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庸众,普诺汉列夫有一个十分精彩的意见: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只在财产、权利的分配上存在冲突,在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在《祝福》中,鲁四老爷和柳妈等人对于迷信和不洁的观念没有根本的区别。正是这种“一致”的情况导致了群众起哄的特征。在愚昧群体的起哄威力中,许多弱者被谋杀。李银河把起哄带出来的东西称为羞感文化:在所有人都在为一些故意束缚人、和人过不去的陈规陋习叫好起哄的时候,想反对它的人就会遭到相反的起哄,并由此感到羞愧,以致于加入到起哄的队伍中去。
　　[关键词]鲁迅;《祝福》;文学评论
　　
　　列夫·舍斯托夫也在《论凯撒》中说过:“民众是英雄的炮灰,英雄只是民众的笑料。”仿佛为了印证这样一句悲凉的话,鲁迅的笔下群体性地出现了英雄被群众庸俗化、甚至扼杀的悲剧故事。
　　一、英雄与庸众的对立隔阂
　　(一)《故事新编》中的英雄与庸众
　　在《故事新编》当中,英雄和群众显然并不是相互需要的,英雄始终没有得到群众的认同,反而沦落为笑料的下场。从《补天》到《铸剑》、《奔月》、《非攻》、《理水》,5篇小说中的英雄都是黯淡的结局:一是英雄要拯救庸众,却被庸众享用牺牲,如女娲、宴之敖、墨子,二是英雄在成就功业之后,要想生存于现世就必须向庸众妥协,否则仍将滑向第一种结局。而迎合世俗、迁就庸众就意味着英雄独立人格的瓦解,这同样意味着英雄的消失和退败。无法逃脱独立人格甚至生命个体的消失,这成为了固定的悲剧结局。
　　鲁迅对于英雄、斗士的悲观看法,不仅仅是相对隐晦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他甚至多次直白地解剖了这种现象:“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1]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大小而言。”[2]
　　“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 “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3]
　　当一个作家偶然涉笔某类作品时或许是无意为之,但当这种类型的作品反复出现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固的原型模式时,它就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英雄不约而同地由崇高走向滑稽,这既是鲁迅在反思中国历史文化后得出的结论,更是他在自己的人生行程中切切实实的人生体验。
　　鲁迅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反思,最早可以追溯至留日期间。鲁迅留日正值甲午战后不久的1902年,当时日本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必须向日本学习、进行改革。于是,鲁迅和其他留学生一样,怀抱着“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理想,踏上东去的海轮。在留日期间创作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学》等早期著作探讨了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根源,提出立人观念,推崇尼采所说的“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呼唤中国精神界之战士即英雄的横空出世。这与《故事新编》中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英雄相契合。
　　矛盾的是,一方面鲁迅倾力呼唤着英雄,但英雄却走向了末路。这种认识来自于留日时期的英雄主义理想和回国后看过老中国历经磨难却依然故我的现实。救国的激情、立人的崇高信念遭到了颠覆。经过痛苦的挣扎,鲁迅终于消解了自己的英雄情结,认识到自己“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英雄。”[4]
　　1922年,鲁迅创作《补天》(即《不周山》)时,正值五四退潮时期,新文化阵营开始分化,鲁迅引为“同道战友”的精神界战士们“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这使他亲身体验了英雄的悲剧境遇和结局,于是有了女娲周围那些猥琐的不肖子孙和他们的卑劣行径。
