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阎连科过分专注于苦难的描写,故事情节非常惨烈,并且作品中有一种历史循环论的宿命意识,小说的艺术力被消解,反而削弱了人们对苦难的认识。他科过分注重言说方式的革新,比如方言的运用,导致受众面大大缩小。最后阎连科小说创作最大的困境是陷入重复之中。
　　[关键词]阎连科;乡土小说;不足与困境
　　
　　从地域和题材上,当代文学创作越来越朝两个极端发展:乡土文学在原汁原味的旗号下陶醉于被夸大的落后性,进而使这种苦难叙述成为作家把玩的癖好;而都市文学在生活方式的幻想中陶醉于被夸大的现代性,仿佛每个人都在遭遇激情后衣着讲究地走进酒吧,在高雅音乐陪伴下喝上一杯红葡萄酒……时至今日,占全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仍以一个模糊笼统的庞大群体出现,如马克思在谈到法国小农时所说:“他们不能再现自己,他们只能被再现。”乡土文学对农村的书写仍然轻浮而苍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与沉思。
　　笼统一点讲,对乡土文化负面价值的批判已构成了河南作家在新时期文坛的核心价值。阎连科无疑是其中表现苦难的佼佼者,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对苦难的生活似乎有着特殊的表达执着。
　　我们看阎连科的创作,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生活在豫西的嵝耙山脉,而近三十年来人们的生活竟然没有一点改观,一直很蔽塞,人们生活异常困苦,对生命事业生活种种追求全都以一种原始的认知方式进行,都处于失败的境地。这与我们的生活实际明显是脱节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及改革开放,我们的农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三农”问题提出后,尽管还有一些人生活在贫困线,但总的来说农民生活更是有了大步进展,而作者还是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进行着乡土小说的创作。这样会使大家看不到新时期农民的实际生活,而给人带来一种悲观的影响。我们认为“苦难不应成为乡土文学的窠臼”,[1]“文艺作品要防止只展示苦难,只看到悲剧,要用理想的追求与发展的眼光,去观照和叙述乡村。写乡村历史的曲折和社会的不公,要暗传社会蜕变前缓慢但清晰的‘胎动’。写农民命运的坎坷多变,要突现出人的内心搏斗冲突,和在苦难中对‘人生意义’执着的追寻。写各种苦难和冲突,又要浸润人间的温情。写农村的贫瘠落后,还不要忘了展现生活的诗意。”[2]在我们的作品中,应该可以读到绝望中的挣扎与呐喊,也应该可读到生存的坚韧与希望。真实的再现农村生活得方方面面。
　　阎连科的小说至始至终贯穿着寻求主题,在这个寻求主题当中作者无不在对乡村生活进行苦难描写,展现给我们一个个惨烈的故事情节,在这总是失败的寻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天命”意识,即宿命论。批评家葛红兵曾评述《日光流年》“它以无法抗争的宿命揭示出中国为什么会是一个世世代代都被束缚在集体主义、道德主义、独断专制和现世态度等文化状态下万劫而不得解脱,这也是阎连科的小说最有思想价值的一面,但是我感受到的惊愕与随之而来的困惑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即在阎连科小说里所呈现出来的对民族苦难环境和细节的最生动而逼真的描写中,尽管有如此惊心动魄的艺术描写,但总还是有些无形的障碍,阻止了他的作品的艺术生命能够回气荡肠地自由突破,仿佛是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地杀过平原,突然陷入了一大片沼泽地不能自拔,难以腾飞,然后默默地归于生命的寂静。”
　　我们回到文本来看《日光流年》三姓村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却仍活不过40岁。《耙耧天歌》尤四婆悲壮死后会出现如此的场面:三个疯痴女儿因食父母尸骨而恢复正常并有身孕,但死者突然开口,说这疯病遗传,你们都知道将来咋治你们孩娃的疯病吧?女儿们的哭声突然僵住了,宿命的阴云又拢了上来。这样悲喜交织在一起的人生结局,一是暗示了凡人可能通过坚韧不拔的恒心在斗争局部上胜过命运,二是暗示了即使这样的胜利在循环的历史论里仍然没有意义。同样,《年月日》中先爷用生命维护的玉米终于结出了七粒玉蜀黍子,“这里“七”的数字意象当然也充满了象征性,我们可以从西方文化传统里找到上帝创世的过程,但更为直接的意象则是东方长夜中的斗罡七星,它暗示了人生的路标由于这七粒玉蜀黍子,第二年大逃荒中有七户青年男子留了下来,为整个耙耧山脉保存生命的种子。于是我们可以想象,第二年的七户庄稼人保存玉米种子的抗旱过程,必将是新一轮的残酷与惨烈。”[3]
