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中庸与传统中庸相比有很大不同,甚至可以说在本质上与传统中庸是相背离的。但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产生的这种思想也必然是与时代要求相联系的,因而林语堂的中庸也正因着这些不同而显示出其独特的现代性意义。
　　
　　注释:
　　[1]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第一版),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99页。
　　[2]林语堂:《中国文化之精神》林语堂文选(上).(第一版),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页。
　　[3]林语堂:《孟子说才智气欲》,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林语堂代表作(第一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刘清涛 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中文系 137000)

• 刘清涛： 林语堂中庸与传统儒家中庸之区别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
• 刘清涛： 论林语堂“中庸”的因革与变迁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