　　《铸剑》和《奔月》,则是鲁迅在经历了“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后离开北京,于1926年和1927年在广州和厦门所作。当鲁迅“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五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在“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的环境中,他“听到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5],这种孤寂的心绪、悲凉的生命体验,以及对自身悲剧性存在的清醒认识,融入到了宴之敖、后羿的血脉精魂当中。于是,宴之敖的复仇堕落为愚昧无知的庸众观赏的闹剧;后羿的丰功伟绩被无耻之徒窃取占为己有,英雄遭到了小人的暗算。
　　到了《理水》,大禹治水成功后被“黄金世界”中的世俗庸众所同化。在另一个场合,鲁迅曾经讲过一个类似的滑稽的故事:“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自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6]
　　救国英雄墨子阻止了战争之后被搜检、冷落,老子的“清静无为”无法拯救自己,在官吏们的昏昏欲睡中显得尤为滑稽;庄子神圣超然的处世哲学在庸俗的生活中失去了光环,手无缚鸡之力的他在巡警的帮助下才得以落荒而逃。这些中国脊梁似的人物,在滑稽、荒诞、无聊当中隐退。这就是庸众的伟力。
　　(二)《呐喊》、《彷徨》中的斗士与庸众
　　在未庄、鲁镇、S城、无名的村庄中,人群从精神状态的角度划分,基本上有这样三种:清醒地施与扼杀之力的强势者、孤独的受钳制者,还有就是蒙昧的群像——他们既是主动的迫害者也是糊涂的受害者。深陷灾难的人们,没有得到庸众的救助。庸众作为看客享受着受难者倒下的过程,咀嚼着自身冷漠的必要和痛快。幸灾乐祸的扼杀伟力,将凉薄社会最需要的怜悯的温情,挤压得无迹可寻。鲁迅多次和许寿棠讨论道: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就是诚与爱。无诚无爱的群体,充斥着鲁迅的小说。
　　众所周知,《呐喊》、《彷徨》基本主题是封建思想及封建伦理道德吃人,作品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封建的社会思想环境吃人。环境描写在小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环境与人的对立是小说主要情节基础。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鲁迅的创作始终是为了“社会”与“人生”,这样,就必须正视现实,按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现实。通过病态社会和病态的人们,暴露旧社会的病根,设法加以治疗,呼唤人性之完美,诅咒黑暗的社会。《呐喊》、《彷徨》的环境描写是出色的,耐人寻味,其环境描写甚至可以脱离人物个性塑造而独立存在,而人物却没有这么大的独立性。典型的要数《示众》了。
　　《示众》无疑是写病态的社会与人生的,这篇散文化的小说没有公开的矛盾,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情节,有的只是一个场面,一种环境,小说开始,作者主要渲染了大街的闷热与寂寥,读者感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要发生某些变故。但直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街头上挤来挤去的人众是毫无意义的。这篇小说,作者只让环境自身说明人众的愚昧落后,保守与歹毒,麻木与冷酷。夏日街头是酷热的,但我们感觉却是“人众”的空虚与无聊,感到在封建统治下整个社会的沉滞与荒凉,充斥着一个个麻木的心灵,而这种以麻木为特征的国民劣根性,更是人道主义者的鲁迅时时考虑并鞭挞的。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认为自己改业而从事于文学,乃是由于他在日本看到一部影片,影片上的一个中国人“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7]的一大批中国人,于是认为救国必先改变国人的思想。小说《示众》所写的,并不是砍头场面,然而同样流露了沉痛与焦虑的心情。鲁迅刻划“围着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意在指责其不知反抗或者没有唇亡齿寒、同病相怜之感。无论是细眯着眼带着睡意而叫卖的胖孩子,还是拼命想看新奇把嘴张得像死鲈鱼似的瘦子,无论是声如响雷、形如弥勒的店老板,还是梳“苏州俏”善于哄骗孩子的老妈子,他们不是去体谅别人的处境,而只是顾自己的利益,损害别人以满足自己。鲁迅认为,最苦恼的事情,乃是人世间的无声无息的寂寞,也就是没有反应的反应。这对《示众》是一个注脚。体格纵然强健,但精神已被扼杀,感情已被冷冻,还有比这更惨痛的悲剧吗?假若不从环境冷酷这一点入手进行人物分析,有许多篇章便索然无味。比如,离开了具体的生活环境,《伤逝》里的涓生便是忘恩负义的负心郎的形象。