　　在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中,他提出了问题,看到了农民生存的苦难,但是无法给出救赎之路,因此就用循环论来解释历史,“这种观念产生于苦难重重的中国民间,自有其抵御与消解残酷的天灾人祸的心理功能……对‘天命’的违抗与搏斗构成其悲剧艺术的主要审美特点,而循环论恰恰是回避了面对历史的残酷与绝望,结果往往使悲壮与滑稽置于同一艺术效应里互相犯冲,艺术的力度就被消解了。我也不是一般地反对悲喜剧的艺术效果,更不是要用西方的命运悲剧的审美标准来要求阎连科的创作,问题是,阎连科在其艺术世界里提供的艺术节实在太惊心动魄了,也可以说是太难以想象了,如果没有相应配套的艺术架构来嵌镶它们,就不能不影响和减低了那些艺术细节的充分表现。所以,读阎连科的小说有一种比较共同的看法,觉得其小说中精彩片段的价值高于全篇,短制结构的价值高于长篇,可能正是由这样的矛盾所造成。”[4]甚至有论者指出阎连科大力经营的苦难并没有回收到他所预期的震动、同情和泪水,认为这种创作与接受之间的不对称是阎连科小说的通病。
　　我们再来看阎连科的语言,阎连科把方言带入了小说创作中,并对方言进行了开掘,在时间上刻意用当代中国人都不太会计算的天干地支法来代替公元纪年法,在结构上将正文与“絮言”并行展开,在正文中大量使用方言土语,又在絮言里连篇累赎地加以注释……这一系列的实验性做法使得阎连科亲近了精英批评家,却远离了普通的读者,甚至连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开始读《受活》的时候都觉得根本就看不进去,觉得非常难受。作家对文本语言的探索无可厚非,问题是如果作家创作中过分追求语言的陌生化、通感化,忽视读者的审美接受,进而影响读者对内容的接受,那么作家的创作或许是得不偿失的。
　　最后阎连科自己认为所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面对写作时出现新的重复,这种重复是明知重复又无可奈何的重复。早期的写作,最重要的重复表现为故事与人物的重复。可当这些重复在努力中还没有完全克服时,新的重复就又渐渐显现和突出了,即,认识生活方式的重复。或者说,是长篇小说表达的重复。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当下的生活时,去看待当下走过来的历史时自己有限的那一点新的认识(也许本来就不新)。在一部作品中表达之后,而在另一部长篇中,没有了更新的认识生活的方式,更新的洞察生活的第二双眼睛,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重复的产生。比如《日光流年》、《受活》和《丁庄梦》,它们也许在故事、人物和语言、结构上都有差别,都有自己的个性,但在作者认识生活的方式上却没有本质的不同。这种‘新重复’可能是更内在、更本质的一种重复,是一种小说精神的重复,自己原来对故事、人物等创作中的重复还并没有完全解决,新重复就已再次显现出来。当然也可以把《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看做‘三部曲’来读,当我们把它当作‘三部曲’来看时,也许可以从那些‘共同’的东西中读出一种更复杂的意味来,读出一种更说不清的‘小说精神’来,但你今后的创作怎么办难道还要写‘四部曲’、‘五部曲’那样的倒人胃口的作品吗?”[5]
　　
　　参考文献:
　　[1]马跃敏.苦难不应成为乡土文学的案臼——兼谈阎连科小说创作的转型[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6,(1)
　　[2]肖云儒.写好新历史阶段的新农村新农民[DB].2008.http://www.cflac.org.cn/ysb/2008-12/18/content_15214525.htm
　　[3]陈思和.读阎连科的小说札记之一[J].当代作家评论,2001,(3)
　　[4]陈思和.读阎连科的小说札记之一[J].当代作家评论,2001,(3)
　　[5]阎连科.长篇小说创作的几种尴尬[J].当代作家评论,2006,(1)
　　
　　作者简介:张芳(1980—),河南滑县人,河南省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与文化传播系,助教。

• 张 芳： 阎连科乡土小说创作的不足与困境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