　　(三)以庸众为主体的环境威力
　　环境与人的对立构成了《呐喊》、《彷徨》中各篇小说主要矛盾和情节基础,在这里,“环境”的意义有了巨大变化,“它不再主要指人物活动,物质空间,不再主要指人物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而是由人组成的特定思想关系。”[8]环境不再是彼此对立的思想势力组成的社会背景,而是一个具有高度统一性的思想天地,起支配作用的是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意识。这些环境的缔造者、意识的发出者,自然就是那些成千上万、或有名或无名的庸众。
　　从闰土到阿Q,从孔乙己到陈士成(《白光》),他们都领教过这个具体的思想环境的厉害,随着极限压力,并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精神意志被搞垮。反过来说,人物性格的扭曲,人物灵魂的破碎又从反面证实了周边环境的残酷、冰冷与险恶。《狂人日记》正文第一段有“我怕得有理”的话。狂人为什么害怕?说明他对吃人的封建社会有清醒的认识,凭自身的体验,知道对周围社会“须十分小心”。赵家的狗看他两眼,赵贵翁想害人的眼色,路上行人的议论,小孩铁青的脸,古久先生的不高兴,都令狂人“怕得有理”。这些既说明了主人公所处封建社会污秽黑暗,冷酷如冰,也预示着狂人对迫害他的社会环境的警觉、探索、憎恨与反抗。《祝福》里“旧历的年底毕竟最象年底”这句开篇语,说明尽管发生了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但环境依然,习俗与思想如故,包含着感叹与愤慨,深藏着批判和嘲讽,入木三分。
　　在《故事新编》里各种背景模糊的古城古镇古村落当中,庸众却以另外的强势面目出现。蒙昧群像的伟力,谋杀了弱者,消解了英雄。《故事新编》几乎就是一部英雄如何消亡、堕落的黑色幽默史。在《补天》中,女娲不知疲倦地创造了人类,然而人类却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甚至以纠缠和冷笑痛骂回报了这位人类母亲。创世的英雄死后成了子孙安营扎寨的好处所,她的英名成了无耻之徒的幌子。
　　《铸剑》是鲁迅写得非常严肃的一篇,眉间尺和宴之敖的决绝和九死一生而不悔精神,是鲁迅极为推崇的——“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鲁迅甚至曾以“宴之敖”为笔名。在新的历史想象中,连复仇故事都显得如此滑稽热闹,《铸剑》中的宴之敖成了观看玩赏的对象,甚至还不是玩赏的主角,百姓只是在观赏国王的大出丧中,顺便谈论了这个故事的配角。悲壮从未进入百姓的视野中心。眉间尺和宴之敖以自我的毁灭产生了悲剧。
　　而《射日》中后羿射日的伟业,不但为小人所窃取,往日的雄风壮志,也消磨在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中。《非攻》里的墨子,在为百姓苍生主动承担起阻止楚国进攻宋国的重任,当他静悄悄地挽救了一个国家命运的时候,却被这个国家所谓的保卫者层层搜检,并以救国的伟大名义募去了唯一的破包裹。《理水》中,治水时候的大禹是以黑瘦的庄严形象出现,治水成功之后在一片歌舞升平中却被软化成阔绰漂亮的新阶层。英雄的一生,都是以拯救的面目开始,却无一例外以身体、甚至独立人格的消失为结束。
　　这就是新叙事学概念中“有意味的形式”。当一个作家强烈倾向于一种相对稳固的叙事形式,那就值得玩味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并不写于同一时期,而将它们收于一集,集中呈现了鲁迅根深蒂固的对于英雄的期待和怀疑。《补天》)(即《不周山》)写于1922年,《奔月》和《铸剑》写于1926—1927年,《理水》、《非攻》写于1934年,《采薇》、《起死》、《出关》写于1935年。令人费解的是,在他最后创作的三篇小说中,为朝代变更而绝食的老头、用哲学为别人起死回生反而惹来一身麻烦的庄子、企图逃遁但摆脱不了纠缠的老子,可以说这些都不是英雄。英雄的缺失,意味着作者在新编故事的这个年代中,英雄已经无迹可寻。
　　对于庸众,鲁迅有着非同寻常的憎恨和害怕:“中国庸众的伐恶之心并不下于军阀;如果那些攻击他们的文字被他们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地了,所幸他们中识字的人毕竟不多。”[9]这样的案例也许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悲剧:即对于命运悲惨者,身边能给予悲悯的永远是少数。广东电视台《活着》栏目的记录片记着不少这样的故事:父母双亡的孩子在学校总是遭到同学的嘲笑和遗弃甚至欺辱。在人一生中早期的单纯时光中,言行举止有着自然自发的性质,人类的恶之心和愚昧的一面,在他人的悲剧面前展露无遗。
　　无数庸众制造的无事的悲剧,平淡甚至油滑的语调当中,蕴藏着鲁迅强烈美好的愿望:“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10]
　　二、英雄的绝境
　　庸众的强大势力导致英雄成为孤独的斗士,导致知识分子成为了牺牲品。对于这群悲剧人物的出路在哪里,鲁迅却无法提供更好的选择。无论是狂人、夏瑜、长明灯里的疯子这类作为先觉者出现、有着实际反抗行为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是觉醒过后最终沉沦的魏连殳等人,还是在群众的误解和诋毁当中企图坚守情操的传统知识分子,鲁迅都没有给予他们光明的现在和未来。
　　(一)黄金世界的渺茫预约
　　在《头发的故事》中,愤激的N先生认为启蒙造出了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我要借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11]
　　要理解阿尔志跋绥夫的这段话,我们不得不引入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绝境》。这部小说出版于1910年到1912年间,很快就以其中的新征兆和新预感激起了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阿尔志跋绥夫改写了契诃夫、屠格涅夫的文风朴实的风格和底层人物的文学主题,泥沙俱下的叙述裹胁着现代人的疯狂、情欲、自杀、罪疚和绝对的虚无,可以说这是一部“自杀俱乐部”的讨论记录,篇章里充斥的是“纳乌莫夫思想”谵妄的话语。
　　纳乌莫夫是小城里新来的工程师 ,在他“兴致盎然、目光炯炯、甚至满含贪婪”的蛊惑下,众人对自杀产生了近乎迷狂的关注,不知疲倦地讨论自杀的必要性。他“于一切有中看见无所有”,帮助他人看到日常生活的徒劳,爱情的无常,上帝、黄金时代、革命的虚妄。
　　而令人震惊的是,如此冷酷的思想却来自当年最热情的信仰者——纳乌莫夫是从绞刑架上逃生的革命者。他早年也曾做过黄金世界的迷梦,因之被抛到现实的最底层,依凭自己在污泥中挣扎的肉身洞察了它的虚伪。纳乌莫夫却调转了革命的矛头,信奉起自己对全人类的仇恨,妄图建立地上的黑暗王国。在要塞等待死亡判决时,他突然意识到一切彼岸性的社会理想蕴含着的强权与残忍。
　　所谓的“纳乌莫夫主义”说出了部分的真相,一切渺远的社会理想都存在手段——目的,偶在——必然,现在——永恒的断裂,它看轻此时此刻的每一个弱小者的眼泪和鲜血。“人类命运大厦建基在无辜者的受苦和眼泪之上,谁有权力用他们做肥料去培育未来的和谐?”理想虽新,残酷的悖论却未曾改变。一切关于未来、彼岸、永恒的革命理想依然压迫此在的生命,而“人、群众、无产阶级”同样漠视个体人格,“正义、自由、幸福”都是为未来预备的礼物,此时此地的受难者无法得到补偿。“他们就像被某人无情的大手抛洒下的僵死的蚁蝼,纷纷扬扬地落进坑穴,泥土掩埋起他们,新辟的道路从他们顶上通过,甚至都没人在乎,化作了这道路上所有尘土的正是他们曾经跳动、痛苦与希望的心灵。”[12]
　　活生生的个人吁求现在,黄金世界却把拯救和解放的许诺留给未来。一切宗教和革命理想都回避这个问题:如何安放人的此在,具体的、活在当下的个体如何获得意义。而他决心“不再制造新的不幸者,不再欺骗他们,向他们承诺一个黄金般的未来”。俄国批评家阿姆菲杰阿特洛夫1929年在米兰哲学界的“流亡文学”演讲中认为:“(阿尔志跋绥夫)是那种理解力远远超越时代并达到历史前瞻性的作者:能给他公正评价的不是当代,而是后世。”
　　这部小说终于在近一个世纪后得以在中国出版,错置的时间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一百年前狂飙突进的我们还无从体验其中的沉痛,他的中国知己鲁迅晚年也不过从中“看见了绝望和荒唐”。
　　(二)出路的迷惘
　　文学中的许多问题本来就是永远无法圆满解决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如此。那些解决不了的矛盾形成了文学中长盛不衰的母题、原型。“破字当头”已经了不起,我们无法苛责鲁迅没有“立”。“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该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13]鲁迅只为我们揭露了问题,“引起疗救的注意”,仅此而已。
　　知识分子无法把黄金世界预约给后人,更无法给自己创造一个黄金世界。现实世界的黑暗渺茫,以及黄金世界的遥不可及,鲁迅笔下的芸芸众生中,知识分子成为最沉重的一群。他们肩上的沉重,和闰土等农民身上的几座大山不同,是更多基于清醒的心灵和毫无出路的铁屋子之间的强烈碰撞。
　　无论是狂人、夏瑜、长明灯里的疯子这类作为先觉者出现、有着实际反抗行为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是觉醒过后最终沉沦的魏连殳等人,还是在群众的误解和诋毁当中企图坚守情操的传统知识分子,鲁迅都没有给予他们光明的现在和未来。
　　在表现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小说中,所出现的民众形象几乎都是处于和知识分子相对立的位置上的一群,他们是作为觉醒知识分子的对立面而进入作品中的。无论是“狂人”所面对的群体,还是魏连殳及史涓生所面对的所谓的大众,让人看到的就是愚昧和凶残,而这同时又是知识分子所要面对的启蒙对象,这同样充满着一种悖论,从作品的表现来看这是一群无可救药的人,但是从知识分子的使命看还必须要对他们进行启蒙,这种感性体验和理性判断之间的矛盾,同样显示出这种选择的两难。叫醒铁屋子里的人寻找出路,然而没有出路。鲁迅的迷惘是真实凝重的,他无法赋予笔下人物以力。
　　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深深体会到人们对“力”的渴望,然而,她毫不客气地回应自己无法生编硬造出“力”来:“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嗜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14]
　　在不同类别的知识分子身上,鲁迅没找到坚实的力,也没有自欺欺人地赋予他们光明的奋斗前途。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历程和悲惨下场,让鲁迅看到了他们的渺小和不可靠。站在远处和高处,鲁迅体验到的是绝望和失败。“破”字当头,“立”在何处,那不是鲁迅思考的问题了。茨威格在自杀前说道:“愿你们穿过黑暗能见到光明!可我这个格外性急的人现在就要走了。”鲁迅也奢望自己掮住了黑暗的门,放同时代者和后来者到光明的地方去。然而,他无法像茨威格一样给予别人宽容,他给予的是对同时代者以及后来者的绝望。
　　
　　参考文献:
　　[1]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2]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3]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4]鲁迅:《〈呐喊〉自序》,《鲁迅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5]鲁迅:《怎么写· 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6]鲁迅:《华盖集· 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104页。
　　[7]鲁迅:《呐喊·自序》,《鲁迅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2页。
　　[8]王富仁:《<呐喊>和<彷徨>的环境描写》,《名作欣赏》,1985年3期。
　　[9]鲁迅:《而已集 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
　　[10]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11]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页。
　　[12][俄]米彼阿尔志跋绥夫著:《绝境》,王榭堂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
　　[13]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14]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453页。
　　
　　作者简介:徐龙洙(1960—),男,韩民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 徐龙洙： 论鲁迅小说的“英雄斗士与庸众”　/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8期